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市场物价报告

三　1950年初市场物价报告

1）1950年春季物价报告

1950年初物价也上涨，到2月21日达顶峰。这一次物价上涨是从一月份开始，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价格再次上涨，延续时间达一个半月之久，波及五金、化工原料等商品价格上涨，同时由于部分工厂停工，纱布减产，又值春节将至，投机商人抢购，引起工业品价格的暴涨^[69]。相较于7月底，南昌市1950年1月7日的市场价格涨跌均在一二倍以上甚至更多（见表），如中等米、食油及棉花的涨幅均在四倍以上。

四地主要商品销售物价指数涨跌比较^[70]

续　表

就南昌市而言，中等米1950年1月7日的价格较1949年7月31日涨了415.9%，二十支纱涨331.0%，龙头细布涨287.5%，食盐涨498.9%，食油涨590.1%，棉花涨427.8%。与上海、汉口和九江三地相比，南昌市的中等米和食油之涨率均为最高，并且棉花的涨率仅低于上海不到20个百分点，位列四地中棉花涨幅第二高。南昌的二十支纱的涨率在四地中占第三，龙头细布和食盐涨率则均低于上海、汉口和九江三地。

从1950年1月7日当天的市场物品价格来看，南昌市中等米的价格比上海、汉口分别低68 916元和9 000元，比九江高6 000元。二十支纱和龙头细布的价格居高不下，均低于汉口，但都高于上海和九江，位列四地中价格第二高。食油的涨率虽在四地中为最高，但其价格却远低于上海，略高于汉口和九江。食盐和棉花的价格则在四地居于最后位，相比这两者价格都最高的上海地区，南昌市的食盐和棉花价格则要低得多。

1950年3月开始^[71]，组织发行的胜利公债现金入库，工商界共认购692 289份，并向工商业者两次借款11.39亿元（旧币），粮食80万斤，支援前线，紧缩货币流量。同时，南昌贸易金库（市人民银行前身）开始收紧银根，税务部门收缴营业税、所得税，促使工商业者纷纷抛售物资，脱货求现，使物价很快平稳下来。

具体对于1950年春季市场上的物价状况，江西省贸易公司总结了几点经验：

（1）物价的涨落，在各种主要商品中是要维持一定的比率，换句话说，是要维持物物间交换的合理比例，粮食去年秋收后价格的价低，米纱的交换率就南昌达到1∶75，因为有了这种不合理的交换率，造成了1月份粮价的抬头，引起了一般物价的上涨，所以我们把握价格，还要掌握物物间合理的交换率。

（2）三月份物价的回落，人民币的信用越发稳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成果是由于中央掌握了合理的财政政策，用租税公债吸收游资，运用贸易政策，使货币大量回笼，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减少货币的发行。

（3）各地公营贸易机构，大力推销商品，由点扩充到面，由批发扩充到零售，在整个市场起了领导作用。领导私商削价抛售，致供过于求，物价自然规律下降。

（4）市场需要集中管理，在南昌市的经验，粮食交易所成立后，粮食交易进行管理，使哄抬倒把逐渐减少，粮价相当稳定，纱布市场散漫，仍存在投机的买卖。经验证明，管理市场，首先要集中交易，集中交易以后国营贸易机构就较易起领导作用^[72]。

南昌解放后，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物价斗争，取得速见成效的根本变化，正如陈云同志在国庆一周年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1950年3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人民生活与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了。”^[73]

2）一张表格引发的社会学思考

1949年至1950年初，南昌市先后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市场物价动荡，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破坏金融物价的匪特和奸商分子，对于这部分人，南昌市有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予以严重打击。

排除不法分子的求利意图，1949年6月到7月的江西遭受特大洪水，沿江滨湖22县受灾^[74]，另加上农业技术的落后（水田犁铁牛车盘、圆筒水车、喷雾器等半机械化农具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才开始推广^[75]），1949年的农作物产量不尽如人意（见表）^[76]。

江西种植业以粮食作物为主，1949年播种面积为3 950.6万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2.5%。油菜种植面积1949年为181.6万亩，总产2.79万吨，单产15.5公斤；芝麻1949年仅30.1万亩^[77]；棉花在种植业中处在仅次于粮食作物的位置，从元代开始种植，到1949年面积为31.7万亩^[78]。

1949年全省及南昌专区作物面积及产量统计

这一时期南昌的农作物种植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农艺水平、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等方面曾长期领先世界。小农经济促使农民充分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以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满足了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而且支撑了中国五千年延绵不断的古代文明。但小农经济的经营规模过于分散和狭小，不利于大型高效农具的推广使用，制约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业以至整个社会进入新的更高级形态的重要前提^[79]。由于土地生产农作物的产量不足，从事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必然要通过家庭副业来弥补，从而导致小农业与家庭副业的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这种结合具有适应和克服各种恶劣条件的顽强生命力，但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的社会化和新经济因素的成长，这种缺陷也正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改造小农经济的一种背景^[80]。

管子曰：“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苑也。”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也有语云：“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

土地的特性具有其自然属性和政治经济属性。作为耕地，土地是人工和自然的双重结果；作为资源，土地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土地还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另外，土地在位置上具有固定性，属于不动产，由此也导致区位和质量的差异以及级差地租。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另一方面，任何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都表现为土地关系的变革，以中国为例，20世纪的农民革命更是土地革命，几次大的社会变革也都是围绕土地问题而展开的。

土地之于农民具有多重意义，具体表现在：

第一，土地与农民的天然联系及土地信仰。在农业社会，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如婴儿与母亲的关系，那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土地连接着农民的命运。土地之于农民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精神性的。这种双重联系使自古以来的农民具有强烈而执着的拥有土地的诉求，并且使土地进一步成为农民的信仰，这种信仰具体化为了“土地神”和“土地庙”。

第二，土地与农民的精神气质相关。农民的精神气质和性格也将受到土地和农耕的影响。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促成了农民的安然、老实、本分、勤劳、坚韧和谦虚的品质，以至于“安土重迁”。同时，深深受制于自然力量的“小生产”方式也促成了农民的保守、因循、迷信，乃至依附性和“封建传统意识”。

第三，土地关系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围绕土地的占有、利用及收获物的分配，不仅构成了农村社会内部农民与地主之间主要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而且构成了农民/农村社会与国家之间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土地关系决定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和国家的秩序，它是农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战略重点。

从1950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夏秋进行土改试点到1952年秋冬完成土改复查，经过2年多时间，江西农村土改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至1952年，土改在江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农民得到了自己的土地，增加了劳动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81]。

相比较而言，1949年的农作物面积和产值远远低于1952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15.4亿元，比1949年增长53.1%，超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量达57.5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48.3%。其他农产品与1949年比较，棉花增长7.5倍（达1.363万吨），生猪增长29.3%（达到283.5万头），耕牛增长24.9%（达到184.5万头），油料、麻类、甘蔗等生产也都有很大的增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300多万亩（达到98.6万公顷）^[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