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围与基本框架

(一)空间转换与价值观念释义

笔者以空间转换为主线，贯穿着士人一生的生活轨迹。总体来看，他们既有固定的生活空间(家庭、家族、家乡)，又有流动的空间(行政、交往、生存)。具体而言，家庭、家族、家乡是士人价值观念形成的起点，行政、交往、生存等空间则是士人价值观念实践的场所。无论是在固定空间，还是在流动空间，由于空间的流动性和延伸性等特点，使得士人的生活壁垒逐渐被打破，价值观念因此也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就士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念来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对社会上人、事、物的评价标准，从而确立自己的言行准则。士人人生观、义利观、性别观等观念一旦确立，它不仅仅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还是士人群体普遍认同的道德原则。虽然明清时期社会整体发展和山东区域社会变迁，加之身处不同空间之士，生活境遇、社会关系、社会层次等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同时，他们还要受到来自明清政治权力的约束、经济发展、社会思潮的影响，致使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交织，但是，社会生活的统一性与士人各种利益需求，使得士人所形成的忠孝仁义等主流价值观，在数次的突变与革新之中，对其他非主流价值不断进行整合，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

(二)研究的基本框架

就笔者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入世、出世和救世的不同行为分别展开论述。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搞清该地士人历史脉络，全面展现士人个性。从明清山东士人发展的大空间来说，山东作为齐鲁文化之国，明清时期人才辈出。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代山东进士1825人、清代2260人，全国居第五位^[1]，主要分布在鲁西大运河沿岸和鲁中、鲁东地区。就士人的走向来说，有经济之士、文学之士、还有治世之士。然而我们的本意并不仅仅是研究上层之士，还包括了中下层士人，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不同，决定了他们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对社会影响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传统士人的理想，如明中后期的葛守礼、于慎行等直言上疏、为官清正，还有的不畏强权，与严嵩、魏忠贤、张居正等斗争。文学之士，如明代嘉隆年间，“前七子”之称的边贡，“后七子”之称和“嘉靖八才子”之誉的李攀龙。清初著作如林，出现了诗人王渔洋、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此外，中下层之士也在其空间内体现着自身特有的价值。终身未入闱之士历城张文简，却以诗歌等闻^[2]。张琢，曲阜人，家无立锥，靠书法改变个人命运^[3]。小说之王蒲松龄，虽然贫困一生，却在地方设馆促进了地方教育事业。同时，在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空间的失衡使得士人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变，这就是隐士集团的出现。虽然这只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是，明清山东隐士的出现与明末清初几次比较大的政治事件是紧密相连的。明清交替之际，对于士人而言则是伦理与政治的抉择时刻。刘鸿训之子刘孔和，“明社既墟，纠集三千人，杀伪县令于村外，设坛遥祭庄烈帝，一军缟素，痛哭失声。闻福王立，率师而难。”^[4]总的来说，通过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的分类整理，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山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变迁时期，总是有重要士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的决策于当时的国家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小层士人也以其他方式在地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文化因素、文化变迁及其对地域社会渗透现象的研究。

再次，对士人所赖以生存的空间逐一讨论，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

其一，家或家族，往往是士人生活的基本空间，士人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家庭教育有渊源关系，本部分注意区分望族之士与单身之士。一旦士人走出家门，显亲扬名，步入仕途，就会以这些士人为中心，形成了地方望族，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姻亲、门生、同僚等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士人的社会交往，不同程度上也扩大了家族交往空间。总之，望族之士的这种空间转换体现了传统社会士从家族中来，又回到家族中的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他们利用在行政空间中所获得的资源，加强家族文化建设，使主流意识与地方社会逐渐融合。但是，也不乏单身之士，他们虽然没有望族之士那种显赫的社会地位，但往往凭借自己的才能加强了以文学、交友、官宦等与望族之士的联系，形成了固定的交友圈。通常来说，士人交往又具有善、恶双重性，势必对士人所在的家族产生影响。如明末齐党与东林党的党争，齐党以淄川韩浚为主导，东林党以新城王氏为主，地域空间表现为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韩氏与王氏一直不缔结婚姻关系。士人之间，如李攀龙与谢茂榛，王士祯与赵执信，赵执信与黄六鸿，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交往层面的分歧。既然士人有血肉之躯，其言行势必受到家庭熏陶或对家庭产生影响，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士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本文力图在此有所突破。

其二，行政空间内，士人除了相互砥砺，实践着传统的忠孝理念外，在动荡不安时期，士人群体的价值观念尤其面临着考验，明清转型时期士人群体普遍面临着理性和现实的抉择。从他们在行政空间内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是传统士人忠孝节义观念的体现，如何看待区域社会的士人，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是否有共性?这是我们研究的难点。我们说，处于不同空间层次之士，由于经济基础等条件限制，政治因素等影响，在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认同的基础要素是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生活遭遇，社会交往等形式则是这种认同的重要表征。

其三，文化和生存空间。就传统社会而言，士人依靠自身所掌握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他们进行维持生存的基本手段，还是他们加强和扩大社会交往空间的重要途径。从价值观念与生活层面关系来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5]，引导、规定和规范着仁人志士的一生，也是我们的民族气节。此外，士人言行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了有些士人的宗教信仰融合了释道思想。

其四，特定地域空间、特定时期形成的士人价值观对社会共同体的共生产生了一定影响。士人作为地域社会相互联系的整合体，群体价值选择虽然有主观原因，但客观原因也不能忽视，如“学而优则仕”思想，在地域空间内具有普遍影响。正统年间户部尚书刘珝，与历城尹敏“同年喜有九尚书”之称;聊城傅以渐、邓钟岳二状元，共一巷;嘉靖年间历城殷士儋与李于鳞同里。此外，士人行为又对地域空间产生了一定影响，过去的研究者过多关注的是上层士人在危急时刻所表现的保卫一方的观念，劝善救济等常见的行为，民间尤其是中下层士人的赈济活动没有展开讨论。同时，士人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参与，对地方社会风俗的改造与地方信仰的塑造，也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社会变迁时期，往往是社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如毕际竑《痴说》反映了李自成占领山东淄川的情形，见证与改变着地域社会。总之，以上关于空间转换层次的分析，实际上体现了士人价值观念是在对待自我、士人与他者、士人与国家、士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断得以实践和升华的。

最后，提出历史地看待传统社会士人现象的观点。强调从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士人发展的各种现象，说明传统社会士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有机结合，整体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类型、一种精神气质，一种社会结构或一种政治体制。明代阁老张至发与刘鸿训功绩反在未做相时，因为当时明怀宗用人多疑，他们又忤魏珰被削籍。临清周朝瑞，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世称“六君子”。明崇祯末李自成陷京师，赵士喆倡邑人发丧痛哭，顺治十二年卒。长子涛、次子翰，皆诸生随父同隐^[6]。总之，空间转换，体现了士人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是基于传统文化和个人情感，还是基于价值理性和社会大环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培养出来的士人群体价值观和独特品格，从而分析人的主体地位与文化传统、社会伦理的关系。此外，士人作为一个区域社会群体，在士与家族、家族与家族、士与国家、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中起了重大作用。不可否认，他们作为一个阶层，既有价值冲突，又有价值认同，但在不损害各自利益的前提下，不会发生大的冲突。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从目前学界关于士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更多的是关注了士人在行政空间中的地位和角色，而对士人家庭生活和广泛意义上的个人生活研究略显逊色。既然是对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群体的论述，需要挖掘充分反映中下层士人生活的资料，从而区分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以及他们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表现。同时，关于明清山东士人研究是否具有普遍性，也是本文中所应深深思考的问题。就学术观点来看，山东是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在对士人的分析中凸显了儒家政治思想与中国文化主流的特质，以此为切入点，注重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士人价值观念的形成，努力把士人置于冲突交融的历史大空间和基本的生存空间中，诠释历史感情与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选择，凸显士人平衡社会事务与个人情感的功能，初步构建士人价值观念形成与发展的框架体系，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文化因素、文化变迁的研究，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总的来说，家庭生活空间，是士人价值观念培育的基地，而地域空间与行政空间，则是士人价值实践与文化建构的过程。同时，不同的空间，决定了不同阶层士人在历史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影响。此外，还要注意他们作为一个阶层，与地域社会、家族、国家之间，既有文化冲突，又有文化认同，从中找寻文化认同的基本途径，这也正是本文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