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后几年改革工作的看法和建议

一、关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多数专家认为，“十一五”期间，应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力求取得实质性突破。迟福林指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进行，否则，矛盾会越积越多，其他的许多问题也很难解决。未来几年，推进此项改革一定要有所作为。在政府职能转型方面，要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包括经济型公共服务、社会型公共服务和制度型公共服务。在机构改革方面，要针对部门利益严重的情况，突出加强相互之间的综合协调功能，并注意解决有些部门职责不到位的问题。比如，发改委管得过宽，也太具体，从而弱化了宏观调控职能；在运输领域，铁道、交通、民航等几个部门相互独立，运力资源不能有效整合。统计部门应当对经济社会活动情况全面、准确、及时地统计，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出真实数据，而不应经常发表经济预测性、分析性报告，等等。对这些问题都应逐步加以解决。他提出几点具体建议：（1）尽快成立综合运输协调管理机构；（2）应将财政预算与执行的功能分开，可考虑在国务院内部另设预算委员会；（3）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与协调，尽快成立“改革协调办”。

樊纲说，目前改革的主体都是各部门本身，各部门自己决定怎么改，他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和保证“不出事”、管理“更省事”原则出发，出台的改革方案往往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要想加速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首先强化相关的领导、协调和监管工作。李罗力认为，部门利益分割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改革不能让政府部门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

周叔莲认为，应高度重视政府自身改革，但将其提高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要慎重，可能不妥当。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周叔莲说，今后几年，仍应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重点任务。要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要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与国企改革相适应，要抓紧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大力推进就业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

周叔莲强调，要将改革与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与管理具有一定可替代性，但既不能以管理代替改革，也不能以改革代替管理。推进各方面改革，既要积极大胆，又要量力而行，还要做好可行性研究，以确保一项改革的成功。虽然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改革总体上不够快，但在有些领域“口子”开得不能过多，以免形成改革的“半拉子”工程。

三、关于金融体制改革

夏斌着重谈了金融领域改革问题。他指出，要继续推进银行体制改革，尤其应抓紧研究农业银行和120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要继续抓紧化解历史积累的金融风险，包括解决证券公司系统上千亿元的亏损问题和加快提高监管水平。与此同时，要尽快发展分散风险的非银行融资体系：一是抓紧推出市场化的企业债券条例，改变由少数人审批的工作机制。二是修改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开放企业间不允许融资的禁令。三是尽快发展小额贷款机构。四是抓紧推行资产证券化。五是大力发展股票本土市场。有关部门不应鼓励好企业、好银行主要到海外上市。六是做大中小企业板市场，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七是大力发展租赁市场。

夏斌还对三个问题发表了意见：（1）汇率改革与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不是一回事，对资本项下开放要讲究策略、要有系统思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2）搞股份制改革不一定都上市，不能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上市，在我们这么大国家，政府手中要始终拥有一家自己能真正左右的大银行，以防出现金融不测。（3）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一行三会”，协调不够，必须及时解决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

四、关于财税体制改革

贾康侧重谈了财税体制改革问题。其主要观点是：一要尽快实现内外资所得税的“两税并轨”。要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此事迟早要做，早做比晚做好。二是择机实现国地税合并。两条系统征税，不仅加大了征税成本，也增大了企业负担。目前，推进国地税合并，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障碍，关键是人员安排问题。第三，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极其混乱，基本上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要尽快加强有关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樊纲指出，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现在的税赋算是比较重的，有关方面应给予关注。要推进国地税合并，人员安排问题不难解决，因为即使两个系统合并人员总数也无需做大的压缩，关键是把人们的职务安排好。王建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首先应从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税力度入手。

五、关于土地和资源使用体制改革

王建指出，对我国来说，土地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使用的集约化程度很高，但建设用地的使用却极其粗放，浪费现象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非农用地的价格太便宜。地价过低，没人珍惜，必须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尽快建立能够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体制和机制。

樊纲认为，资源短缺将会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问题之一。然而，由于我国现行的做法基本上是将资源的开采权无偿或很低价格给了企业，从而不仅导致开采环节的巨大浪费，还引发产品定价机制的极度扭曲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事实上，资源垄断问题（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和拥有特许经营权的部门）已成为国有企业间分配不公的最重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推进资源使用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行资源许可经营权的拍卖制度，并开征资源税。从目前看，改革的最大难度可能来自于大利益集团的反对，但不能再等了，越等难度会越大。

六、关于地方政府层级改革

有多位专家提到了压缩地方政府层级的问题。贾康认为，在现行五级政府体制下，由于多年来财权的重心在上收、事权的重心在下移，从而造成了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有必要对政府层级进行压缩性改革，从五级减为三级，即撤销地（市）级政府，改乡镇政府为县（市）的派出机构。作为过渡性措施，可先动财政层级，即首先实行三级税制：鼓励各地通过“省财政直接对县”和“乡财县管”等方式减少财政体制层级。

王建提出，将政府层级从五级减到四级比较合适。其思路是，缩小省的规模，增加省的数量；撤销地（市）；扩大县的规模，减少县的数量。迟福林建议，对政府层级的改革，要有一揽子计划，也不能搞“一刀切”。可以先搞试点，成熟一个解决一个。总体上看，可先将五级政府压为四级政府，然后再逐步过渡到三级政府。

七、其他方面

夏斌提出，要重视研究“大国战略”问题。为减少中国崛起的磨擦与阻力，有必要重新调整国家经济发展思路，并明确提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

王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能光从中国看全球，更要从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来审视和定位中国的发展，研究、协调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

李罗力说，改革要有大思路和宽视野，不能光在国内兜圈子，要与开放结合起来考虑。为此，必须充分利用好香港的特殊地位。具体说，要使香港发挥好四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成为国内企业和资本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二是成为内地城市国际化、管理民主化、社会法制化的经验借鉴地，三是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和建立“两岸四地”共同市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四是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建立自贸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李罗力又指出，深圳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最近，深圳又重新成立了体改办，力求在改革方面有新的作为。在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尤其在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国际经济接轨和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我们仍应继续发挥深圳的试验田作用。

樊纲建议，改革在试点阶段速度要快，不要谨小慎微；当全面推开时则不妨慢一点，考虑周全一些。许多改革设想，都可以放在深圳先试，并要少说多干。

（此文系2005年与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同志合作的信息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