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社会文明和市场一体化的产物

人们在经济决策中表现出非理性行为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Henrich等（2001）对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复制了这一结果，尽管部分地区，比如马奇根加人给出了极低的出价（总额的26%）和几乎对低出价的全盘接受（拒绝率为4%）这样的结果，整体来看，在所有的社会里，出价均为正值，甚至在一些社会里，出价超过平均分配值，对正的出价的拒绝也维持在较高的概率，这些结果显示了对理性经济人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假设的系统偏离。这个跨文化研究提出，经济决策的偏好是由经济规模如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经验决定的（Henrich，etal.，2001）。

Henrich等的研究为以下问题提供了答案：①偏离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非理性行为是人类表现出的普遍模式吗？②个体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偏好的形成？③如果影响，那么人类本性的可塑性的边界条件是什么？或者说什么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在起作用？④有没有一种文化下，其行为是最接近理性经济人假设的？⑤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相对富裕程度以及个体所处的文化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个体对公平和惩罚不公平行为的倾向性？在他们的研究发表之前，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已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大学生被试，这个群体的同质性相对较高，无法作为整个人类的经济决策行为的代表。Henrich等的研究涵盖了四个大洲以及新几内亚地区，对来自15个小规模社会的社会人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包括三个狩猎社会、六个刀耕火种式的园艺社会、四个游牧社会和两个小规模的农业社会。研究结果参见图6-3。由图可知，绝大多数社会下，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出价在总额的40%～50%，有部分社会甚至提出超过平均水平的出价。秘鲁的马奇根加人和南美印第安的盖丘亚人的出价偏低。反应者的行为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比如马奇根加人的拒绝率最低，奥乌和哥劳人对提议的拒绝率特别高（而提议者给出低出价的比例并不高），表明这些群体对不公平尤其敏感。

对于以上问题，该研究给出了以下答案：①所有社会背景下的决策行为均不符合自利原则；②不同群体间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变化的范围和模式表明人类社会性的可塑性具有一定的边界；③社会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合作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两个因素可以解释群体间差异的大部分变异；④马奇根加人的行为最接近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特征有关：基于亲缘关系成立的生活圈子，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位，除了狩猎外基本无合作行为，且人们之间很少进行经济交换活动；⑤个体以及社会统计学变量无法解释群体或群间的行为变异；⑥实验性博弈通常可以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模式（Henrich，etal.，2005）。

图6-3　15种社会群体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出价气泡图和拒绝率分布（摘自Henrich等，2005）

Henrich等的研究向跨文化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使用最后通牒博弈比较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群体间的差异。尤其是发现市场一体化发展程度与公平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人们越倾向于公平的分配。这个结果挑战了常识所认为的，市场经济下人们更加追逐自我利益的观点。但是，将群体间的行为差异归因于文化背景或市场，可能会掩盖一些心理机制上的差异。因而，对文化因素进行实验控制，可能会揭示一些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