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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与高校教师阶层身份探讨

时间:2022-03-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韦伯所奠定的三重标准的基础上,西方社会学界对社会分层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无论是测量指标的深化还是社会层级的细化,高校教师这一职业群体都处在中产阶层范畴之中,只不过对于中产阶层的字面描述有所差别而已。这成了我们在社会分层尺度下讨论不同阶层之间的住宅福利的理论依据,也为在职业分层标准下通过住宅观察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与高校教师阶层身份探讨_城市中产阶层的住宅福利与阶层认同

在前面的论述中,关于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被多次提及,这是西方社会学中最早的分层理论,其核心是划分社会层次结构所依据的三层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声望——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这也是后来学者所常用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al status)阶层划分法。SES三位一体分析方法是划分阶层的最基本的方法,它奠定了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层次结构研究的基础。

经济标准,即财富,是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遇,是个人用其经济收入来满足自己物质生活需求的能力。社会标准是指个人在其自己所属的社会环境中所得到的声誉和尊敬。政治标准是权力,权力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即便在遭遇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权力不仅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而且也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在科层制度中的地位[1]

在韦伯所奠定的三重标准的基础上,西方社会学界对社会分层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学者们或将三个主要的测量尺度所囊括的变量不断深化,制定出更完善的分层指标,形成可供参考的阶层划分依据;或将现有的分层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将整个社会的阶层层级不断细化,探讨不同阶层的特征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形成更丰富更完整的社会阶层结构。本研究用于实证的指标也是基于韦伯的阶层标准基础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经验研究而选择的常用测量指标。

邓肯将社会分层的测量指标加以整理,罗列如下[2]

(1)经济生产变量,如财富、所得、资产等;

(2)经济消费变量,如生活水准、消费形态;

(3)社会变量,如声望、荣誉,及道德性评价等因素;

(4)资讯变量,如教育、知识、技术训练等;

(5)文化变量,如生活方式、地位特征、语言、礼仪、心里满足度等因素;

(6)与权力或权威有关的变量,如影响力或决策等因素;

(7)与公民有关的因素,如法律地位、社会参与等变量;

(8)上述变量之总和。

细分的测量指标可以更加明显地区分阶层,使各阶层的边界逐渐清晰,也可以更为详细地描述某一特定阶层的特征。分层测量指标体系的量化促进了阶层研究在微观领域的拓展。

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宏观的社会整体去观察社会中各阶层的高低排列,在阶层之间分化的基础上对各个阶层的特征加以细分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沃纳(W. L. Warner)等人曾提出六个阶层的划分方法,实际是把上、中、下三个阶层各一分为二。现在,这种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这六个阶层是[3]

(1)上上层。由世世代代富有的人们所组成,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也具有上流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

(2)下上层。这个阶层实际上是一些暴发户,财产并不逊色于上上层,但还没有学到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3)上中层。基本上由企业家和专业人员组成。

(4)下中层。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如上中层人们那样好,主要是一些小店主、神职人员等。

(5)上下层。与上中层、下中层的人们比,他们的收入并不少,但他们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如操作机器的工人,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等。

(6)下下层。这个阶层主要是指那些没有固定收入、领取救济金的人,失业者以及只能从事一些非熟练工作的人。

无论是测量指标的深化还是社会层级的细化,高校教师这一职业群体都处在中产阶层范畴之中,只不过对于中产阶层的字面描述有所差别而已。如莱特·米尔斯就将其称为“白领”,用白领来表示美国的中产阶级。他在其论著中如是说:今天,在白领阶层中最大的三个职业群体分别是学校教师、商店内外部的推销人员和各式各样的办公室人员。这三者形成了白领人群的主体[4]。我们不能从任何一个分层的向度——技术、功能、阶级、地位或权力,来充分界定白领人群。他们通常都处在这些向度的或者这些描述特征的每一个的中间位置。高校教师毫无争议地归属于中产阶层之中,虽然大学教授与其他职称等级的教师之间会存在指标测量值的差别,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作为整体的中产阶层归属。因为在所有中产阶层群体中,知识分子的分布最为广泛,高校教师是知识分子很好的代表。

同时在对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回顾中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沃纳的划分阶层方法依据的是多重标准:职业、收入多少、收入来源、文化程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等。在这些标准项目下,对于住宅的探讨是在“生活方式”这一划分依据下进行的,“住什么样的房子”“该住宅坐落在城市的哪一个地区、哪一条街上”“有几处房子”都成了衡量不同阶层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或者说住宅成了表征阶层地位的符号。

地位符号可能是随便什么东西,一栋房子,一个邻居,甚至于墙上的一幅画都是社会地位的潜在的象征符号。人们的地位等级越往上,他们越喜欢有意表现更多的地位符号[5]。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恰如米尔斯指出的,美国的中产阶级非常重视选择居住地、追求享受,目的是获得更可以排斥他人的地位符号。这成了我们在社会分层尺度下讨论不同阶层之间的住宅福利的理论依据,也为在职业分层标准下通过住宅观察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事实上,恩格斯曾经对19世纪4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社会居住空间模式进行过分析,从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割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社会的阶层化问题。关于居住空间分割与阶层关系问题的探讨,主要存在两种研究倾向,这两种研究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却又相互分离。一种强调以居住类型的差异为基础,由此分析真实生活阶级的形成和阶级冲突,而更多的研究者则以人群中的其他结构性的区隔因素,比如种族、收入、教育、职业等,来分析和探讨产生住宅类型差异的原因[6]

注释

[1]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程编写组.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蔡淑铃,萧新煌.中产阶层的分化与认同——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层[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3]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程编写组.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 [美]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 李路路,边燕杰.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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