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学会了念“市场经”

前不久,地处山东省莱州市东南山区的郭家店村,出了一件饶有趣味的新鲜事:父亲当儿子的雇工,心甘情愿;老子拿小子的佣金,理直气壮。

郭家店村是短枝新国光苹果的发源地,苗木销售覆盖全国15个省、自治区、市。几年来,每到育苗高峰期,数以千计的外地打工者拥到这里。看到大把票子流到他人手里,没有责任田的父母们闲不住了。有的干脆对儿子明讲:和打工者一样,出勤一天10元钱。父亲给儿子嫁接果苗,婆婆帮媳妇做饭,他们之间除正常赡养关系之外,儿子、儿媳还理所当然付给父母工钱。村民范有光是村里有名的育苗大户,他母亲杨淑芳经常给他管理苗木,料理家务,去年他一次付给母亲工钱4000元。已有40多年党龄的杨淑芳大娘说:“观念变了,我们拿工钱也感到理直气壮。”

老大娘的观念变了,我们的观念也变了。过去我们天天围着计划、指标、任务转,如今连中国的老大娘都知道跟着市场走了。

中国的早期领导干部许多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卓越的军事组织才能曾令蒋介石和美国人都佩服不已。搞经济建设后,他们不免又拿出自己的当家本领,以严密的计划管理来组织经济生产,吃穿用无不包揽其中。毛泽东就曾对老百姓吃饭的标准作过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瓜菜、红薯……”

于是,连萝卜白菜,都由中国的管理部门定了价格。整个政府机构,天天都要忙于让老百姓按计划吃,按计划穿,甚至进火葬场也要按计划!

1985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有这样一段报道:“立冬这天,呼啸的寒风把树上的枯叶吹落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从市长到市民无不关心着天气的突变。……夜间,气温降到了摄氏零下6度以下,市长和各区长分路深入到菜点做防冻大检查。当夜,全市有1.8万多名商业职工参加防冻战斗,他们用2万多条特大的棉被、2000多块防寒苫布、5万多个防寒大草袋,把全市的白菜垛盖好,好使其免遭突来的冻害。”

颇有点战场描写的气氛。而中国政府确实是把保护大白菜作为一场硬仗来打。这在全世界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大白菜,是北方居民生活中的“当家菜”,在政府心目中,却是一道“政治菜”。上段报道就可见一斑。“三年困难”时期的“瓜菜代”,大白菜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北京市开始对大白菜计划管理。直至80年代,在冬天北京人的菜盘子里,大白菜还占有90%的份额。首都无小事,每逢大白菜上市,从市长到街道老太太,都为它操心费力。运输工具有拖拉机、马车、平板车,甚至连婴儿车也一齐上阵。几十年一直实行计划生产,计划上市,统购统销。北京市从产区按1公斤3.5分钱收购,加上运输保管费用,上市时成本达到了5分钱,但直到80年代中期,出售价也仅2.5分钱,等于卖1公斤赔1公斤。为了群众利益,每年市政府要拿出大笔资金来补贴。

但贴了钱并不就完事了。1988年初,北京市大白菜供应出现紧张,到处有市民抢购,只好凭票供应。

1989年又来个转弯,大白菜又供过于求。农民辛辛苦苦地种菜,政府又赔了大笔钱,总不能让它烂掉吧。于是,北京市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以行政手段推销白菜:“国家种菜为人民,人民买菜为国家。”按计划任务吃大白菜,成了北京市民的一大政治任务,大白菜又成了“爱国菜”。

1991年,北京市政府宣布大白菜的供应政策:“自愿购买,敞开销售。”其核心是不再用行政办法搞硬性摊派分配。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年,大白菜供应特别顺利,即不短缺,又不过剩。

但北京仍不敢彻底放开大白菜在生产上的计划管理和和销售上的价格管理。生怕一放开,北京人就会在冬季没有菜吃了,而这是谁都负责不起的“政治事件”。

实际上,随着全国性的蔬菜大市场大流通格局逐渐形成,外地菜源进京,并有80多种外国菜引种北京,加上北京人的收入提高,大白菜在北京人的餐桌上的份额已从90%跌至1990年的60%、1994年的30%。

没有哪个政府像我们这样对大白菜费如此大之精力。每年由副市长挂帅,集结十几个部门,组成秋菜指挥部,搭进去的财政补贴4000万,足可建一座立交桥。辛苦不说,贴钱不说,就是往往费力不讨好。一头是成千上万的菜农,一头是十万百万的市民,政府再会“弹钢琴”,但仍经常出问题。种少了市民没菜吃骂政府,种多了菜农卖不出去找政府,政府两头为难。这叫做“多了不得了,少了了不得,不多不少很难得”。

为什么不让市场来调节呢?全国所有的城市都放开了蔬菜价格,并没有出现哪个城市没菜吃的局面。北京市政府决定放弃这最后一块“阵地”了。

1997年10月25日,北京市正式宣布放开大白菜价格。

开始有人担心会出的乱子一直没有出,相反却彻底稳定了。农民保证供应,市民满意购买,过去家家户户挖的大大小小的“菜窖”被拆掉了。有个记者“面对大白菜沉思”:放开白菜价格,让市场机制去调节复杂的供应矛盾,根本无需我们搞什么计划管理,以销定产,以产定销。我们越计划,反而越出乱子。

中国人学会了念“市场经”!

1987年5月27日,苍山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蒜苔事件”。当地农民因1.5亿公斤蒜苔卖不出去,急怒之下砸抢了县政府。为此,县委书记和县长分别受到停职检查和撤职处分。事后,县长曾委屈地说:“蒜苔卖不了就找县长,县长还能把蒜苔包下来替你卖?”农民反唇相讥:“你一县之长,农民有困难不找你找谁?”

谁都没错,但谁都为难。农民按计划种了蒜苔,卖不了怎么办?县长也为难,难道他要下命令压着别人买?计划经济,把全国人民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卖粮难、卖棉难、卖猪难、卖麻难……这难那难,不走向市场都难。

后来苍山县吸取了教训,从流通着手,引导农民从找县长转变到找市场。该县投资781万元,改建了28处集贸市场,新建了15个专业批发市场,现在已成为全国的蔬菜集散地,并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大蒜市场,与全国400个大中城市都建立了稳定的供销关系。在全县22万个体工商户中,80%的活跃在流通领域,有3万多农民1万多台机动车辆常年从事蔬菜运输。从1988年至今,苍山县反而靠蒜苔发了财,销售收入是事件发生前4年的6倍。工商、税务、交通、供销等部门每年从蒜苔销售上获利的总收入可达2300万元。

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操心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比,但如果是用定计划、分指标、搞分配的方式,则往往是费力却并不讨好。80年代初,我们的政府连小小的煤油灯罩甚至火柴也管了起来,结果生产厂家没有积极性,市场短缺,要凭指标供应。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个形象的说法,商品的出售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失败了,那么,摔坏的不是商品,而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如果我们束缚在计划的笼子里跳跃,怎么会不碰得头破血流呢?

改革近20年来,计划与市场摆开了擂台。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哪样商品取消计划放开价格,进入市场,哪样商品就迅速丰富。1985年,我们取消生猪派购,当年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鲜肉市场,买肉从此不要凭票不要排队。我们取消布票,整个中国都立即变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了。而哪样商品继续搞计划控制,哪样商品必然短缺,哪样商品就必须财政补贴。一个小小的鸡蛋,黑龙江省从1984年放开,进入市场,每年省财政就少贴了一千多万,而鸡蛋的供应量反而增长了两倍多。

不仅农副产品、工业产品进入了市场,生产资料、劳动力、金融保险、技术成果也都纷纷进入了市场。市场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据《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1日报道, 1978年,我国农产品出售总额中,国家定价部分占94.4%,到1997年降为15%,除粮棉外,其他农产品已全部放开;工业销售总额中,国家定价部分占97.5%,到1997年则有96%的商品按市场价格销售;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比重为97%,1997年降为5%;服务产品价格几乎100%由国家控制,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微乎其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基本为零。经过20年改革,我国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约为50%。具体地看,1978年时,我国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120种,统配物资256种,商业计划管理的商品180种,到1997年只剩下11种。进入1998年,又取消了钢材、木材、水泥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至此,我国由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的生产资料仅剩下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煤炭、汽车等5种了。

按经济学家的计算,到1997年,我国农产品总体市场化程度为77.2%,工业品市场化程度为68.3%,服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为41.1%。根据三大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加权,测算出我国产品总体的市场化程度为61.71%。另外,我国目前的土地市场化程度为22.5%,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70%,企业市场化程度为51%,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1994年为24.3%, 1995年为28.9%,1996年为33.5%,1997年为36.6%。综合考虑以上指标,经济学家认为,到1997年,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达50%。假如以80% —85%作为市场化的理想目标,那么,我们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已经走过六成。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与目标模式尚有不小距离,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较低;即使是市场化程度超过50%的产品市场领域和企业改革领域,其内部结构也存在诸多矛盾;至于作为我国经济市场化向外延伸部分的经济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更遇到严峻的持久战。当前,继续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