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基于1978—2010年的统计数据，在分析甘肃省人口城镇化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动态方差分解法、从人均GDP、产业结构和国民生活水平等三个角度对甘肃省的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甘肃省人口城镇化进程研究
（一）甘肃省人口城镇化进程分析
从图1可知，1978—2010年期间，甘肃省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2.91%，发展较快。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加速发展阶段（1978—1982年）、快速发展阶段（1983—1990年）、稳步发展阶段（1991—2000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1978—1982年，甘肃省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82%，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1983—1990年，甘肃省城镇化率年均增长4.43%，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1991—2000年，甘肃省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84%，城镇化稳步发展；2001—2010年，甘肃省城镇化率年均增长4.40%，分别为第一、三阶段发展水平的2.4和5.2倍，与第二阶段相持平，城镇化再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甘肃省城镇化发展相对落后，且差距有增大趋势。
图1－1 1978—2010年甘肃省人口城镇化水平及与全国水平的比较
（二）城市规模分布演变的计量分析
1.城市首位度指数演变
根据马克·杰弗逊（M.Jefferson）的城市首位律，计算出甘肃省城市首位指数。城市首位度指数反映城镇体系中人口在首位城市中的集聚程度。主要有2城市指数、4城市指数，其正常值分别为2和1。
表1－1 甘肃省城市体系首位指数变化表（2000－2010年）
计算结果（表1－1）显示，2000—2010年甘肃省的2城市、4城市指数均大于1，但下降趋势明显。说明甘肃省城市体系属于典型的首位分布，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小城市比较发育，首位型分布特征逐渐减弱，城市规模分布日趋均衡。
2.位序－规模法则检验
借助齐普夫（Zipf）分布以及分形维数的变化来分析甘肃省城市规模等级的整体演变趋势。
Zipf分布的公式：Pr＝P1 r－q （1）
式（1）两边取对数得，logPr＝log P1－qlogr （2）
式中：r为城市规模位序；Pr为第r位城市的规模；P1为最大城市的规模；q为Zipf维数。q用来刻画区域城市规模与位序之间的关系，q＝1，城市体系为自然状态下最优分布；q＞1，城市规模分布为首位型，高位序的城市占优势而中低位序城市规模小；q＜1，城市规模为位次型，高位序的城市不突出而中低位序的城市比较发育。
表1－2 甘肃省城市体系首位指数变化表（2000—2010）
通过位序—规模的双对数回归方程，计算出历年的回归方程式和分形维数（表1－2）。位序—规模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都很高，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且分形维数一直都大于1。总体看来，甘肃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首位城市垄断功能突出，高位序的城市与首位城市差距大；分维数呈现逐步下降趋势，说明甘肃省首位城市垄断功能减弱，中小城市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比较发育，城镇规模结构趋于均衡。
3.城市规模基尼指数变化
引入城市基尼指数，公式为G＝T/2S（n－1），式中n为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城市总数，S是这n个城市的规模总和，T是城市体系中各城市规模之差的绝对值总和。基尼指数能够较好地比较区域内所有城市间的规模差异，取值范围为0－1，越接近0，表明城市规模差异越小；越接近1，表明城市规模差异越大。一般认为G在0.6以上表示城市规模分布极不平衡。
图1－2 甘肃省人口基尼指数与经济基尼指数变化图（2000—2010年）
计算2000—2010年甘肃省人口基尼指数和经济基尼指数（图1－2）。人口基尼指数保持稳中小幅增大态势，表明甘肃省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人口规模差距较大，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差距小幅增加，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有一定离散化趋势。以GDP计算的经济基尼指数处于0.27－0.34之间，呈下降趋势，说明各级别城市经济发展逐步均衡。综合2000—2010年甘肃省城市体系人口和经济基尼指数考虑，不难发现甘肃省城市体系的人口规模趋于集中、而经济规模趋于分散。仅从规模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分析，甘肃省的中、小城市仍有很大的人口发展空间。
（三）城市规模成长的空间特征分析
1.交通指向性特征
甘肃省城镇人口规模具有沿交通线轴线分布的特征。其中，沿铁路交通线分布的主要城镇：天水、陇西、定西、兰州、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沿陇海－兰新铁路呈东南、西北向带状分布；另外，以兰州为中心，沿包兰—兰青铁路，北至白银、西至连城、海石湾形成东北、西南向城市分布带（图1－3）。其交通轴线贯穿全省唯一的特大城市和90%的地级城市，沿线城镇集聚能力不断增强，数量和规模均有较大增长。截止2010年，甘肃省实现了主要城镇之间的公路联系，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2.沿河流分布特征
甘肃省城镇分布同时受到水资源的制约，主要分为黄土高原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两大部分。黄土高原地区城市多分布在河谷阶地，如黄河、渭河、大夏河等河流谷底和盆地，河西走廊地区的城镇多分布在三大内陆水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绿洲中心地区。黄土高原地区如黄河流经景泰、白银、榆中、临洮；渭河流经武山、甘谷、秦安。河西走廊地区如石羊河流经武威、永昌；黑河水系分布有山丹、张掖等县市。2000—2010年期间，分布在河谷阶地和绿洲地区的4个地级市（张掖、武威、天水、白银）从小城市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此外，10个城镇（山丹、景泰、榆中、临洮、武山、甘谷、秦安、张家川、华亭、西和）的人口聚集也很明显（图1－4）。
图1－5 甘肃省沿主要河流城镇人口分布图（2000，2010年）
3.资源指向性散点线状分布特征
甘肃省城镇对资源依赖性比较大，在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分布的资源型城镇规模逐步扩大，在空间上连点成线，逐步形成散点线性分布（图1－6）。在河西走廊地区，矿产资源城市有石油工业基地的玉门、以钢铁工业为发展重点的酒泉—嘉峪关、能源工业和建材工业为主导的金昌，还有以旅游资源支撑的敦煌市；在黄土高原上分布的资源城市有以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白银，以能源和轻工业为主的庆阳市，以及以旅游业为支撑的天水和陇南。目前，甘肃省初步形成了河西走廊的散点线性分布和黄土高原上以兰州为核心放射性十字空间分布特征。
图1－6 甘肃省城镇群线状分布图
二、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一）研究方法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但经济理论通常对变量间的动态联系的严密说明不足，Grange检验法在时间序列因果关系检验方面有很多优点，有助于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已成为经济变量关系分析的有力工具①。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关系重在影响方向的确认，而非完全的因果关系。协整性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②。脉冲响应函数（IRF: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③。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变化（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④。在对甘肃省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进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来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计量分析软件采用的是Eviews6.0。
上述分析方法同样应用在第三章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第四章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响应关系分析。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选择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URB），用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作为产业结构的代表指标。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所选择的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城镇化水平LNURB＝LN（城镇人口／总人口），LNGDP1＝LN（第一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100），LNGDP2＝LN（第二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100），LnGDP3＝LN（第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100）。采用数据时间跨度为1978～2010年。
（三）人口城镇化与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关系分析
1.协整分析
在数据分析前，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的稳定性检验。由表2－1可知，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城镇化率4个变量的原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一阶差分后都是一阶单整的，即LNURB～I（1），LNGDP1～I（1），LNGDP2～I（1），LNGDP3～I（1）。表明城镇化水平与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结构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表2－1 城镇化、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单位根ADF检验结果表
说明：表中的C、T和L分别表示截距、趋势项和滞后阶数，△表示一阶差分。
利用Eviews6.0，对LNURB与LNGDP1、LNURB和LNGDP2、LNURB和LNGDP3建立回归模型，拟合得到：
LNURB＝－0.425084039921*LNGDP1＋1.73914539776＋ε1 （1）
LNURB＝－1.61105687554*LNGDP2＋3.98191013463＋ε2 （2）
LNURB＝0.639170298702*LNGDP3＋0.27036355427＋ε3 （3）
三个回归模型方程的残差分别为ε1、ε2和ε3，对回归模型的残差值作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ε2是不平稳的，残差ε1、ε1是平稳的，说明LNURB和LNGDP2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与LNGDP1、LNGDP3有长期稳定关系。
由（1）式、（3）式得出，1978—2010年，甘肃省城镇化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存在正向关系，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存在反向关系。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对数化处理后的，下同）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对数化处理后的，下同）下降0.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数化处理后的，下同）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0.64个百分点。
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采用上文提到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建立LNGDP1、LNGDP3和LNURB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为观察短期、长期效应，选择滞后1－6期。模型检验结果见表2－2。
表2－2 城镇化率和第一、三产业产值比重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
说明：**，***，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在5%和10%上显著。上面数值为F值，下面数值为概率。
由表2－2可知：短期来看，城镇化发展是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的格兰杰原因，长期不是；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城镇化发展都不是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的格兰杰原因。
短期来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长期来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不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3.脉冲响应函数
图2－1是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其中横轴代表冲击作用的期间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在模型中，将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设定为十期。
图2－1 城镇化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间的脉冲响应图
左图为城镇化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间的脉冲响应图。左上图所示，城镇化水平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扰动反应第1期最大，之后呈明显减弱趋势直至5期后保持稳定。城镇化对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新息扰动响应一直为负向，在滞后一期后响应逐渐加强，但一直维持在低水平状态。左下图所示，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水平新息扰动的响应一直为负向，第1－2期是为低水平响应，之后明显增强趋势，维持在较高水平。
右图为城镇化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间的脉冲响应图。右上图所示，城镇化水平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扰动反应迅速，且影响作用亦呈明显减弱趋势，6期后保持平稳。城镇化水平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新息扰动的响应复杂，1—2期为负向，3期后为正向并迅速增强到6期，之后又趋于减弱，总体呈低水平态势。右下图所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其自身的新息扰动响应先短期增大，后逐渐变小。对城镇化水平的新息扰动响应在1—2期呈现出在较低水平的负向关系，3期之后转为正向作用且维持在较高水平。
4.动态方差分解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需建立预测方差分解模型。根据方差分解理论模型，对城镇化水平和第一、三产业产值比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结果见表2－3、2－4。
表2－3 城镇化与第一产业产值之间的方差分解表
表2－4 城镇化与第三产业产值之间的方差分解表
动态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的影响总体偏小，且都是滞后1期开始产生影响的。其中，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在第2期略有下降。这与脉冲响应结果相一致。
而城镇化对第一、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都是从第一期开始的，但影响程度不同。城镇化对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镇化对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从第1期的3.92%到第10期的51.06%；城镇化对第三产业产值的影响在第1—3期略有波动，之后其影响作用呈稳定增强趋势，在第10期达到19.27%。这与脉冲响应结果也相一致。
（四）主要结论
第一，研究期内甘肃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甘肃省城镇化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存在正向关系，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存在反向关系。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对数化处理后的，下同）下降0.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0.64个百分点。
第二，短期来看，城镇化发展是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的格兰杰原因，长期不是；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城镇化发展都不是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的格兰杰原因。短期来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长期来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不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第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第一、三产业产值比重对城镇化的影响总体偏小；城镇化对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作用较大，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辐射带动效应不够明显。
三、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国民生活水平的关系研究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选择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URB）；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INCUR），比值越大，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反之亦然。
为消除异方差、使研究结果更具实际意义，分别对两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LNURB、LNINCUR，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ΔLNURB、ΔLNINCUR。
（二）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分析
1.协整分析
使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LNURB和LNINCUR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1。
表3－1 LNURB与ININCUR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从表3－1可知，序列LNURB、LNINCUR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ΔLNURB、ΔLNINCUR R都是平稳序列即都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条件。
采用E－G两步法、通过OLS方法对两变量间的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LNINCUR＝0.5579*LNURB－0.4371＋ε （R2＝0.8125） （1）
（1）式中ε为残差项，
令ε＝LNINCUR－0.5579*LNURB＋0.4371 （2）
经检验，ε的ADF检验统计量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时的临界值，表明残差序列ε为平稳序列，即ε－I（0）。说明LNURB与LNINCU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甘肃省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由（1）式可知，甘肃省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镇化水平（对数化处理后的，下同）每提高1个百分点，其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化处理后的，下同）提高0.56个百分点。这表明当前甘肃省城镇化进程的欠合理性，甘肃省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并没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反而发生了扩大的现象。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采用上文提到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建立LNINCUR和LNURB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为观察短期、长期效应，选择滞后1－5期。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2。
表3－2 甘肃省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表3－2可知，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均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城镇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Granger原因。具体来说，滞后2期时“LNURB不是LNINCUR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最小，说明甘肃省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滞后二期时最明显，城镇化进程推进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另一角度看，在滞后1—5期时，“LNINCUR不是LNURB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全都高于5%，说明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对甘肃省城镇化水平没有实质性影响。
3.脉冲响应分析
图3－1是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其中横轴代表冲击作用的期间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在模型中，将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设定为十期。
图3－1 甘肃省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图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图3－1中，左上角是甘肃省城镇化对自身一个标准差新息扰动的脉冲响应图，呈现先逐期小幅下降、第4期以后趋于平稳的态势。右上角是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第一期影响是零响应，之后响应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水平无实质性影响。左下角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冲击的脉冲响应中第1—2期小幅下降，说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收窄，这是由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甘肃省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缩小；第3—5期曲线迅速上升，表明这一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伴随城镇化水平提高而扩大，这是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因素造成城镇工业经济快速发展而农村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第6—10期曲线渐趋平稳，城乡收入差距呈相对稳定态势，这是国家和省上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效应作用显现的结果。右下角是城乡收入差距对自身扰动的脉冲响应图，第1—4期间迅速下降，之后稳定在低水平上。总体来说，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带来一定的正面冲击效应，即甘肃省城镇化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反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城镇化无实质性影响。脉冲效应分析结果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相符。
4.动态方差分解分析
表3－3 结果给出了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方差分解值。方差分解的数据结果体现了冲击变量对内生变量波动的影响程度及变化趋势。
由表3－3可知，城镇化水平从第一期起就受到城乡收入差距和自身波动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的影响，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第一期表现较弱，此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受其自身的影响占比约八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波动的冲击从第2期开始才显现出来，且冲击影响非常微弱，但第3期后呈现逐期大幅增长态势，到第10期其影响已占一半还多。这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基本相一致。
表3－3 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方差分解结果
（三）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贫困分析
1.甘肃省贫困现状分析
2001—2009年期间，甘肃省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出稳定下降的趋势，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由2001年的712.28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388.80万人。甘肃省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7.39%下降到2009年的22.60%，全省贫困发生率由28.75%下降到18.49%，甘肃省反贫困工作上取得显著成就。然而甘肃省城镇低保人口却不断增加，从2001年的131959人增长到2009年的835523人，为2001年的6.33倍。同时，甘肃省城镇贫困发生率由2001年的2.13%上升到2009年的10.02%（图3－2），这说明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贫困城镇化问题也逐渐显现。
图3－2 2001—2009年甘肃省贫困发生情况
就2009年来看，全省城镇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甘南州和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的临夏州两地，地处陇中黄土高原的定西市城镇贫困发生率也相对较高（图3－3）。
图3－3 2009年甘肃省城镇贫困发生情况
甘肃省人口城镇化率由2001年的20.07%上升到2009年32.65%，年增长率为3.64%；贫困城镇化率由2001年的1.82%上升到17.69%，年增长率为1.76%。随着人口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甘肃省贫困城镇化率呈明显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贫困发生率持续9年的增长，说明贫困城镇化问题正在突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使得城镇低保标准不断提高造成新低保人口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当前城镇化进程对城镇居民收入带动力不强。
2.人口城镇化与贫困关联分析
（1）计量模型与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来进一步分析甘肃省贫困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联程度。灰色系统理论主要研究系统模型不明确、行为信息不完全、运行机制不清楚这类系统的建模、预测、扶策和控制等问题。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可以有效分析多要素之间灰色关系，区分各要素间主导与非主导，密切与非密切的关系。本节运用该方法对POu和URB两组数据进行分析。
（2）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主要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2010》和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官方网站发布的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因我国对城镇贫困人口没有专项统计，一般以城镇低保人口反映城镇贫困人口情况，因此城镇贫困人口为《甘肃发展年鉴2010》中城镇低保人口统计项。
（3）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
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限于篇幅，计算过程省略）发现，甘肃省贫困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的灰色关联度为0.6499，说明甘肃省贫困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度。
（四）主要结论
第一，甘肃省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甘肃省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其城乡收入差距提高0.56个百分点，表明当前甘肃省城镇化进程的欠合理性。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说明，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均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城镇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均支持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第三，当前甘肃省城镇化水平落后、进程缓慢，不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加快健康有序的城镇化进程。同时，当前的甘肃城镇化发展模式对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辐射带动效应不明显，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公共财政的民生倾向、“市民化”等措施提升城镇化内涵与质量。
第四，甘肃省贫困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的灰色关联度为0.6499，说明甘肃省贫困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度。
四、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选择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来测度经济发展水平。为剔除价格影响因素，以1978年为基期对1978—2010年的PGDP进行了调整。
为消除异方差、使研究结果更具实际意义，分别对两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LNURB、LNPGDP，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ΔLNURB、ΔLNPGDP。
（二）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1.协整分析
为防止伪回归现象发生，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的稳定性检验。使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LNURB和INPGDP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1。
表4－1 LNURB与LNPGDP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从表4－1可知，序列LNURB、LNPGDP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ΔLNURB、ΔLNPGDP都是平稳序列即都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条件。
采用E－G两步法、通过OLS方法对两变量间的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LNPGDP＝1.2388＋0.2410*LNURB＋ε1（R2＝0.8862） （1）
LNURB＝－3.7647＋3.6771*LNPGDP＋ε2（R2＝0.8862） （2）
（1）式、（2）式中ε1、ε2为残差项，
令ε1＝LNPGDP－0.2410*LNURB－1.2388 （3）
令ε2＝LNURB－3.6771*LNPGDP＋3.7647 （4）
经检验，残差序列ε为平稳序列，即ε－I（0）。说明LNURB与LN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综合（1）式、（2）式可知，甘肃省城镇化水平（对数化处理后的，下同）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对数化处理后的，下同）提高0.24个百分点；反之，经济发展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提高3.68个百分点。
2.脉冲响应分析
图4－1是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其中横轴代表冲击作用的期间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在模型中，将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设定为十年。
图4－1 （a）LNURB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图4－1 （b）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图4－1（a）中：首先，城镇化水平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扰动的响应程度较为强烈，第一期响应最为强烈，随后即刻下降并逐期递减，直至第四期出现负向响应，之后维持在低水平的正向稳定响应水平，这说明当前城镇化水平与其滞后值具有较强的关联度。其次，城镇化水平对人均GDP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总体是波动的。第一期有即刻响应，第二期达到最高，之后快速减弱至第五期，最后城镇化对人均GDP的响应程度趋于稳定，但明显超过对其自身的反应。总体趋势看，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一直产生正向影响，且延续时间相当长，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正向拉动作用。
图4－1（b）中：首先，人均GDP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总体是高水平的正向响应，并呈现逐期小幅增长趋势，表明当前的GDP与其滞后值存在一定的关联，并且关联度趋于稳定。其次，人均GDP对城镇化水平的反应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平稳状态，人均GDP对城镇化水平新息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响应在第一期为零，第2期之后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并不大。总体看，人均GDP对城镇化水平的反应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平稳状态，表明研究期内甘肃省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强。
3.动态方差分解分析
表4－2给出了城镇化率和人均GDP的方差分解值。方差分解的数据结果，体现了冲击变量对内生变量波动的影响程度及变化趋势。
表4－2 城镇化水平和人均GDP的方差分解结果
由表4－2可知，城镇化水平从第一期起就受到人均GDP和自身波动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的影响。受人均GDP的影响在第一期表现较弱，此后总体上呈加快上升趋势，而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呈快速下降趋势。城镇化水平波动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逐步减弱，由第二期的94.30%下降为第十期的59.69%。人均GDP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城镇化水平对人均GDP波动的冲击从第二期开始才显现出来，且冲击影响非常微弱，只有0.08%，此后呈现逐期小幅增长态势，但其影响总体一直在1%之内。这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基本相一致。
正是由于甘肃省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要明显强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结果使得城镇化水平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受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带动。总体来说，甘肃省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高带来比较大的正面冲击效应，经济快速增长会引起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速的波动也会对城镇化发展产生强烈的影响；反之，甘肃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虽然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其作用强度不是很大，正向效应不够明显。
（三）主要结论
第一，研究期内甘肃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甘肃省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提高0.24个百分点；反之，经济发展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提高3.68个百分点。
第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甘肃省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具有较大的正向拉动作用，而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辐射带动效应不够明显。
五、促进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发展的对策
（一）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的角度
1.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
一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构建沿黄农业产业带、河西和陇东农产品主产区、中部重点旱作农业区及陇南山地特色农业区为主体的农业战略布局。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扩大节水灌溉面积，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高农田产出能力。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二是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推广全膜双垄沟播、膜下滴灌等高效旱作节水技术，建设以定西为重点的中部和陇东旱作农业示范区。提高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三是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快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公共服务向农村侧重、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努力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2.继续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推进以“六大片区”为主体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经济、人口和要素资源的集聚。
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支持金昌、天水等地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步伐，加快河西新能源基地和陇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重点打造金昌镍钴铜、嘉峪关冶金、白银有色金属和兰州石油化工、有色金属新材料基地建设，利用高新技术开拓传统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空间。二是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兰州、天水、酒泉三大装备制造业基地，加快天水华天电子科技产业园、兰州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园区建设。三是依托园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以国家和省开发区为重点，支持园区提升产业规划编制水平、增容扩区、循环化改造，增强园区承接产业转移、集聚集约发展的能力。根据园区定位和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着力引进关联度高、辐射带动力强的龙头型、基地型大项目，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促进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城镇化提供后续动力
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方向，把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在改造提升旅游业、餐饮业、商贸流通业等吸纳劳动力强的传统服务业的同时，突出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咨询、信息服务、科技开发、商务服务、教育培训等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同时，鼓励个体、民营和社会各方面兴办社区服务业，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通过社区服务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推进城乡一体化。积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增强服务功能，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角度
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经济、空间上的城镇化转变，而且是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化转变。城镇化的推进与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困城镇化密切相关，因此在推进甘肃省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困城镇问题，才能使甘肃省城镇化走健康发展之路。因此，为实现甘肃省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从国民生活方面提出以下对策：
1.促进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一是通过扩大经济总量、增加就业岗位、加快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以工业强省为动力，大力实施重大战略性工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大新兴产业投入，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努力创造更大的用工需求和就业岗位。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政府转移支付能力，增加政府支出中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比重，贯彻“提低、扩中、调高、保困”原则，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认真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壮大农林业特色优势产业，提高农民增收水平。三是抓住新十年扶贫开发纲要的实施战略机遇，进一步落实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民生工程、交通水利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生态环境、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建设，着力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
2.努力扩大就业
一是实施技能培训工程。以就业需求为导向，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城乡劳动力创业就业能力。二是建立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服务水平。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和社会就业服务中心建设。扶持发展劳务中介组织，完善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困难人员的各项就业援助政策，认真落实税费减免等鼓励自主创业的各项政策，促进全面就业。三是积极开拓劳务市场。加强与劳务输入地的联系衔接，巩固和拓展劳务基地，大力开展有组织劳务输转，扩大劳务输出和就业空间。四是加大城乡就业统筹力度，实施全民创业行动计划，以全民创业带动社会就业。
3.完善城乡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
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城乡低保覆盖面，积极争取将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城市低收入人口应保尽保，适当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落实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国家补助标准和医疗保障水平。
（三）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角度
按照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团发展、整体推进”的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力争全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到2015年末达到45%，城镇总人口达到1200万左右。
1.完善城镇体系
全面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加快城镇化相结合，着力构建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和重点建制镇为基础，大中小并举、功能定位优势互补、空间布局合理的城镇化体系。突出抓好大城市尤其是兰州市的辐射带动功能，积极发挥酒嘉、天水等区域中心城市作用，健全市州所在地的中、小城市城市服务功能，加快县城及重点城镇建设，进一步提升综合条件好、区位条件优、发展潜力大的重点集镇规划、建设水平，积极打造一批旅游度假、商贸流通等特色小城设，努力构建起大、中、小城市和县城、重点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2.优化空间布局
根据国家、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引导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内人口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促进城镇人口和产业聚集，人口空间分布更加趋于合理。积极推进经济发达的城市化地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完善城市功能布局，吸纳和集聚人口，加快城镇化进程。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潜力和区位优势，继续促进兰白、酒嘉、金武、平庆等组团发展，形成各具特色、融合发展、错位发展和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3.推进制度改革
出台涉及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财政、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和优惠保障措施，搭建推进城镇化的政策框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切实保护失地农民权益，让农民无后顾之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4.注重城镇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工作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完善供排水、集中供热供气、通讯、污水处理等城镇基础设施，增强城镇承载能力。创新城市管理，加强环境卫生、市场管理、交通秩序整治，优化人居环境，增强城镇吸引力。进一步健全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快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房等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大力改善城镇居民基本居住条件。
本课题承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地环学院
课题组负责人:石培基
课题组成员:张胜武 王祖静 焦贝贝 陈莉 杨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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