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地理”

以“大山”概括黔中地理风貌，总结黔中文化特点，归纳黔中文学特征，实际上不是笔者的独创，而是受到黄万机观点的启发。黄万机以“大山风格”概括黔中明清诗文风格的特点，他认为：“贵州作家们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自幼感受着大山的雄伟奇崛之气，对其性格志趣和文学作品的风格气势，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就其性格志趣而言，“刚强的性格特质，不仅为某些作家所具有，而且可以说是黔人的主导性格。因为他们生长在大山中，大山的形象、意蕴、气象使他们耳濡目染，逐渐镕铸成一种刚毅顽强的性格特质”；就其文学风格而言，“大山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奇崛之气和阳刚之美，二是涵纳殊方，广采百家。^[5]黄氏沿着地理——性格——文风之逻辑，讨论黔中诗文风尚，并将其命名为“大山风格”，确为有启发性的卓见。

黔中地理最典型的特征是多山多石，多大山多奇石，故称“山国”。多山多石的地理环境，是黔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亦是黔中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条件。所以，黔人在性情上具有“大山性格”，在文学上有“大山风格”。而且，黔中地理可以命名为“大山地理”，黔中文化可以命名为“大山文化”，黔中文学可以命名为“大山文学”。是“大山地理”培育了“大山文化”，是“大山文化”滋养了“大山性格”，是“大山性格”之人创作了“大山文学”，是“大山文学”拥有着“大山风格”。

“大山地理”是黔中地理特征和地域区位的总体概括。黔中号称“山国”，所谓“尺寸皆山”、“地无三尺平”，虽然略有夸张，但山高谷深、山川险阻确是黔中地理的典型特征，山之大，石之奇，谷之深，道之险，确是其他地域不能相比的。所以，以“大山”概括黔中，以与江南之水乡、西北之大漠、华北之平原相区别。“大山”的黔中，既不是典型的边疆，亦非真正的腹地，或者说，它是边疆中的腹地，故称“西南之奥区”；又是腹地中的边疆，故称“边省”，此乃黔中地域区位之特点。多山多石的地理特征和不边不内的地域区位，致使其经济社会文化之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贫穷落后是其经济文化之主要表现，其土地不足中州一大郡，其财赋亦不足中州一大州，其文化亦常常遭到轻视和忽视，处于“被描写”的尴尬地位。

“大山文化”是对黔中地域文化的总体概括。“大山文化”或称“山地文化”，是指在多山多石、不边不内的“大山地理”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明显山地特征的文化。所以，学者或称黔中地域文化为“岩石载体文化”，或者“山地文化”。“大山文化”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诗性化、艺术化特征，是一种诗性文化。就其地域文化风尚来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起源于黔中而流布于全国的阳明心学，普遍流行而影响深远的黑神崇拜，皆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而在“大山地理”之土壤上培育起来的黔人的“大山性格”或“大山心理”，更是一种具有明显诗性特征的性格或心理。至于因移民、地形、气候和民族等原因而养成的安足凝滞、自由散漫的性格，亦颇具诗性特征。所以，“大山地理”是一种诗性地理，“大山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

“大山文学”是对黔中地域文学的总体概括。“大山地理”激发了黔中士人的诗性精神，“大山文化”培育了黔中士人之诗性情怀，“大山文学”是一种以诗歌为主体的地域文学。其文人之聚合在形式上呈现出明显的家族化、地域化特点，与“大山地理”有关；其文学作品之题材、风格、体裁等方面，亦无不打上“大山地理”之烙印；其文学作品之传播与接受，亦深受“大山地理”之影响；其创作上之创新精神，亦得从多山多石、不边不内的“大山地理”中去寻找原因。“大山文学”自成一格，与清秀之江南水乡文学不同，亦与雄奇之塞北大漠文学迥异，犹如“大山地理”、“大山文化”与水泽南国和大漠北国之地理与文化的区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