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内外的交通

畿内外的交通_北魏平城时代

第四节　畿内外的交通

对畿内城邑的逐一探讨,为分析京畿之内的交通和平城与京畿以外地区的交通提供了依据;而对于京畿内外交通状况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北魏的国策。

一、畿内的交通

畿内城邑的分布特点,能鲜明地反映出京畿之内的交通状况。不难看出,畿内城邑几乎都位于平城与其他地区联系的交通干线上。⁽⁹⁴⁾现在依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些城邑排列如下:

1.正北线:平城—永固—柔玄镇

2.东北线:平城—高柳—蓟(幽州治所)

3.正东线:平城—平舒—代—蓟

4.东南线:平城—崞山—莎泉—灵丘—中山(定州治所)

5.正南线:平城—鼓城—繁畴—桑干—阴馆—晋阳(并州治所)

6.西南线:平城—鼓城—北新城—马邑—晋阳

7.正西线:平城—武周—善无—盛乐(朔州治所)

通过畿内城邑的排列,不仅画出了平城与畿内各城邑联系的交通线,而且也指明了平城通向京畿以外各都市的大道。以平城为出发地,经永固直向正北,便跃上辽阔草原,驰骋于柔玄等六镇;沿桑乾河而下,经东北线或正东线,就来到幽州;溯桑乾河而上,经正南线或西南线,能抵达并州;翻越恒山,经东南线,趋向定州;跋涉于武周山间,经正西线,至拓跋旧都盛乐,再北行穿越白道,可以到达漠北。

插图六　北魏京畿城邑分布略图

畿内的城邑在各个方向上分布得并不均匀,这直接影响到京畿交通线的布局。京畿交通线虽然在各个方向上都很畅达,但是分布的密度是有所侧重的。不难看出,京畿交通线的分布,并不像平原地区那样呈现为方格网形,其状态恰似一把展开的折扇。平城是这把折扇的扇柄,由畿内城邑连接而成的众多交通线则构成为条条的扇骨。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状态,乃是因为自然地理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经过桑乾河及其支流的常年流淌,在大同盆地内形成为若干狭长的谷地,谷地之间被绵亘的山岭阻隔,因此城邑只能扎根于河流之畔,交通线必然沿着谷地伸展,于是其总体的布局呈现为折扇般的状态。

至于这把折扇的面向,则是南方与东南方。这首先与京畿经济发展的布局密切相关。通过上节的研究已经知道,位于大同盆地南部与东南部的桑乾河上游干流流域以及黄水河流域与浑河流域是畿内经济建设的重要地区。这些区域,农田广布,城邑密集,对京畿社会的发展起着带动作用,其间的交通必然发达,运输必然繁忙。其次,这把折扇面向南方与东南方的特点,十分有利于京畿与中原汉族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反过来,与中原汉族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又推动着京畿社会的发展。而获得优先发展机会的正是位于交通干线上的畿内城邑。例如,位于定州大道上的灵丘县城,虽然土质“褊塉”,却因位于“诸州路冲”而得到发展,并升格为郡,即是明证。

二、定州大道

北魏平城与外界的联系,具有众多的交通线,其中最重要的是定州大道。然而,限于管见,“定州大道”四字并不见于《魏书》、《北史》、《资治通鉴》等文献的记载。幸亏有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之第3《郭城东南门》中引述过的盖天保墓砖铭文的记载,才使人们知道它是联系平城与河北大平原的交通干线的专有名称。

为了便于分析,再将盖天保墓砖铭文抄录于下:

太和十六年二月廿九日积弩将军盖天保丧,三月十七日葬在台东南八里坂上。向定州大道东一百六十步。墓中无棺木,西葙壁下作砖牀。

上述铭文表明,盖天保墓位于一条通往平城郭城的大道之侧,这条大道被称作定州大道。定州大道的起点是郭城的东南门,铭文所述“台东南八里”,就是在这条大道上以东南门作为起算基点的里程。铭文所谓“向……东”的表述,应为盖天保墓往东朝向定州大道的意思。其下的“一百六十步”,正是按此方位丈量出来的距离。只要按此进行换算,就可以准确地定位当年定州大道北端八里的途径;而且,循此途径,就可以核定平城郭城东南门的准确位置。

郭城东南门是由平城向东南伸展的定州大道的起点,而定州大道则是北魏平城时代最为着力营建和维护的交通要道,因为它联系着位于河北大平原上的重镇中山城。中山城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十六国时期是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后燕政权的都城。北魏灭亡后燕之后,将这里确定为定州的州治。在自然地理上,中山城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的西侧,由此可以十分便利地通达黄河下游各处。因此,北魏王朝在中山城设有行台,使之成为控制河北平原的政治与军事据点。在整个北魏统治时期,河北平原盛产的粮食与农副产品等物资都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例,而中山城正是这些物资集散的中心。中山城重要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地位,决定了定州大道的重要性,从而也就决定了在平城郭城的东南开设一处门洞的必要性。不难设想,由于郭城东南门和定州大道的存在,平城的东南部分必定会发展成为热闹的商业区域。

“定州大道”的称呼出现在盖天保墓砖铭文之中,说明它是被公众共识的道路名称。盖天保墓位于京畿而远离定州,说明定州大道并非定州附近的区间性道路,而是指贯通国都平城与定州的整条大道。也就是说,定州大道的一个端点是定州,另一个端点则是平城。

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大道只以相对次要的端点“定州”来命名,却不提与定州相比更加重要的端点平城。这绝不表示定州比平城更加重要,只能表明,以平城作为该条大道的一个端点是不言而喻的,是获得大众所公认的。正是由于平城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端点,所以在大道的名称中反而可以被省略掉,而不会发生误会。这样的现象说明,在北魏平城时代,作为国都的平城,同时也就是整个北魏版图内的交通中心。

就古代的交通方式而言,定州大道是比较艰难的道路。自起点平城算起,以崞山为界,可以将定州大道划分为前、后两段。崞山以西的前段比较平缓,崞山以东的后段相当险峻。

从崞山往东就进入恒山山区,此后自灵丘下行有一段漫长的山路,因山峦重叠而陡峭曲折。所以,道武帝一俟平定后燕,即命凿山通道,将以前的旧山路竣修通畅。经修建之后,定州大道的后段较北魏之前便捷许多,因此又被称作“直道”。

位于定州大道后段的灵丘、莎泉等城邑,因附近均有险要的隘口而出名。在《魏书》等文献中可以见到灵丘道、莎泉道等道路名称。但是,所谓的灵丘道、莎泉道,只是定州大道上的一段。它们分别指以灵丘、莎泉为中转据点的道路区间,而不是指自平城至灵丘或莎泉的整段大道,更不能指代定州大道全程。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延二年八月条记载:

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

这次修路所用民工,系征发定州大道的终点中山城附近七郡的民众,说明所修路段是位于莎泉与定州之间的一段,而非莎泉与平城之间的一段。可见,所谓的莎泉道,只是指莎泉附近的一段,并不包含莎泉往平城的整段大道。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太和六年七月条记载:

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

这次修路工程浩大,征用了更多的劳力,但仅限于本州本郡的民工。与上述莎泉道的得名同理,所谓的灵丘道,也只是指灵丘附近的一段,而非灵丘往平城的整段大道。

从崞山西北行,走出恒山山区,就进入伸展于桑乾河谷地的定州大道的前段。因为这段道路相对平缓,所以维修的工程量显然会比定州大道的后段相对减少。由于在定州大道上需要重点修护的是灵丘道、莎泉道等区间,因此灵丘道、莎泉道便在北魏平城时代相当出名,从而能见之于史载。

三、并州大道

上小节述及,因为平城是整个北魏版图内的交通中心,“定州大道”才不必冠以“平城”二字,就能成为公认的联通平城与定州的大道的专有名词。按照同样的道理去规范道路名称,从平城通往蓟城的大道可以称作为幽州大道,这是北魏皇帝东巡常常采用的重要路线。顺此类推,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之第2《郭城南门》中所述的从平城通往晋阳的道路,在北魏平城时代就理应称作并州大道,而非如前田正名先生所云的“雁门关路”。这一规律如果成立,将能表明北魏平城时代已经具有系统的交通管理意识。因此,我企盼着更多的考古发现,来不断地印证这样的推想。

并州大道也是平城时代至关重要的交通干线,然而它并不是北魏建都平城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条记载:⁽⁹⁵⁾

又《冀州图》云:引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惟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

据这段记载知道,北魏之前有所谓的入塞三道,它们是联络中原与大草原的主要通道。入塞三道的中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开辟出来,这是穿越山西高原的一条交通干线。从太原郡治所在地晋阳城出发经过雁门关而正北行进的大道,自秦汉以降一直是这条中道上的一段区间。位于中道之侧的城市,有太原、雁门、马邑、云中。

不过,《冀州图》又云:⁽⁹⁶⁾

自晋阳以北,地势渐寒。平城、马邑凌原二丈;云中、五原积冰四五十尺。

在这番话中,“平城、马邑”与“云中、五原”是对称的。体味两段《冀州图》所云,其中道上的“云中”,并非《太平寰宇记》所载宋代河东道下的云州云中县,乃是指曹魏以前的云中。曹魏以前的云中为郡级建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北古城;宋代河东道下的云州云中县才位于曹魏以前平城的旧地,即今大同市区:两地相距甚远。则仅从《冀州图》的记载,我们看不出曹魏以前的平城在入塞中道上处于何等地位。这就有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此时的平城在该中道上的地位低于雁门、马邑、云中等郡级诸城,因而无需提及;第二种可能,此时的平城根本就不位于入塞三道的中道之侧。

《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条还记载道:⁽⁹⁷⁾

废单于都护府,秦汉时云中郡城也。……东南至朔州三百五十七里。

《太平寰宇记》所云“朔州”,位于《冀州图》所云“马邑”,即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城关。从自然地理上看,云中位于朔州的西北,而平城位于朔州的东北,⁽⁹⁸⁾由此方位分析,上述第二种可能更有理由。也就是说,由太原入塞,只需出雁门,经马邑,就可以直奔云中,没有必要绕道平城。

不过,《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十云州云中县条还引《入塞图》云:⁽⁹⁹⁾

从晋阳西北行百八十里至新兴,又西行二百五十里至马邑,又东北行二百五十里至平城。……又一道,从平城西北行五百里至云中,又西北五十里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镇,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阙,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自晋阳至瀚海有此路。

此条说明,经由平城也可以出塞,但是并非捷径,而是绕道而行。

要之,虽然在周、秦、汉与曹魏时期并州首府晋阳与平城之间已经形成商旅道路,但是在中原与北方草原联系的交通网上平城并不处于重要的地位。

然而,北魏建国之后,平城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它在全国交通网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晋阳向北的道路的重要性也随而突显出来。此时自晋阳北行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出塞,而是趋向京畿了。所以,原先的绕行之道,在平城时代却成为交通干线,其北部的端点不在塞外,而在于平城。按照与定州大道同样的定名原则,它应该被称作为并州大道。

四、北魏全境的交通中心

定州大道与并州大道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平城的交通枢纽地位。偏僻的边地小城,飞跃成为占据北魏全境交通中心的大都市,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这种变化似乎不符合传统的逻辑。上文引用过的《太平寰宇记》所引《冀州图》的记载,称在北魏之前有所谓的入塞三道。值得注意的是,入塞三道的出发点,不是周、秦、汉的国都长安和咸阳,就是曹魏的国都洛阳。当然,从这些中原汉族王朝的利益和传统观念出发,全国的交通中心必然是位于中原地区的都城。在那时的交通网上,平城不可能处于显著的位置。

然而,汉末以降二百年的变迁,将平城搭建成为演绎历史的大舞台,它在交通方面的地位也必然会迅速上升,成为北魏全境各个地区共同趋向的中心。反过来看,平城变化的意义,并不止于它在交通地位上的提升,而是从根本上撼动了汉族传统的以中原都市为中心的观念。

【注释】

(1)在本书之中,京畿与畿内的地理概念是不同的,京畿为京师平城与畿内的合称,而畿内则指平城以外、甸服以内的广大环形区域。这样的概念区分,既与传统的文献不相矛盾,又有利于行文的简洁。在本书的序章、第一章等处行文中,已经按照这样的区分去使用京畿与畿内的概念。这里尤其想要对此区分加以强调,原因在于本章集中讨论京畿发展状况时将不断地运用这两个地理概念的缘故。

(2)见于《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3)人们习惯称呼的雁北,其范围与如今的山西省大同、朔州两市管辖的区域相当。新中国成立之后,雁北设置为雁北行政公署和大同市;1989年,从雁北行政公署析出朔州市及其所辖县;1993年,将雁北行政公署归并入大同市。如今,大同市下辖城区、矿区、南郊区、新荣区和阳高、天镇、广灵、灵丘、浑源、左云、大同七县,朔州市下辖朔城区、平鲁区和应、山阴、右玉、怀仁四县。

(4)详见《魏书》卷一《序纪》。

(5)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皇始元年条。

(6)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皇始二年条。

(7)详见《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椿传》。

(8)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正月条、二月条。

(9)参阅《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后编第七章,载于《李亚农史论集》。

(10)蓟,县名,当时为幽州治所,位于今北京市西南。

(11)《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记作三十余落。

(12)收于《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13)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二月条。

(14)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15)详见《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16)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十二月条。

(17)见于《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18)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19)参阅田世英《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载于《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0)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二年二月条。

(21)北秀容川,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市境。

(22)详见《魏书》卷七四《尒朱荣传》。

(23)详见《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

(24)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25)黄瓜堆位于今山西省山阴县岱岳镇,拓跋猗卢曾在此附近筑新平城。

(26)关于“八部”的解释,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第四小节。

(27)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二年正月条。

(28)见于《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八月条。

(29)有关北魏平城时代京畿移民的问题请参阅前田正名先生《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二章《居民结构》和附篇一《平城附近与桑乾河流域及其邻接地域人口流动一览表》。该书有笔者与孙耀先生、孙蕾女士的合译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30)以下关于各城邑的建置沿革均系综合引述《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后汉书》卷一九至二三《郡国志》、《晋书》卷一四至一五《地理志》、《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读史方舆纪要》及《山西通志》等地理典籍的记载,一般情况下不再作专门的注释。

(31)《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十二月条载,“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又,《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载有《代都略记》三卷。可见,无论当时还是稍后均曾将平城称为代都。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还曾以“北京”、“北都”称平城。如,《魏书》卷六〇《韩麒麟附子韩显宗传》载韩显宗在孝文帝定迁都策后上书曰:“民愿舆驾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佥尔如归。”不过,在这番话中,对平城既称“北京”,又称“北都”,而且是相对于洛京而言的。可见,所谓“北京”、“北都”,只是平城的代指,还没有凝固成为特定的地名。以“北京”或“北都”称呼平城,在《魏书》中尚有多处出现,与韩显宗上书中的语义相同,也均属于代指。

(32)西汉时,司隶校尉为纠察京师及畿甸郡县百官之职。魏晋以后其所辖区域渐称为司州,司隶校尉成为司州之长。以后,司隶校尉渐改称为司州刺史或司州牧。不过,北魏初年仍称司隶校尉。如《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毗陵王顺传》载,毗陵王顺在道武帝时期就曾担任过司隶校尉。

(33)军都关,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西北。

(34)隘门塞,位于今山西省灵丘县东南。

(35)五原,郡治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境。

(36)参阅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附录一《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

(37)参见黄惠贤先生《北魏平城故都初探》,收于《山西地方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5年第1版。下同。

(38)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黄惠贤先生在《北魏平城故都初探》一文中已有详论,请参阅。

(39)详见《魏书》卷三《太宗纪》。

(40)详见《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

(41)详见《魏书》卷三《太宗纪》。

(42)详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43)详见《水经注》卷一三《水》。1995年5月,在山西省大同市城南的大同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现已归并入山西大同大学)西侧发现了北魏平城的明堂遗址,这是反映平城时代文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详见王银田先生的相关研究《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刊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44)详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卷七下《高祖纪下》。

(45)殷宪:《大同北魏宫城调查札记》,《北朝研究》第4期,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4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47)张庆捷:《大同操场城北魏太官粮储遗址初探》,《文物》2010年第4期。

(48)该墓区于1988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博物馆联合发掘,计有167座墓穴,详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编著的《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此外,1987年在大同市东南郊湖东铁路编组站工地,也发现了成群的北魏时期墓穴。

(49)2001年在大同市南郊变电站工地、2002年在大同市东郊迎宾大道侧齐家坡村附近、2005年在大同市东南郊沙岭村东北,都发掘出成群的北魏时期墓穴,发掘单位均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5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北魏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51)殷宪:《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漆画题记研究》,收于张庆捷、李书吉、李钢编的《4—6世纪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赵瑞民、刘俊喜:《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漆皮文字考》,《文物》2006年第10期。殷宪:《贺多罗即破多罗考》,《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

(52)刘俊喜:《山西大同沙岭发现北魏壁画墓》,《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24日版。

(53)《北朝研究》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

(54)见插图二《杨众度墓砖拓片》,殷宪先生提供。又见于《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附图五二之4,《文物》2006年第10期。

(55)在《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的释文之中有三个误释之字,杨众庆的“庆”、灵开子的“开”、清水靖使的“使”,后来被殷宪先生分别纠正为“度”、“关”、“侯”。此处引用的是殷宪先生的释文和标点,见于殷宪《暣杨众度墓砖暤研究》,《中国书法》2007年第6期。

(56)插图一《七里村与沙岭村位置图》,截取自《山西地图》,山西省测绘处编印,1971年,单幅。

(57)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四节《自平城南下的交通路线——雁门关路》之一《入塞三道中的中道》,李凭、孙耀、孙蕾译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

(58)《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四节《自平城南下的交通路线——雁门关路》之四《浊漳水路、井陉路、汾河路与雁门关路》。

(59)刘吉、齐宝林主编:《大同市旅游交通图》,地质出版社1998年5月,单幅正面。

(60)按陈梦家先生考证,与北魏接近的北周一里约合今442.41米。参见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

(61)张志忠:《大同七里村北魏杨众庆(度)墓砖铭析》,《文物》2006年第10期。

(62)《大同市志》(上册)之《大同市城区图》。《大同市志》(下册)之《文物》第四篇《古建筑》第二章《寺庙》第二节《善化寺》称:“善化寺位于大同城区南隅”。该节之九《碑碣》载有《重修善化寺碑》(清乾隆五年,1740年),并录有郡庠生田士元文。该文称:“云中有善化寺,居城之西南隅。地址规制,宏阔端严”。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同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11月出版,第1631、1638页。《山西风物志》之《名胜古迹·古代建筑》善化寺条称:“善化寺是大同古城较早的一座佛教寺院建筑,位于大同城南门里西侧,故俗称南寺。”山西风物志编辑委员会:《山西风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第76页。

(63)盖天保墓砖出土地点沙岭村位置,见插图一《七里村与沙岭村位置图》。

(64)见插图三《盖天保墓砖照片》,殷宪先生提供。

(65)殷宪:《盖天保墓砖铭考》,《晋阳学刊》2008年第3期;又收于《北朝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66)山西省测绘处编:《山西地图》,1971年9月,单幅。

(67)殷宪:《盖天保墓砖铭考》。

(68)据殷宪先生实测,盖天保墓砖出土地距明大同府城东南角为3.7公里,合今7.4华里;依陈梦家先生在《亩制与里制》中考证的魏、周里制折算,应为8.36魏里:约与“盖天保墓砖”铭文所谓“八里”之数相合。

(69)张畅耕、宁立新、马升、张海啸、辛长青、李白军、高峰:《魏都平城考》,寒声主编:《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70)见插图四《北魏平城郭城南缘及大道示意图》。本图依据: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同市志》(上册)之《大同市城区图》,中华书局2000年11月出版;刘吉、齐宝林主编《大同市旅游交通图》,地质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山西省测绘处编《山西地图》,1971年9月;《山西省交通图集》之《大同市区》,1986年12月出版,第5—6页;《山西省交通图集》之《雁北地区》,1986年12月出版,第19—20页。

(71)拙著:《北魏平城时代》附篇一《北魏平城畿内的城邑》第二节《平城畿内的城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第298页。

(72)见本书第五章《京畿概况》第二节《平城的辉煌时代》之二《平城的基本建设》。

(73)张钦:《大同府志》卷二《城池》,(明)正德版。

(74)见插图五《大同市城区图局部——明清大同府残余城墙以及善化寺位置》,截取自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同市志》(上册)之《大同市城区图》,中华书局2000年11月出版。

(75)殷宪:《如浑水考辨》:“可以证明北魏时的平城连宫城带郭城再到集中了皇家礼制建筑的南郊,南北不下十五六里,而且从平城到大同历经两千年,南北中轴线始终未变。”《北朝研究》1995年第3期,第50页。

(76)《魏书》卷六〇《韩麒麟附韩显宗传》中载韩显宗向孝文帝上书曰:“……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这段材料是反映平城时代人口骤增与贸易发展的很好的说明。

(77)详见《魏书》卷六《显祖纪》皇兴四年(470年)十一月条、同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延兴三年(473年)十二月庚戌条。

(78)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79)详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卷七下《高祖纪下》、卷一三《皇后·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及《水经注》卷一三《水》。

(80)详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卷七下《高祖纪下》、卷一〇八之三《礼志三》、卷一一四《释老志》、卷九四《阉官·王遇传》及《水经注》卷一三《水》。

(81)《水经注》卷一三《水》。

(82)见于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附录一《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

(83)参阅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附录一《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

(84)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一小节。

(85)详见灵丘县文管所《山西灵丘县发现北魏“南巡御射碑”》,《考古》1987年第3期;靳生乐、谢鸿喜《北魏暣皇帝南巡之颂暤碑考察清理报告》,《文物季刊》1995年第3期;张庆捷《北魏文成帝暣南巡碑暤碑文考证》,《考古》1998年第4期。

(86)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次文物与考古普查,认为在今应县城东张寨村北,见于支配勇、雷云贵、张海啸、支建平《怀仁日中城即汉勮阳城代公新平城考》所附《西汉雁门郡古城遗址调查概况》表,收于寒声主编《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第70页。而同书所附《西汉雁门郡略图》则标为城下庄,张畅耕供稿,张海啸制图。张寨村与城下庄村相近,均隶属镇子梁乡,在今应县城关与边耀山麓之间。由此可见,文献记载与考古调查是可以相互印证与弥补的。

(87)见于支配勇、雷云贵、张海啸、支建平《怀仁日中城即汉勮阳城代公新平城考》所附《西汉雁门郡古城遗址调查概况》表,收于寒声主编《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第70页。

(88)关于北新城的变迁,近年有三篇论文值得重视。其一,戴卫红《新平城、南平城、北新城考释》,殷宪主编《北朝研究》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其二,殷宪《北齐暣张谟墓志暤与北新城》,“北朝都城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5月,大同)会议论文,待刊;其三,支配勇等《山西怀仁日中城即汉勮阳城代公新平城考》,收于《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89)详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九《河北上》北朔州岢岚条。

(90)《魏书》卷二《太祖纪》登国元年三月条载,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可见北魏迁都平城以前该地仍是沿用旧名的。

(91)见《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92)见于《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正月条。

(93)详见俞伟超先生《邺城调查记》,刊于《考古》1963年第1期;又见徐光冀先生《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94)见插图六《北魏京畿城邑分布略图》。

(9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王文楚标点本,2007年11月出版,第1036页。

(96)《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王文楚标点本,第1037页。

(97)同上。

(98)西安地图出版社编制:《中国城乡公路网及里程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1月,第33—34页。

(99)《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王文楚标点本,第10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