教育体制设计上，缺乏公正原则

教育公平在其终极意义上要归结到个体公平，但个体公平的实现要涉及特定的范畴，如性别、区域、城乡、阶层等，不同的个体处于不同的范畴中，所体现的差异也是不同的。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绝大多数是基于户籍制度来设立的，不仅个人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自由没有得到保障，而且个人的基本教育权利也经常受到损害。

仅以城乡教育不公为例，忽略城乡不同单元内部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而模糊覆盖所有城乡主体的城乡教育政策设计，使得城乡教育政策设计中的诸多措施明显与城乡社会中的真正底层无关，反而让城乡社会中的中上层，特别是上层搭了底层的便车而获益，从而导致城乡空间内部的阶层结构在理想性的教育公正政策实施中进一步断裂，从而拉大城乡阶层内部差距。另外，真正的城乡底层因为缺乏自我真实利益诉求的公开表达，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政策设计者即便为真正城乡底层的利益代言，这种代言也显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底层同意。

“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高达10%以上。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七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三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全国现有8500万文盲半文盲，3/4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实际完成三年初中教育的学生大致不超过30%。如此多的孩子放弃接受初等教育，不纯粹由于经济原因，相当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条件的不同、教育质量的优劣导致了这样的差异。”^[23]另外，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61亿，约占总人口比重的20%，5—14岁学龄流动人口数量为1911万，约占学龄人口比重的13%。而且这一数据还未能将留守儿童囊括在内。^[24]这些典型数据都显示了在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受教育者的集体失声。

事实上，当前中国教育公正的短板正是因为没有合理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合，特别是缺乏对社会底层利益的主体性关照，而强势的精英话语又遮蔽了中国城乡底层社会的真实声音，在政治主流和社会生活之间制造了一定程度的割裂。这种割裂直接体现在一种利益相关者主体缺位的政策设计上，导致了中国当前教育体制设计上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