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调整

二、社会工作的调整

通过调研，我们认为，目前阳光中心等社会组织在专业社工工作站点规划布局、专业社工工作重点设定等方面，还需要根据目前上海市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结构变化，特别是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的一些具体情况来予以适当调整。

（一）专业社工工作站点布局的调整

根据上海市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数量大幅增加、居住地域趋于分散、城乡结合部相对集中等特点，专业社工工作站点在规划布局上将出现一些需要调整的问题。过去，沪籍社区青少年数量较少，专业社工工作站点的规划和布局采用的是政府行政机构设置的一般做法，即一个区（县）设一个社工站、一个街道（镇）设一个社工点，并没有更多考虑社区青少年群体的数量和特征。这种简单的规划布局方法，很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各区（县）社区青少年群体的不同情况而造成力量和资源分配不均等不合理现象。一区（县）一站、一镇（街道）一点的设置，对管辖面积相对较小、人口高度集中、各项社会服务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的中心城区来讲是比较合适的，它可以使各站点之间实现无缝衔接，但对于管辖面积远远大于中心城区的郊区（县）来说却是很不合理的。郊区（县）通常地广人散，各项社会服务配套设施还不健全，交通不便，对青少年事务社工固定接触服务对象和稳定开展工作会带来很多不便。比如，上海市虹口区全区面积仅为23.4平方公里，共有8个街道，目前该区常住社区青少年人数占2.5%。而奉贤区的全区面积却有720平方公里，有8个镇，目前该区常住社区青少年人数占5.1%。两者街镇数虽然相同，但后者面积是前者的35倍，后者社区青少年人数是前者的2.04倍。奉贤区每个镇的镇域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居民社区比较分散且交通不便，只设1个社工点、3—4个社工，显然无法覆盖全部社区而只能重点照顾中心区域社区青少年，从而也就产生了不少的工作空白点。^[7]

当然，专业社工工作站点的这种布局，在原来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人数不多的情况下，其不合理性不会很明显，但现在社区青少年工作的对象将从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向常住社区青少年群体拓展，社区青少年群体人数将大幅增加，其居住区域也已出现向郊区转移的迹象。这就会使原来专业社工工作站点布局的不合理问题凸显出来，从而引发更多社区青少年管理、服务方面的问题。因此，如何合理规划专业社工工作站点，填补工作网络上的空白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就成为必须研究和解决的突出问题。

调整专业社工工作站点的规划布局，必须紧紧抓住以下3个基本要点：一是阳光中心等社会组织在自我发展上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组织章程、组织架构、管理体制、制度设计上要发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主动掌控组织章程的制定权、组织架构的决定权、管理体制的独立权、制度设计的自主权，这是抓住规划布局自主权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二是在专业社工工作站点的规划布局上，不能仅仅考虑政府管理的便利性需要，不应套用政府行政机构设置方法，而要按照服务对象的多寡，服务地区的特点，借鉴通讯企业网店布局的经验，并结合交通条件等多种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三是要根据社区青少年工作的实际需要，结合社工素质、服务强度、工作难度等因素，在工作站点合理安排社工，鼓励社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立工作站点之间的社工流动制度，以利于其有所作为，进而实现社工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专业社工工作重点的调整

本次调研发现，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比较薄弱。无论是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还是非沪籍社区青少年群体，他们对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依赖程度要弱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8]社区青少年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构成单位大多是具有行政色彩的社会组织，或称为半行政性群众组织，它们占有的就业资源、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比较丰富，政府对它们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能够切实为社区青少年群体提供实质性帮助；而社区青少年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成单位大多是个人或家庭，他们拥有的就业资源、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都不多，有些人甚至自身就是弱势群体，为社区青少年群体提供的帮助大多没有保障或无法为社区青少年群体提供帮助。但是，社会组织因有其特有的职能，大多不是专门为社区青少年群体提供服务的，社区青少年群体大多对这些社会组织的职能、任务和工作开展方式了解也不多，缺乏足够的信任。而父母、亲戚、同学、朋友等值得他们信任，当他们遇到失业、失学或其他问题时，更加倾向于向他们，也就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需求帮助。但家庭、父母、亲戚、同学、朋友等能力有限，所以他们能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也十分有限。在这两种因素的制约下，社区青少年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弱化趋势也就不可避免。

据此，强化社区青少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除了要加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建设，提高社区青少年群体对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认知度之外，以下两点可能是今后专业社工工作重点调整的主要方向：一是充分挖掘、开发和利用社区青少年父母的作用。调研数据显示，在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社区青少年对其父母的依赖程度最高。^[9]根据相关犯罪学理论，当个人对他人或群体产生依恋时，就会在作出某种决定或进行某种活动时，考虑他人或群体的意见与感情。对正常人来说，这种感情联系是犯罪的重要抑制因素。这种感情联系越激烈，个人在打算进行犯罪行为的时候，就越有可能考虑犯罪行为会对这种联系造成的损害。没有对父母的依恋，就不可能养成尊重他人的情感，个人就不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家庭就失去了控制少年犯罪的作用，个人就很可能实施少年犯罪。^[10]也就是说，青少年对父母的有效依赖可以抑制青少年犯罪。而我们在过去10年的社区青少年工作中，一直没有充分挖掘父母在预防社区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所以，在今后的社区青少年工作中，专业社工的工作重点应该向强化社区青少年对其父母和家庭的依赖方向转移，加强父母对其社区青少年的关怀和监督，向父母灌输法律知识和科学生活知识，通过改善父母行为和习惯来正确引导社区青少年；二是尽可能切断社区青少年与不良同伴的联系。调研数据显示，在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社区青少年群体对同学或朋友的依赖程度紧随父母之后。^[11]美国犯罪学家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和特拉维斯·赫希认为，少年犯罪是一种群体现象，少年往往与其他少年一起进行少年犯罪行为。少年犯罪群体具有友谊关系薄弱的特点，而不具有友谊关系牢固的特点，少年犯罪群体并没有组织义务或者组织目的。少年犯罪问题是有问题的：它们显然没有传统的帮伙理论认为它们具有的那些特征。相反，它们是短命的、不稳定的，也是缺乏集体组织性的，因为它们的成员几乎不相互尊重。^[12]这说明社区青少年群体容易受同伴群体犯罪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专业社工工作中，应该重点通过切断社区青少年与不良青少年之间的联系来预防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