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灾罢大臣之例罢免不称职的宰相

因灾罢免官员的做法始于东汉，水旱灾异，“宰相请罪，小者免，大者戮”^[401]成为惯例。《后汉书》言“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东汉徐防，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安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龙乡侯，随后“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402]唐代深受汉以来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认为灾异起于人事，而奸臣当道、宰辅无能就是重要原因之一，修德政可销。吴兢因大风陈时政得失云：“阴类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人主与人权，犹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灾异，欲人主感悟，愿深察天变，杜绝其萌。”^[403]贞元元年（785），策贤良方正，时比岁旱，策问阴阳祲沴，穆质对：“汉故事，免三公，卜式请烹弘羊。”^[404]暗指当时辅政者。

灾害严重影响唐代政事，由于当时观念认为宰相职司“燮理阴阳”，天子责躬大赦的同时，宰辅大臣也常因灾害引过自责。开元十年（722），侍中源乾曜、中书令张嘉贞、兵部尚书张说等祈雨于赤帝，曰：“无敢怠荒，薄才秕政，多所不及，神则不雨，或此之由。”^[405]元稹曾作《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一诗从多方面反躬自责，富有代表性，其曰：“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六月天不雨，秋孟亦既旬。区区昧陋积，祷祝非不勤。日驰衰白颜，再拜泥甲鳞。归来重思忖，愿告诸邑君。以彼天道远，岂如人事亲。团团囹圄中，无乃冤不申。扰扰食廪内，无乃奸有因。轧轧输送车，无乃使不伦。遥遥负担卒，无乃役不均。今年无大麦，计与珠玉滨。村胥与里吏，无乃求取繁。符下敛钱急，值官因酒嗔。诛求与挞罚，无乃不逡巡。生小下里住，不曾州县门。诉词千万恨，无乃不得闻。强豪富酒肉，穷独无刍薪。俱由案牍吏，无乃移祸屯。官分市井户，迭配水陆珍。未蒙所偿直，无乃不敢言。有一于此事，安可尤苍旻。借使漏刑宪，得不虞鬼神。自顾顽滞牧，坐贻灾沴臻。”^[406]

皇帝有时也会引汉代因灾罢大臣之例，罢免不称职的宰相和一些重要大臣。景云二年（711）十月，制云：“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库益竭，僚吏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睿宗罢诸宰相，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及兵部尚书、门下三品郭元振，左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侍中李日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张说分别被降级降职为左仆射、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左御史大夫，户部尚书，左丞。同时，依“太平公主之志”，以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湜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407]不管这是否为睿宗本人真实意思的表达，它是打着辅佐非才之名进行的人事任命。

天宝十三载（754）秋，自去岁水旱相继，又霖雨六十余日，关中大饥。^[408]玄宗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罢左相陈希烈为太子太师，罢知政事，^[409]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玄宗宠遇兵部侍郎吉温，杨国忠以其为安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而建言起用柔而易制且曾为相王府属的韦见素。结果韦被拜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410]同时，杨国忠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以灾沴归咎于他，贬其为长沙太守。^[411]杨国忠藉霖雨灾害之机，打击为政得人心的异己，进行有利于自己掌权的人事任命。

灾害会将一些风头人物推向风口浪尖。乾元二年（759）天下饥馑。^[412]十一月，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言者皆归罪于琦，第五琦被贬为忠州长史，御史大夫贺兰进明也坐琦党，贬溱州员外司马。^[413]贞元十一年（795）四月旱，贬太子宾客陆贽为忠州别驾，京兆尹李充信州长史，卫尉卿张滂汀州长史。^[414]贞元十六年（800）七月，岁旱人饥，德宗与宰臣议，将赈给禁卫六军。事未行而为中书吏所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余庆贬郴州司马，凡六载。^[415]贞元中，蝗旱方炽，以京兆尹李齐运无政术，改宗正卿。^[416]元和八年（813）五月，许州大水，涌水出他界，过其地，防穿不补，没邑屋，流杀居人。六月，征刘昌裔加检校左仆射，兼左龙武统军，以其老疾而水败军府，促令韩皋代之。这是宪宗恶刘昌裔自立，听从宰相李吉甫“乘人心愁苦可召”^[417]的建议，借水灾之故下手夺权，后以刘昌裔归私第而告终。^[418]会昌元年（841）七月，汉水溢堤入襄州城郭，坏居人庐舍。牛僧儒以之上闻，太尉李德裕以其修利不至，坐灾异策免，降授太子少师。^[419]襄州濒汉水，多次发生水灾事故，以往不见因此而贬官者，而此次牛僧儒却因此册免，当是李党借故打击牛党。大中六年（852）七月，淮南旱饥，民多流亡，道路藉藉。节度使杜悰荒于游宴，不知政事。宣宗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后以杜悰为太子太傅、分司。^[420]

以上虽均属因灾被贬，但也可分为不同种类，有的因无能，有的因不理政事，有的因泄密失职，有的是政敌借灾害以行打击之事，有的则是乘机排斥异己势力以扩张己权。观上述唐代官员因水灾被罢或被贬，有四例均为掌权者提供了罢免异己、拔去眼中之钉的机会。第一次景云二年（711）十月原来数宰相罢位，继任者“皆太平公主之志”。第二次天宝十三载（754）八月左相陈希烈、京兆尹李岘之罢，均出于权相杨国忠，第三次元和八年刘昌裔的去职是宪宗不喜其自立，第四次会昌元年牛僧儒被贬则出于武宗时权相李德裕之志。虽然表面上是遵循两汉故事，实则实权人物藉此进行人事安排、安插亲信。当不存在对宰臣的信任危机时，大臣因灾请免一般不被允许，而当皇帝不信任宰臣时，则会将灾异归咎于宰臣，以调整人事与政策。

灾害之际，皇帝有可能会罢免一些宰臣，大臣也会担心地位受到威胁而坐立不安，甚至援汉朝故事主动请辞或求致仕。贞观十二年（638），自去冬不雨至五月，司空长孙无忌以旱逊位，不许。^[421]永徽三年（652）三月，赵国公长孙无忌以旱请逊位，高宗手诏不许。^[422]次年，自三至五月不雨，尚书左仆射张行成因旱，以老抗表请致仕。高宗不许，仍复视事。^[423]如果说长孙无忌在太宗朝以位高权重的皇亲因灾避嫌，在高宗朝又加上作为先朝顾命大臣，皇帝为稳固本身地位而不允许其辞职因此情有可原外，其余宰相之因灾乞退亦多不被允许。咸亨元年（670）秋，京师及关河数州炎旱，左相姜恪率文官三品已上诣阙，抗表自陈尸位素餐，请求逊位，以压灾咎，优制不许。^[424]该年武则天皇后也因久旱请避位，摆出让位的姿态。^[425]神龙元年（705），右仆射唐休璟以霖雨为害，咎在主司，自言“忝职右枢，致此阴沴，是不能调理其气而旷其官”而乞求辞职，中宗不许。^[426]贞元十一年（795）四月，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憬以时旱，上表乞退，德宗不许。^[427]名相常衮也曾上《久旱陈让相表》请辞：“臣荷承正刑之后，擢在台衡，不能有所建明，坐致灾旱。……伏乞解臣所职，更择良才，省致旱之由，求作霖之辅。”^[428]乾符五年（878）四月，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不能济办，乞解使务，辞极哀切，僖宗仍诏不许。^[429]

以上国公、宰辅等，包括皇后在内，计9次因水、旱、蝗灾而请求避位解职，有主动承担灾害责任的，也有作姿态的，还有惧怕无才无以应付灾害造成的混乱局面的。本着责权一致的原则，他们的辞职被拒，这从侧面反映了唐代由于实行群相制权力被分割的事实。

唐后期被视为清选美职的御史、礼部员外郎却会因灾请求外任。右补阙、侍御史、刑部吏部员外郎卢迈“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属蝗虫岁饥，恳求江南上佐，由是授滁州刺史”。^[430]一般而言，“重京官而轻外任”^[431]是唐朝的一种常态，^[432]开元盛世以来，“天下久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433]最起码从仕途升迁的角度来讲，京城重地比地方机会要多。卢迈此举只能从经济角度进行解释。安史之乱后，京官俸薄，外官俸厚，尤其是京城遇到灾荒、军需增加等财政困难时，微薄的薪水会让京官难以自赡。^[434]而且，上州刺史属从三品，江淮富庶，在该地区任地方官更被视为“好阙”，^[435]侍御史、刑部吏部员外郎仅为从六品，虽清贵，但却无以养活全家。所以，卢迈在蝗虫岁饥之时，为方便照顾全家，恳求江南上佐。武则天的外甥贺兰敏之恃宠骄盈，直弘文馆学士李嗣真知其必败，不愿参与其主持的编修，因咸亨年京中大饥，讽执政，求出补义乌令。^[436]也有朝官因灾到地方任职的。开元十二年（724）六月，山东旱俭，朝议选朝臣为刺史以抚贫民，玄宗命选台阁名臣以补刺史，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崔沔，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皆出为山东诸州刺史。可惜，除王丘清严，人吏畏慕外，其他人至任，皆无可称。^[437]此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因为诸官不乐出京任职，因灾外任后敷衍行事以求回京。同时，地方官吏也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虽然并没有朝官那么严重。开元二十一年（733）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陆象先、户部尚书杜暹等七人往诸道宣慰赈给，令黜陟官吏，疏决囚徒。^[438]朝廷遣使地方，黜陟官吏，地方官员不免有升有降。

自然灾害让官员的仕途产生了不小的变数，倒霉者因灾免官，也不乏升迁与任免的机会。大历中，久旱蝗，诏于郎官中选赤畿令，刑部员外郎韦夏卿改奉天县令。以课最第一，转长安令。^[439]贞元初，连岁旱蝗，以赋调为急，改班宏户部侍郎。^[440]贞元二年（786）正月，京畿兵乱之后，仍岁蝗旱，府无储积。以礼部郎中、给事中崔造敢言、能立事，不次登用，挂衔同平章事，行宰相职权。^[441]贞元十四年（798）春夏旱，谷贵，人多流亡。京兆尹韩皋以政事不理黜官。德宗面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吴凑京兆尹，人乐其政。^[442]大蝗旱发生后，李齐运不能治，德宗以韩洄代之。^[443]上述韦夏卿、班宏、崔造、吴凑、韩洄都属因灾而升迁。总之，“因灾求退服务于酝酿中的人事变动，不是制度的要求”，^[444]灾害带给官员们的有地位威胁，也有升迁晋职的机遇和如愿外任或避祸的机会，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惧怕与担忧。开成年间连年旱蝗，饥荒，文宗竟然痛哭流涕得欲退位让贤。姑且不论其是否真心因自己无能解决灾害问题而要退位，其言至少表明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其因无德无能救灾而自惭可能是真的。所以文宗所说“卿等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若非其本意，也是想向大臣表明其解决自然灾害问题的诚意，以示愿意承担责任，尽管这种责任只是形式上的。这与罢免大臣的用意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