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封建新叶

最后的封建新叶

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清皇朝，有它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特点。即从明中叶发展起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继续发展，“市民阶层”^[3]扩展，市民运动日益高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说：“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且还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市民运动的不断发生和发展，无异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外，又增添了一对具有崭新意义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具有新的历史意义的变化。它表明封建制度已经到了末期，已经面临着“解体”的历史命运。必将取代它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还在萌芽状态，它的力量微弱，但毕竟已经出现，它预示着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将取代封建制度。玉华叶氏文运不佳，但明中晚期后，从事商业渐渐有限地兴旺起来，虽然村落中的商业受到抑制，但是外出经商的逐渐多起来，他们在外面受到新的文化思想的冲击，并且把火花带回到新叶，于是，清代的新叶村也具备了外面世界的各种社会矛盾，并且这些社会矛盾具体化、终端化了。天气逐渐变暗，雷声隆隆初响，似乎还很远，但是毕竟快要到来了。

玉华叶氏村落的宗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持续了几百年的“习惯性”政权，这时候仍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请注意，这是新叶村的文脉。外部最大的统治者康熙，对《四书》不仅“日日读书”，而且还“字字成诵”，他推崇朱熹是儒家“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乾隆登基后曾九次到曲阜去“朝圣”，言及孔子“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五百年闻知之统，独衍心传，七十子悦服之诚，长垂师表”。在清代封建最高领袖的大力提倡下，各个村落种族也上行下效，旧时新叶村一贯坚持程朱理学，此时更显合乎时宜。张履祥曾说：“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又说：“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无不精究而详说之，三代以下，群言淆乱，折衷于朱子而可矣。”^[4]陆陇其则言：“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5]熊赐履亦言：“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私言也。”又说：“夫朱子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之道也。”^[6]可以见到，当时思维禁锢犹如“众人拾柴，火焰高矣”，这些学者固己排他，攻击王学（阳明）说：“邪焰之炽，烈于猛火，蔓延流毒，猝难灭熄，百余年来，翟昙陋习，中人心髓，东鲁之书，悉化而为西竺之典，名为孔氏六经，实则禅家六籍矣。”^[7]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感到程朱理学的势力多么大。实际上也并不难于理解，因为给他们做后盾的，就是当时的国家机器，他们不过是统治地位之物质力量的表现而已。

然而新叶村村民也在清代初期便发展起来的反理学的倾向，这一点也必须申明，新叶村宗族对自己族人的压迫不一定不血腥，因为宗谱中并没有骇人听闻的记载，我们应该知道，一方面宗族对本姓的保护，另一方面持有宗族权力的村落精英一定不会在宗谱中收录自己的暴行。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思想斗争非但没有停止，相反却愈见炽烈，当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在大肆泛滥的时候，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激烈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他们尖锐反对封建皇权，指斥封建皇帝，说：“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说封建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揭露封建君主的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黄宗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新叶村村民科举不振，在清中期外出经商者最多，达到高潮，也正是因为看到“读书”已然无用，上不可安邦，因为政治腐败；下不可强民，本书下面将提到。于是村民便退而求其次，经商务实，转而实用主义去也。

封建王朝越是到后期，为了达到天下一统，甚至即便是制造假象也在所不辞，封建统治者也越变本加厉，政治上更加严酷、急躁起来，思想上甚至提出的“去欲存理”的反动说教^[8]，为了反击，王夫之指出“欲即天之理”。他们揭露理学的本质是在“以理杀人”（戴震）。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已经是“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是四空也”。老百姓都卖男鬻女，唐甄说“无生之乐”。总之，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封建皇权、程朱理学、民生问题、科举制度、土地问题、妇女问题等等，都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们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黄宗羲）的主张。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清代新叶村经商上升为民间社会进步潮流的弄潮儿，但是实际上作为实用主义的运作者，既然不能通过入仕以报国，不如兴业安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攻击新叶村保守，可见大多数人不过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在这里，必须为新叶村正名———古代新叶村并非保守！不要让流言继续任意肆行。很明显，这些进步思想家提出的诸多问题，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实质上这些思想，正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关系，在各个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反映，是当时新兴起来的市民阶层的愿望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表现。从思想的传统来说，上述这些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大都是受到了明代后期王学左派反理学的勇士———李卓吾的影响，是为这一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新叶村古村落在那个时期，外出经商的村民带回村有形的物质财富，成为宗族统治的软化剂，所以一方面宗族传统文化劝学耕读习惯和制度同时，也并非视经商行为为妖魔化的异端，非得斩草除根为快意。村众关系毕竟不是敌我的形制，况且大伙儿都同宗本源（虽然这不是没有激烈对抗的原因，经济收益才是）。

清代统治者为了镇压民族反抗，强化思想统治，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它除了正面提倡改造后变形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外，大兴文字狱，用血腥镇压的恐怖手段来钳制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意识，在顺、康、雍、乾四朝，迭兴大狱。大案不断，杀人如蚁，罄竹难书。真正的爱国志士和广大读书人深感读书无望，于是走上经商之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原文是：“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所以说在整个清代新叶村仍然入仕不振，并非真的不振，实为走在时代的前沿。白下里叶不愿意走统治阶级规定的政治道路，当时有村民把热衷于“仕途经济”的人叫“国贼禄鬼”（见《建德文史资料》）。他们反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对八股文“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曹雪芹语）。当然，依仗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考察了很多村落，发现很多古村落在明清两代仍然入仕颇多，虽然不能武断地因此判断村与村的进步性，但是应该说旧时候新叶村的进步性是不容忽视和不容任意被诋毁为保守的。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后来的新叶村表现为保守，入仕更加不振，也有其历史环境气候因素和根源。

公元1726年有查嗣庭案，查因出试题“维民所止”被指为“维、止”乃“雍正”二字去头，嗣庭瘐被处死后仍被戮尸，诛上九族，亲属或杀或流，就连其老师也未能幸免，此案一发，天下骇然。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又有曾静案，曾静用吕留良遗著，著《知新录》一书，发表反清思想，揭露雍正夺位的阴谋，并遣人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被岳告发，遂兴大狱。雍正亲自传旨审问，吕留良被戮尸，其子毅中被杀，子孙发宁古塔。雍正编撰《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以图消除曾静、吕留良反清思想的影响。此外，还有同年的谢济世案、陆生楠案，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的徐骏诗案。到了乾隆时期，则有杭世骏案（乾隆八年）、胡中藻案（乾隆二十年）。撤毁钱谦益诗文集（乾隆三十四年）、新昌举人王锡侯因撰《字贯》未避康熙、雍正的讳论斩等案（乾隆四十二年）。举目天下皆噤若寒蝉，足见所谓“乾隆盛世”文网之酷烈。

旧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整个天下皆在最后的喘息，怎么能有新叶村一村独善其身？白下里叶毕竟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