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金口玉言，官员一般不敢冒险上谏论朝廷得失，平时地方官员参与朝廷意见的机会则更少。韩愈《归彭城》诗云：“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食芹虽云美，献御固已痴。”[445]在灾害天谴论的影响之下，皇帝常在灾发后下诏求直言极谏，这就给予各级官员一个发表意见和与皇帝进行交流的机会，促进下情上达，有利于皇帝了解灾情和及时采取有力救灾措施，是唐代常见的一项弭灾举措。
唐太宗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以纳谏闻名的皇帝，在位期间因水旱灾害而求直言史载7年次，其中6次是因旱灾。贞观三年（629）春夏，关中旱。六月，以旱诏文武官言事。[446]次年二月，以旱诏公卿言事。[447]大臣马周从家客而位列朝官，就源于旱灾赐予的良机。贞观五年（631）六月，太宗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马周以家客身份代其主人常何陈便宜条事二十余条。太宗以其能，召见，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448]这段佳话表现了太宗的求贤若渴，马周的才华也藉由因灾求直言而得以施展。类似或大或小的例子应该不少。贞观十二年（638）五月、十三年（639）五月、十七年（643）六月，均因旱诏五品以上官员上封事。[449]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征上疏：“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太宗深加奖叹，“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450]太宗在位时因水灾下诏求直言极谏史载仅有一年。贞观十一年（637）七月，东都谷、洛大水，泛溢洛阳宫，诏命百官上封事，极言得失。[451]中书侍郎岑文本、侍御史马周各上封事。[452]岑文本希望太宗以社稷为重、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不求辟土；载橐弓矢，而无忘武备”。[453]认为行此可转祸为福，化咎为祥。唐初吴兢还曾因风灾上言：“自春以来，亢阳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风拔树，坏居人庐舍。……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虽有旱风之变，不足累圣德矣。”[454]
高宗对灾害亦较重视，永徽四年（653）四月、永徽五年正月、上元二年（675）四月，均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其中的第二次还手诏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朝集使各进封事，使各级京官都获得了一次发表意见的机会。[455]永徽元年（650）四月和六月，晋州地震，诏五品以上言事。[456]武周则天皇帝也在垂拱三年（687）四月、万岁登封元年（696）四月，两次因旱命京官九品以上言时政得失。[457]神龙元年（705）六月，洛水溢流二千余家；七月，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以水灾诏令文武九品已上直言极谏。[458]
玄宗统治前期，因灾诏求直言至少三次。开元元年秋至二年（713—714年）正月，关中不雨，人多饥乏，制求直谏昌言弘益政理者，礼部侍郎张廷珪等上疏直言；[459]开元三年（715）五月，以旱诏令诸司长官各言时政得失；[460]开元十四年（726）六月，以旱、暴风雨，命中外群官上封事，指言时政得失，无有所隐。[461]代宗因淮南数州“夏秋无雨”下制求直言，命“百辟卿士，咸弼予违”。[462]贞元时期，德宗四次因灾求直言。贞元元年（785）正月寒甚，春夏秋三季连旱，十二月，诏延英视事，令常参官七人引对，陈时政得失。群臣互进，还有不达理道者，多诋讦，不适事宜，德宗亦优容遣之。[463]甚至该年秋末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问亦以灾旱为测试题目。[464]贞元四年（788）正月，京师地震，命九品以上官言事。[465]贞元六年（790）春旱，闰四月，诏常参官、畿县令言事。[466]贞元十九年（803）夏大旱，给事中许孟容、权德舆，御史韩愈纷纷上疏言事，其中很多意见被德宗采纳。[467]
元和四年（809）三月，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白氏见诏节未详，上《奏请加德音中节目二件》，建言减放江淮旱损州县百姓今年租税以救流瘠，并多放后宫内人。又请“禁诸道横敛”进奉，严禁“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闰三月，宪宗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468]文宗在位时至少三次因旱灾诏求直言。大和六年（832）夏旱，诏求直言。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疏言谏时事，其疏留中不下。[469]大和七年（833）正月，以旱诏“常参官及外州府长吏，如有规谏者，各上封事，极言得失，俟有规正，期于阜安”。[470]开成二年（837）三月，以“自去年以来河东、关辅亢旱为患，秋稼不收”，[471]命府州长吏各上封事，极言得失。
由上可见，灾害给予了官员们一个谈论政事、抒发己见的机会。唐代因灾上谏虽出于弭灾的目的，但一般是针对当时朝政提出改进意见与看法，故对改进政事多所裨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专制有所制约。在许多情况下，直言极谏者的上疏，皇帝还能听进去，也能容忍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辞，如上述马周、权德舆、李绛、白居易等例。因此，因灾建言成为改良政治、纠正时弊的契机。还有一些人才则借此机会崭露头角，获得到升迁的机会。除前述马周之例外，高陵主簿谢偃在贞观十一年秋因洛阳大水上封事极言得失称善，被太宗引为弘文馆直学士。[472]
当然，群臣因灾上谏，被采纳的只是一部分意见，大部分是不奏效的。睿宗为金仙、玉真二公主营观，费钜万，谏者交疏不止，左补阙辛替否、中书舍人裴漼、魏知古等均上疏切谏。睿宗仅嘉其切直，卒不能用，[473]却独听信附于太平公主的侍中窦怀贞，开始“躬护役作”。[474]贞元十九年夏旱上疏，侍御史许孟容认为夏旱“为阴阳适然，丰歉前定”，建议放免税钱及地租。尽管“物议嘉之”，但“事不行”。[475]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唐代谏议制度的完善对抑制皇权的过度膨胀起了一定作用，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它君主专制统治工具的本质。封驳制度并不意味着谏官可以和皇帝分享决策权，谏议活动从来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不可能对皇帝构成强制性监督。[476]君明则臣直，官员进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君主明达，这也是“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477]的原因。虽然谏议制度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做过高估计。
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代宗、德宗、宪宗、文宗9位皇帝都曾因灾下诏求直言极谏以弭灾，共计27年次。[478]其中，因旱灾求直言达22年次，约占总数的81.5%，其余因灾直言5次，包括大风1次、地震两次、水灾两次。又以前期因灾下诏求直言较多，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五位皇帝因灾共诏令臣下直言极谏17次，约占据总数的63%，其中太宗因灾诏求直言是最多的，有7次，约占据总数的25.9%。而唐后期，皇帝求直言的诏令仅9次：代宗1次、德宗4次、宪宗1次、文宗3次。虽然史载有可能脱漏，但也说明唐前期政治较清明，皇帝求治心切，官员也敢于进谏，而后期则朝政趋于腐败，官多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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