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问题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作为国家共同体或人类整体，其安全既维系于人类生存不受人为的与自然的威胁，实现正常交往、促进全体福利增加，同时也有赖于全球正义的实现——发展水平不等的国家之间应该具有起码的公平，并各自承担对人类整体的义务。艾滋病传播对于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挑战、增大了战争的危险。与此同时，在对该问题的治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首先，艾滋病的传播已经造成大量死亡，而且其造成的负面效应通过跨国联系的纽带影响到各国人民，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进步。截至2006年，美国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多达45万，比其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还多45 000人。^[60]而在非洲许多国家，死亡更是生活中的常态。南非许多墓地周六的葬礼必须分成好几拨才能完成，前总统曼德拉是这一国家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者、不屈不挠的斗士，但却不得不在86岁时承受老年丧子的悲痛：“我的儿子死于艾滋病。”^[61]2006年，英国一家报纸对乌干达一位棺材铺老板的采访让人们对于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之众更有直观认识，“三年前，我一周卖15口棺材。现在一周卖20口大的，7口小的。”^[62]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社会难以实现发展，而疾病产生的影响也会随着国际化的力量向外扩散，而不局限于一国范围。相互依赖的加深不仅意味着联系的增多，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63]亚、非地区艾滋病传播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会波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它们的世界市场会因此缩小、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同样会受到影响。跨国矿业公司美英资源集团（Anglo-American）在非洲25%的雇员都是艾滋病毒的感染者，出于经济上的计算与道德上的责任，它每年必须在工作场所花费大量资源提供全面的艾滋病防治服务。^[64]如果说身心健康的公民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有赖于世界各地人民的安全与进步。

其次，艾滋病的传播也挑战了国际安全最传统的一个领域——军事安全，它增大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让冲突的烈度更大，且不易得到结束。与此同时，作为国际军事安全的保障措施之一的维和行动也受到了干扰。

如前所述，艾滋病的传播削弱了许多国家军队的备战能力。而一国武装力量除了在军事入侵时起到抵御威胁的作用外，还在和平时期发挥着威慑潜在敌人并加强本国安全感的作用。当征服变得容易的时候，战争更有可能发生。^[65]一国在军事上示弱时，会刺激其他国家进行机会主义扩张的意图。而如果国家不相信本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便不会主动挑起事端。许多战争的爆发源于国家对相对军事实力优势过分乐观的估计。因而，美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国际危机研究小组（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认为，“仅仅是认为邻国军队中艾滋病盛行的观念，就可能意味着战术上的优势，从而引发战争”。^[66]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许多国家对军队中艾滋病毒的感染率保密或报低实际数字，纳米比亚国防部副部长称，“这是敏感的情报问题”。^[67]与此同时，当国家对依靠现有军事力量保障本国安全缺乏信心时，也更有可能主动扩张军备，甚至为了赢得更广阔的领土开展防卫而首先发动进攻。^[68]可见，艾滋病的传播对军队的威胁将增大冲突发生的危险。

此外，艾滋病的普遍存在让冲突中的暴力升级，同时也更加难以结束。在一些地区，这一疾病甚至成为国内、国际武装冲突的“武器”，针对平民的蓄意的、以传播艾滋病为目的的强奸成为令人震惊的战争恶行。一些加害者声称：“我们不杀死你，我们带给你的比死亡更可怕”。^[69]在利比亚、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以及卢旺达等国的国内冲突中，艾滋病都被当作“武器”系统地使用。而在与乌干达的冲突中，刚果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指责对方在控制下的刚果城市中采取此类行径。^[70]与此同时，军队中的高感染率也让冲突的结束更为困难。一些分析家指出，由于感染艾滋病毒，士兵们的预期寿命更短，时日不多的宿命感与末日感让他们更乐于从事厮杀、过一种高风险的战场生活，从而降低了他们结束冲突、建立长期稳定局面的意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0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乌干达军队在刚果民主人民共和国内长期从事争斗和劫掠应当归咎于士兵中居高不下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而且，由于乌干达国内已经开始全国性的艾滋病预防运动，政府担心这批军队回国将加大国内艾滋病感染程度。这也成为乌干达不愿意尽早结束冲突的原因之一。^[71]

艾滋病的传播也损害了维和行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社会保障安全的能力。与国内军队的情况类似，维和部队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也常常是相当高的。调查显示，在尼日利亚执勤一年的维和士兵中有7%被测出HIV阳性；执勤两年的士兵中感染率为10%；执勤三年后感染率则升至15%。^[72]由于担心驻外部队将艾滋病带回本国，西方国家常常不愿意向相关国家与地区派出维和力量。有的国家为其维和人员设置的行动约束甚至影响到正常工作的展开。例如，加拿大政府告诫其派驻克罗地亚的维和人员，“如果一个肯尼亚人出了什么意外，千万别去碰他！”^[73]另外，由于维和士兵本身常常是驻在国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一些国家因此与派出国发生矛盾，甚至拒绝接受维和部队。例如，塞拉利昂指责尼日利亚维和部队将艾滋病传播到其国内，尼日利亚则反称本国的部队是到了塞拉利昂才感染上疾病的。^[74]而在东帝汶，由于一名妇女被联合国维和人员传染上艾滋病，当地居民要求政府拒绝维和部队进入。^[75]

再次，艾滋病问题的存在也让南北关系更为紧张，既包括发展中国家民众对西方的敌视情绪，也包括政府之间在治理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一方面，艾滋病起源说中的“阴谋论”将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描绘成邪恶的、虎视眈眈的种族灭绝论者，让非洲国家中的民众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这种说法认为，艾滋病毒是由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合办的一所位于马里兰州的实验室培育出来的，然后从那儿被带到非洲，再由从非洲返回的美国同性恋传教士带回病毒发源地。^[76]2003年时，它又演化出另一个版本。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些政治家和牧师告诉当地人，美国人将艾滋病毒注入脑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疫苗中，目的是让非洲妇女变得不孕。许多人听信这种说法，拒绝让儿童接受免疫，导致一度得到控制的脑灰质炎死灰复燃，传播到11个非洲国家，导致近700名儿童因此瘫痪。^[77]由于民众中对西方的强烈敌视，很多人不相信现代医药与预防手段能够真的发挥作用。尼日利亚的著名歌手费拉·阿尼库拉波·库提（Fela Anikulapo-Kuti）自身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许多人期望他能够起到传播相关知识、提高大众对该疾病认识的作用。但是，他却反复声称这一疾病是医生们的杜撰，而推广安全套是西方国家的阴谋，目的是为了降低黑人的生育率。费拉1997年死于艾滋病。他对待疾病的态度加深了非洲国家人民对西方的怀疑，认为他们利用这一借口，把非洲大陆当成新药、新制剂的试验场。南非青年人的偶像，同时也是依靠自身努力从赤贫走向成功的典范——卡巴，是该国第一个公开承认自身感染艾滋病毒的名人。但他却对药物治疗非常排斥。由于ARV药物具有服用后乏力、呕吐等副作用，卡巴服药一周后就认定这是毒药，坚决不肯继续治疗，而是转向非洲巫医寻求解药。他在确诊感染艾滋病毒后未过一年就死亡了。^[78]这些悲剧都反映出一个严酷的现实，那就是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于西方国家存在着深切的怀疑，这种情绪投射到艾滋病问题上，往往导致他们讳疾忌医，难以正确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危险境地以及有效的应对方法。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政府之间在应对艾滋病问题时也常常存在着分歧。虽然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如同在许多问题上一样，少数西方国家垄断了国际层面的政策制定，发展中国家反而很少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发达国家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无法解决地方性的难题，而且是意图进一步削弱南方国家政府力量的坏点子。南非、津巴布韦政府认为西方在该议题上的作为纯粹是“搅和”（meddling）。甚至连一些西方学者也表达了此类的忧虑，理查德·弗雷德兰德（Richard A.Fredland）1988年就提出，西方国家在非洲地区的应对措施“削弱了非洲的自主性，损害了未来的发展”。^[79]

除了自作主张地为发展中国家开具应对艾滋病问题的药方外，发达国家实际行动过少也是招致南方国家不满的重要理由。2001年，《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1998年，发达国家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平均每年仅有6 900万美元。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统计，1997年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接受的国际援助额最高不超过10美元一年。^[80]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所需，在一些研究者眼中如此微薄的资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81]总体而言，在2000年以前，国际社会用于非洲艾滋病防治的资金每年不超过1亿美元，是美国为国内艾滋病患者支出的年均开支的两百分之一。与该地区日益恶化的艾滋病的传播情况相比，发达国家并没有认真地对这一人类危机作出积极反应。而且，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医药企业的庞大利润，还长期压制巴西、印度等国生产廉价的艾滋病治疗药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在艾滋病问题上作出承诺的可信性是很成问题的。

除了上述长期存在的国际安全威胁以外，在极端的案例下，艾滋病的传播甚至可能增加核武器扩散的风险。俄罗斯在军事能力上的快速下滑导致其对核原料管理上的瘫痪，加之其管理人员感染艾滋病毒而需要金钱治疗，结果导致对钚的非法买卖。^[82]这类事件尽管极少发生，但其对国际社会安全所造成的风险却是非常巨大的。

由此可见，艾滋病的传播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它不仅危害国家维护国际安全的能力，还在业已存在的冲突上火上浇油，激化矛盾。任何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负有责任感的国家，都不应当只关注自身的艾滋病问题，而应以整体的眼光看待它，充分重视艾滋病问题对国家共同体与人类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