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故乡高祖唱大风的故事

还故乡高祖唱大风

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10月，刘邦途经故乡沛县，在沛县行宫举行盛大宴会，召集了所有的父老、故旧，开怀畅饮。他还派人找来一百二十名儿童，教他们唱歌。酒酣时，刘邦亲自击筑，引吭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百二十名儿童也跟着唱起来，如此重复数遍，歌声响彻云霄。

刘邦仿佛忘掉自己是个帝王，一时兴起，竟然起舞助乐。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的歌声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刘邦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忧的是，国家大局虽定，然而国内时有叛乱，边境又有匈奴为敌，创业已是不易，守成更难，如今我已老矣，体内又有伤，来日已不多，每遇不测，仍需亲行，万岁之后，刘氏天下是否能保住？去哪里寻求猛士守卫边疆？唱罢《大风歌》，刘邦泪流满面……

风(www.guayunfan.com)起云飞

刘邦在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就率领文武百官西至洛阳，决定以此为都城。

不久，刘邦决定遣散士兵回家，以便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下诏说：“诸侯子在关中的，十二年不征徭役；回归本土的，六年不征徭役。老百姓以前有的聚集于山泽之间，没有了户口名数。现在，天下已定，百姓应各归其县，恢复原来的田宅。地方官吏应以文法教育他们，不要笞辱他们。百姓因为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一律赦免为庶人。军吏卒逢大赦，无罪的、失去爵位的、爵位不及大夫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原来是大夫的，一律再加赐一级。凡爵位在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食邑；七大夫以下的，一律免去其身及家庭的徭役。”

刘邦又说：“七大夫、公乘以上，都属于高爵。诸侯子及从军归乡的，很多有高爵。我曾数次下诏官吏，先给予他们田宅，有所求于官吏的，赶紧满足要求。官吏要善待高爵，以称吾意。有不按诏书办事的，从重论处！”

刘邦登基后的这一诏书，对于社会生产的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为新建立的王朝的稳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显示了作为开国帝王的非凡的政治远见。

刘邦移驻洛阳，派遣官员修缮宫室，加固城垣，打算长期以此为都城。这时候，齐地人娄敬被征发到陇西戍守，正好经过洛阳，见洛阳大兴土木，才知道刘邦想要长期以洛阳为都城。他放下小推车，穿着老羊皮袄，让同乡虞将军引见高祖，说有要事禀报。虞将军劝娄敬换一身新衣服，娄敬坚决不肯，他说：“我穿帛衣，就帛衣见皇上；穿褐衣，就褐衣见皇上，不能再换衣服。”

经虞将军引荐，刘邦召见娄敬，并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娄敬赶忙下跪：“陛下以洛阳为都，难道是想同周代比盛大吗？”

刘邦说：“是啊。”

娄敬劝刘邦说：“陛下取天下同周代并不一样。周代先祖后稷，帝尧封之于邰，积德累善十余代。周代全盛时，天下和洽，不屯一卒，不战一士。陛下从丰沛起兵反秦，收卒三千人，以此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于荥阳，争夺成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于原野，哭泣之声不绝于耳，伤痍者未得康复，而想同周代成、康之时相比盛大，臣以为不相配。”

然后，娄敬提出了在关中立都的建议。他说：“关中之地有山有河，四塞坚固，若有突发事件，百万大军唾手可得。我们可以借用秦人的故业，占据肥美膏腴的土地，也就是人说的天府。陛下要是入关中而建都，关东即便生乱，秦的故地也可以保全。与人打架，不扼住喉咙，控制背部，必然不能获得全胜。若陛下入关而建都，也就是扼住了天下形势的喉咙而控制住了后背。”

听了娄敬的一番分析，刘邦决定召集群臣商议。可是群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刘邦决定不下，于是问张良。张良对娄敬的话很是认可。于是，高祖刘邦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很快就下令起驾西迁，定都关中。为了表彰娄敬建议迁都关中的功劳，刘邦还赐姓娄敬姓刘，并任命他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刘邦登基以后，厌恶秦朝苛酷的法律，烦琐的礼仪，一切简易为事。跟从他起兵的功臣，大都出身低微，对繁文缛节的礼仪知之甚少，不愿受到具体的约束，因而常常饮酒争功，喝醉了酒就大喊大叫，甚至拔剑击柱，相互打斗。这使得刘邦感到很厌恶。

长期追随刘邦的薛人叔孙通，原来是秦朝的待诏博士，对于礼仪非常精通，又很懂得当世的需要。看到刘邦闷闷不乐，他就乘机对刘邦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我愿征鲁地的儒生，与我的弟子共同制定一套朝廷的礼仪规定。”

刘邦平常对儒生文人非常看不惯，甚至拿儒冠当尿壶，但对群臣不知一点上下之礼也很厌恶，就问叔孙通：“不会太难吧？”

叔孙通回答：“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所谓礼就是因时世人情而制定的。我想选择一些古礼和秦的仪式，如此就简单了。”

刘邦又叮嘱说：“可以试着办。务必简单易行，考虑我能实行的来制定。”

于是，叔孙通到鲁地去征召儒生三十余人，其中有两个人死活不肯来，还讽刺叔孙通说：“公所事者已有十个主子，都是面谀以得亲贵。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者还未葬，伤者还未起，你又想兴礼起乐。礼乐之兴起，必定要等待积德百年才能实行，你的行为不符合古法，我们不干。你走吧，不要污辱我们了。”

叔孙通只能自嘲地说：“你们真是陋鄙之儒，如此不知时变。”

叔孙通带领自鲁地征来的三十个儒生归来后，又加上刘邦左右好学之士和自己的百余名弟子，在长安郊外搭起帐篷，进行演习。一个月以后，他请刘邦前来观看。刘邦看了他们的礼仪后，说：“不错，我能做得来。”随即下令群臣照此演习。

公元前200年10月，长乐宫落成，按照叔孙通制定的朝仪，汉帝国举行了群臣朝拜皇帝的大典。按照礼仪，天亮之前，由谒者治礼，依次引导文武群臣按爵位高低进入殿门。廷中有车骑、步卒、卫队，众人手执各色旗帜和兵器。司礼官一声传呼，殿下郎中立即夹陛而立，每陛数百人。功臣、列侯、将军、军吏按照次序排列于殿下西边，面向东；文官自丞相以下依次排列在东边，面向西。一切准备就绪，刘邦乘辇车出房升殿，百官执帜传声喝警。接着，刘邦升上御座，官员依照次序，一一向皇帝致贺。这样，自诸侯王以下对王权莫不震恐肃敬。贺礼之后，百官伏地而拜。接着，皇帝赐酒大宴群臣，群臣在殿上皆俯伏低首。然后，谒者宣布“罢酒”。朝拜之中，由御史执法，将不按礼仪行事的官员引去惩治，因而，宴会自始至终，无人敢喧闹失礼。

朝会之后，刘邦情不自禁地说：“我2017-02-19 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巩固皇权

刘邦虽然当了皇帝，但他没有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

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在各地的异姓王。他们都有兵将，有的还三心二意。其次就是其他将领，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止，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让人放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刘邦从当皇帝到最后病死，中间有八年，这期间，他基本上都在解决这些自己不放心的问题。

他首先收拾的是韩信。在公元前201年，即高祖六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问怎么办，大家说发兵讨伐。但陈平却反对，他说楚国兵精粮足，韩信又善于用兵，发兵很难取胜。他建议刘邦以巡游云梦为借口，让各诸侯王都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到那时韩信一定会来，然后再抓他问罪。刘邦依计行事，果然将韩信抓住了。韩信听到对他的指控，大声喊冤：“古人说的果然不错——‘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也早就该烹杀了。”

刘邦将韩信押到了洛阳，但又没有韩信谋反的明确证据，便释放了他，降他为淮阴侯。这使韩信怀恨在心。

第二年，韩信谋划让陈豨在外地反叛，使刘邦亲自前去平叛，然后自己在都城袭击太子和吕后。最后事情败露，吕后采用了萧何的主意，将韩信诱骗入宫抓捕，韩信被斩于未央宫钟室。

除了韩信，诸侯王如彭越等人也被消灭，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

对于其他将领，刘邦也颇费心机。开始，刘邦先是分封了萧何等二十余人的官职，但众将领因为互不服气，争功不止，刘邦就没有封官。一次，在洛阳南宫，刘邦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说他们怕陛下以后不会封他们高官。刘邦又问怎么办，张良就问他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是雍齿，因为他虽然功劳多，但太张狂，自己曾经想将他杀掉。张良听了就让他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会觉得被刘邦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更不用着急了。于是，刘邦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当场命丞相和御史抓紧时间草拟论功行赏分封的名单。张良的计策果然奏效，众将的心都安定了。

对于六国的后裔，刘邦则将他们和地方的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消除了后顾之忧。

丞相萧何的权力过大，于是刘邦通过让萧何下狱来打击削弱其相权。在刘邦平定了黥布叛乱回到长安后，萧何提议把上林苑开放，让百姓去耕种，因为上林苑基本上已经荒芜，并不能成为养兽供皇帝狩猎的地方。刘邦一听就恼了，硬说萧何拿了商人的贿赂，所以才替他们说话，这是借为百姓谋利之名为商人争取利益。刘邦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有大臣问丞相犯了什么罪，刘邦说：“原先李斯当秦国的丞相，凡是功劳都归秦始皇，不好的事都由自己承担。但现在丞相萧何却接受了商人的贿赂，替他们求我开放上林苑，借以收买人心。因此我要治他的罪。”

通过打击元老功臣萧何，刘邦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将皇帝的权力提高了。

在巩固强化皇权方面，刘邦也是想尽了办法，一是尊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二是对季布和丁公进行处理。

经历了春秋和战国长期的混乱，又经历了短期的秦朝统治，再加上秦末战争，当时的人们心中没有忠君的观念，还保持着战国以来就形成的“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思想，这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刘邦通过尊重父亲来教育大臣和百姓遵循礼法，尊重长辈，效忠君主。

刘邦和父亲刘太公在一起住，为了向大家表示他的孝顺，他每五天就去拜见父亲一次。太公觉得没什么，也习惯了。但太公的属官却觉得不合适，就劝太公说：“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当今皇帝是您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主。您虽是他的父亲，但也是他的大臣。让他这个人主拜见您这个大臣，不合礼仪。况且这样也显不出皇帝的威严。”

等刘邦再拜见父亲时，太公就提前拿着扫帚出门相迎，然后倒退着进屋，不给刘邦行礼的机会。

刘邦很吃惊，跳下车去搀扶父亲，太公赶忙说：“皇帝贵为人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国家的礼法。”

刘邦便下诏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一举两得，不但明示了皇帝的尊严，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拜见父亲了。

太上皇在皇宫生活久了，就终日闷闷不乐，刘邦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的侍从，侍从回答说：“太上皇以前在家乡生活时每天都和邻居亲朋在一起以踢球、斗鸡、喝酒为乐，现在没有人能陪太上皇，因此他才闷闷不乐。”

于是，刘邦在皇宫附近为父亲盖起了一座新的丰城，又将老家丰县的部分亲朋邻居迁来居住。新的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的丰城一模一样，连迁来的亲朋邻居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于是就有了后世的“鸡犬识新丰”。

第二件事是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他们两个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他。刘邦当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把他抓了起来。但刘邦想到自己也需要像季布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他为郎中。丁公听说了，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当官，他这个曾对刘邦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他却被刘邦抓了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当项羽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

文治天下

建立汉朝之后，刘邦以文治国，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

在政治上，刘邦承接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同时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律。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便立即废除秦朝的苛法。他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在平定天下后，刘邦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其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定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的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的事务）。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刘邦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叔孙通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经济上，刘邦豁免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与民休息”；释放奴婢，凡民因为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解放生产力；“兵皆罢归家”，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迅速恢复提高国民经济。同时，刘邦还鼓励生育，增加劳动力。他大力发展农业，抑制打击唯利是图的商人及残余的奴隶主阶级。刘邦接受了娄敬的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十万余口迁徙到关中定居。这一系列举措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民心得以凝聚，国家得以巩固。

在法律上，汉代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法”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的观点，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汉代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总之，“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这些都是刘邦的所作所为。

刘邦采取的宽松无为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人心，也奠定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刘邦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统一和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汉高祖刘邦末年时，当时的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心安。刘邦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人。他在汉初制定的国政，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还为以后的“文景之治”和汉武帝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确定下来的政治制度和对后世的安排使大汉成为延续长达四百余年的统一王朝，他的一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刘邦开创的大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令后世国人永远景仰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