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地区城市文明历史悠久，但由于经常发生残酷的战争，致使城市文明多遭毁灭。清以前，蒙古地区的一些著名城市相继消失在荒草原野之中。清统一中国后，将蒙古地区纳入到中国统一的版图，从而消弭了战争，推动了蒙古地区及与之相邻省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在蒙古地区建立了若干城镇，而且也推动了与蒙古相邻地区城市的发展，从而奠定了当代内外蒙古地区城市的基本格局。
纵观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城市产生的途径和动力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自发的城市形成过程。早期城市大都起源于人类文明的中心，这是“由于这些中心地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部分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生产也非属必要，因而采取了城居的形式。反映在空间上，城市逐渐成为该地区的行政、税收和宗教中心，并与周围农村腹地或其他城市保持着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样便慢慢形成了一个由生产、分配和交换诸方面组成的有机的系统”[55]。二是嵌入式城市形成过程。即城市的形成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统治者“以法律的、宗教的、行政的或暴力的强制性手段来实现人口的聚集”[56]，从而推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清代前期，蒙古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发育水平很低。正如清人林谦纂言：“鞑子蒙古乃诸游牧国总称，无城郭宫室，驾毡帐逐水草而居，谓之行国。”[57]林氏所言基本概括了历史上蒙古城市不发达的状况。但是，这种状况，到清代中后期却得到了极大的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采取了嵌入式城市发展模式。清代蒙古城市的兴起与东北边疆地区、西北边疆地区的城市兴起有相似之处，其动力机制特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清王朝的国家军事战略、边疆开发政策以及民族政策是包括蒙古地区在内的清代内陆边疆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清王朝建立后，内陆边疆地区的安全一直受到威胁和挑战，因而清廷一方面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对边疆地区的保卫；另一方面又需要强化政教制度，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建设。这二者虽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补充。清朝建立后，即根据不同边疆地区的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军事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即所谓因俗设官，因其俗以治之。正是由于清王朝对内陆边疆地区所采取的各种国家战略和措施，推动了这些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如前文所言，清统一中国后，对蒙古地区实行军府制度，在漠南蒙古设绥远城驻防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在漠北喀尔喀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这些将军、都统、大臣的衙署所在地，由于中央王朝行政力量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聚集物质资源、人口的效应，故而这些重要的政治军事治所日渐发展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蒙古相邻的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政治地位特殊，同时也因地处边疆，战略地位重要，另因民族众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故而清廷对东北地区也实行军府制统辖方式，即由朝廷派将军率八旗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地区，管理军政与民政，实行军府制之下的旗、民分治。因而东北地区的城市也主要是在国家战略的主导下兴起与发展的[58]。黑龙江地区地广人稀，气候寒冷，又属边塞，其重要的城市如黑龙江城、墨尔根城、齐齐哈尔、呼兰城、布特哈与呼伦贝尔等城市的兴起与发展，都与设治驻防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新疆地区，清政府也主要采取军府制，乾隆年间，清王朝确立了在新疆的统治后，即在伊犁设立将军府，由朝廷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并在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处设参赞大臣。为了保持军事威慑力和防止边疆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清廷在北疆地区大量驻军，常年驻军人数保持在四万人的规模。乾隆年间，伴随军事基地和各级行政中心建设，新疆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高潮，惠远等伊犁九城及巩宁、镇西等北疆十余城相继建成。其后，又在新疆地区实行军屯和允许内地人民到新疆来开荒，商人来经商，进一步促进了新疆城市的发展。乾隆三十六年（1771），陕甘总督文绶经过实地考察后，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称：“新疆各地田畴整齐，水利发达，村落相望，城市富丽，人烟稠密，胜过关内。”[59]
除了因设置行政、军事机构而推动城市的兴起外，清王朝的边疆开发和边防建设措施也促使边疆地区一大批边防城市兴起。清政府统一边疆地区后，为防御外来侵略，保障边陲局势稳定，在加强边防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清政府在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地区等地，设置军府、屯兵驻守的同时，设置了一系列军事重镇和哨所，前文所述鄂尔斋图杲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外蒙地区城镇，就是属于此类型。清政府在东北、西北、蒙古等地还大修驿道，设置驿站，从而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推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这不仅在加强国家安全，防御外来侵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也直接推动了边防城镇的兴起。
第二，包括蒙古地区在内的清代内陆边疆城镇的兴起与建设，除受益于国家政治、军事战略外，另一个重要的类型特征和动力机制因素，便是国家主导下的商业贸易兴盛，这对城市的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般而言，商业对于城市的发展意义最为重要，“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60]。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商业贸易的推动。但清代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却与清王朝的相关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清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国，消弭了长期以来汉蒙间存在的敌对状况，从而为蒙古地区乃至整个内陆边疆地区与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商业贸易活动创造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其次，由于清朝统治者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得到蒙古王公贵族的大力支持，因而清王朝十分重视与蒙古保持友好的关系，逐步地加大汉蒙贸易，加大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开发力度。清代沿袭历代王朝“马市”贸易的传统，在内陆边疆地区各交通要道设立许多台站、驿道，由此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并借此进行边贸互市。蒙古各部把边贸互市作为与内地贸易的主要场所。蒙古商人普遍以畜牧产品等换取生活必需品。康熙时，法国人张诚便记载：“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蒙古商人，他们是去归化城卖骆驼和马匹的。”[61]与蒙古各部进行贸易的主要边贸城镇有张家口、古北口、杀虎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归化城、走边、花马池等。这些蒙古城镇的兴起与发展，便是直接受益于汉蒙和中俄的边口贸易。
就蒙古地区而言，归绥、多伦诺尔，以及张家口、定远等城市的发展都与商业贸易的兴盛有着直接的关系。乾隆以来，归绥成为内地至口外的货物转运中枢，商贾云集，诸货流通，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张家口则是因为其作为通往长城外蒙古重要关口通道和商业贸易点而兴起的城市，内地与蒙古之间的贸易，“以张家口为枢纽，货物辐辏，商贾云集。蒙古人之转移执事者亦萃于斯，自秋至于初春，最为繁盛，所至骆驼以千数，一驼负四箱，运至恰克图，箱费银三两。其进口货则以牲畜皮毛为大宗，黄油酪酥次之，羊毛与驼毛额数尤巨，皆道天津而转输外洋者”[62]。随着阿拉善地区的放垦和人口的增加，阿拉善地区的城镇也初具规模，定远营即是其中之一例。定远营即阿拉善蒙古左旗之巴彦浩特镇，“在西套蒙古阿拉善厄鲁特旗，位贺兰山阴，当甘肃宁夏府之西，阿拉善扎萨克所居也，蒙古称之曰王爷庙府。城垣狭隘，土城而木郭，外筑三寨，为犄角之势，城内驻蒙古兵，城外户六百，物产以食盐为主，骆驼山羊亦甚著”[63]。此外，还有大板、经棚喇嘛庙、准噶尔庙、百灵庙等都是因商业的发展而形成新的城镇。
事实上，蒙古地区因商而兴的城镇在内陆边疆地区同样具有典型性，只是各地区因地制宜所产生和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但其核心要素均为内地的商业化、城市化浪潮向边疆地区的辐射进而促进边疆地区商贸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所指的：明清之际，在内地已经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型工商业城市系统，“强大的商人集团的形成与长途转运贸易的发达，使这一城市化浪潮向周边扩展，与畜牧民族要求扩大经济交流的强烈愿望相吻合，形成沿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交接地带分布的民族贸易城市群”[64]。而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变迁，即是内地商业化、城市化浪潮推动下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国家的战略部署、民族政策和行政机制，成了清代包括蒙古地区在内的中国内陆边疆城市兴起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其城市发展初期行政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二是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多被纳入国内、国外商业市场网络当中，商贸经济的作用成为城市发展的另一重要助推器，由此形成了内陆边疆民族贸易城市群。
总的说来，清代蒙古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生产方式较为落后，以游牧经济为主，牧民经济收入低，生活水平低下，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城市，表现出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密度较低、分布很不平衡等特点，这与清代其他内陆边疆地区有着共性。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基础、交通等原因，漠南蒙古地区的城市密度较漠北为高，长城沿线城市密度最高，分布有若干重要的城市，如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归化城、杀虎口等。漠北地区幅员辽阔，但也形成了多个重要区域性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中心城市，如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这些城市的兴起奠定了20世纪外蒙古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总体考察，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与清王朝国家安全战略和民族政策实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具有浓密的地域特色和宗教色彩。寺庙是城市公共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宗教等原因，商业城区多与宗教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所在的城区分离，而形成相对独立的买卖城和多核城市组团。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衰，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清前期受政治军事因素影响较大，清后期受汉蒙贸易、中俄贸易影响较大，一旦政治军事发生变化，或者贸易出现萧条，城市很快就衰落下去。
相比内地而言，清代蒙古地区的城市发展较迟缓，规模较小，缺乏产业支撑，聚集力和辐射力都较弱，城市分布稀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较远。尽管如此，但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于20世纪以来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
作者：何一民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注释】
[1]（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2]［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3]李廷玉：《游蒙日记》，李德龙、俞冰：《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4]［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5]（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6]（清）金志章、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5《风俗志》，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7]（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十三年铅印本。
[8]乌云格日勒：《清代边城多伦诺尔的地位及其兴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
[9]［日］剑虹生：《多伦诺尔记》，《东方杂志》第5卷第10号，1908年。
[10]楚江奕公：《定边纪略》，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17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645页。
[11]［法］古伯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51页。
[12]（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13]《归绥县志》，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第184～185页。
[14]（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五《户口》，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6页。
[15]（清）金志章、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14《经费志》，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16]（清）金志章、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圣祖仁皇帝御制汇宗寺碑文》，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17]（清）金志章、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14《经费志》，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18]（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19]郑裕孚纂：《归绥县志·建置》，北京文岚簃铅印，民国24年，第135～137页。
[20]（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21]总理工程事务建威将军王常立：《敕建绥远城碑》。《绥远城驻防志》记载为顶宽二丈五尺，实为二丈四尺，底宽四丈，实测三丈二尺；九里十三步。然王常为当事人，所记应更准确。近年来，经呼市有关专家实测，更证实了王常所记准确性。东城门楼名“得数”，南城门楼名“仰日”，西城门楼名“控河”，北城门楼名“吞山”。
[22]曾国荃、张煦等修，王轩、杨笃等纂：《山西通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4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18页。
[23]《清高宗实录》卷673，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乙已；卷700，二十八年十二月癸未；卷709，二十九年四月丙午。
[24]［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8页。
[25]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26]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27]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28]乌云格日勒：《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35页。
[29]［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30]［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
[31]［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3页。
[32]［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5页。
[33]郑裕孚纂：《归绥县志·建置》，北京文岚籍铅印，民国23年，第135～137页。
[34]（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35]总理工程事务建威将军王常立：《敕建绥远城碑》。《绥远城驻防志》记载为顶宽二丈五尺，实为二丈四尺，底宽四丈，实测三丈二尺；九里十三步。然王常为当事人，所记应更准确。近年来，经呼市有关专家实测，更证实了王常所记准确性。东城门楼名“得数”，南城门楼名“仰日”，西城门楼名“控河”，北城门楼名“吞山”。
[36]佟靖仁点校注：《绥远城驻防志》，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地方志编写小组1984年翻印。
[37]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卷17《城市》，1930年稿本。
[38]［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0～331页。
[39]［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
[40]［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4页。
[41]［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8页。
[42]［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0～336页。
[43]［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撰：《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44]［法］古伯察著，耿异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14～115页。
[45]［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撰：《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100页。
[46]《清圣祖实录》卷171，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丁未。
[47]《清高宗实录》卷481，乾隆二十年正月丙申。
[48]楚江奕公：《定边纪略》，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17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645页。
[49]［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9页。
[50]［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0～341页。
[51]［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4页。
[52]［法］古柏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53]［法］古柏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37页。
[54]［法］古柏察著，耿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55]罗澍伟：《城市、城市理论与城市史》，《城市史研究》17－18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56]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57]（清）林谦：《国地异名录》，《小方壶地丛书》第1秩。
[58]何一民：《清代东北地区城市发展与变迁》，《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1期。
[5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910，中华书局，1984年，第2133页。
[6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1页。
[61]《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
[62]（清）姚明辉：《蒙古志》卷3《贸易》，光绪十三年铅印本。
[63]（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十三年铅印本。
[64]王瑞成：《明清民族关系与边疆城市》，《城市史研究》13－1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