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的产生

（一）通俗小说的产生

通俗文艺除了某些为特定的宗教和政治服务的以外，大多是商业性质的。通俗白话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与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分不开的。城市变成开放型的街巷式，商业、手工业发展，居民增多，社会安定，谋生较为容易，这些都使得人们对于娱乐要求更为迫切。最初的通俗小说，就是以口头演说方式讲给城市居民听的，以满足其娱乐要求，当时称之为“说话”。

宋代说话源于唐代说话，但唐代的说话多在寺庙中进行，往往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宋代说话大多在城市的“瓦舍”（《梦粱录》云：“瓦舍者，谓来者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勾栏”（指用栏杆围成的演艺场所）里进行，也有些在茶肆、酒楼、街巷、空地、寺庙以及乡野农村演唱。从说话的演员、作者和听众两方面来看，它都与游民（游民知识分子可看作游民的一部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些传至现今的“话本”（包括“讲史”和“小说”）流露出强烈的游民意识与情绪。

（1）说话艺人和话本作者

宋元说话艺人与当今的评书演员一样，除了具有生动的表演才能外，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以及敏捷的临场发挥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们比现在评书演员更为困难的是，当时说话这门艺术正在草创时期，很少有编纂成书的底本和丰富的口耳之间的师承，大多情况下，要靠艺人自己根据已有的故事（包括历史、文言小说中的记载）去改编，或依据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去创造。因此这些说话艺人往往也就是话本的作者，他们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南宋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按：“哨”疑为“俏”，此句指在开篇和演说中的插科打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按“倬”疑为“掉”，即引文，言入话及正文所引之故事），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指说话中的表演手法），师表规模（指表演铺述），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万余言（，指经过组织的语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

作者指出，说话艺人和话本作者需要熟悉古代史书和历代文言小说集，需有丰富的博物知识、地理知识，懂得人情世故。因此，要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小说人”（《都城纪胜》语），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和艺术修养，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在下面举例以说明。

北宋熙宁至崇宁间（公元1068—1106年），在汴京有著名的说“诨话”（滑稽讽刺）的张寿，号山人，山东兖州人，年轻时即到汴京在瓦舍中说诨话，以编写幽默滑稽的“十七诗”著名于世。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记载：某丞相死于任上，有无名子作诗嘲讽他，于是官府出重赏捉拿诗作者，人疑张寿所为，开封府尹抓到张，张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张年老“颇厌倦，乃还乡里，未至而死于道。道旁人亦旧识，怜其无子，为买苇席，束而葬诸原，揭木书其上。久之，一轻薄子弟至店侧，闻有语及此者，奋然曰：‘此是山人坟，过者尽惆怅，两片芦席包：敕葬。’”（洪迈《夷坚乙志》）张寿无家无业，没有稳定的收入，就靠口舌为生，是个典型的游民知识分子。大多数的说话艺人都是张寿这类有一定文化水平，但早已无望做官为宦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组成了自己的行会组织，以负责编写话本（包括杂剧剧本）和互相帮助，名之曰“书会”。书会中的作者称之为“书会先生”或“才人”，也有少数十分幸运地供奉内廷，受到皇帝的赏识。如南宋高宗十分注重享乐，晚年退位为太上皇，常召说话人演说平话。御前供奉讲“小说”的就有蔡和、李公佐、张小四郎、史惠英等人；“讲史”者有乔万卷、许贡士、陈进士、张解元等；“说经”者有陆妙静、陆妙慧等。极个别的还得到官位，如南宋末年有“讲史”艺人王防御以“说书供奉得官，兼有横赐，既老，筑委顺堂以居，士大夫乐与之往还”（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可见绝大部分的说话艺人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士大夫不屑一顾，只有得到官位，跻身于上层社会者，士大夫才愿意与之往来。

（2）广大的游民听众

说话产生之后受到普遍欢迎，上起皇帝权贵，下至市井游民都是听众。为皇家贵族服务的艺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艺人在瓦舍勾栏和城中街市所面对的是平民百姓，其中不少是游民和接近游民的市井细民。如佣工、店员、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以及游手好闲之徒。两宋的京城汴京、临安中还有一群特殊的听众——军人。前面说到两宋禁军多是游民组成，他们大量地住在京城，无事时便容易聚众闹事，听书看戏是耗散其精力的一个手段，京城中的艺人也把他们看作招徕对象。《东京梦华录》“诸色杂卖”条记载：“或军营放停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可见军营中也聚拢艺人演出，并招引坊巷中“小儿妇女”（可能是军人家属）一同观看。《梦粱录》中“瓦舍”条云：“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杨和王”指杨沂中（存中），代州人，所部故多“西北人”。绍兴间杨率士卒在临安勤王，他怕士卒背井离乡，闲暇生事，因此建立瓦舍、招集艺人，以娱悦士卒。这是带兵者有意识地把士卒精力引向娱乐场所，由此可知平时这些驻京士兵必然也是艺人们的重要听众和观众。因此，说话与杂剧中必然有一些迎合他们需要和口味以及反映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需求的作品，这样才能拢住这批听众和观众。而且作为生活地位与这些游民听众十分接近的“书会才人”和平话艺人，对其听众的口味和需求也是不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