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迫的团聚啊，紧迫的学潮_江姐真实家族史

窘迫的团聚啊，紧迫的学潮_江姐真实家族史

第十二章　窘迫的团聚啊，紧迫的学潮

夫妻团聚了，该怎么对待这个错综复杂的家？戏剧性地邂逅幺姐的弟弟了，又该如何处理这场窘迫的特殊姻缘？暂且把这缠人的家事烦扰搁一边吧！将重庆这最大的学潮闹起来了，然而家危国散的紧张局势却降临了……

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的丈夫彭咏梧身边。她揣猜，自己也许再也难以重返四川大学继续大学生涯了，这并不是因为孩子的拖累，而是因为形势的严峻和丈夫秘密领导工作的需要。

年初，党在重庆成立了以吴玉章为书记、王维舟为副书记的公开的四川省委，对内称重庆分局，管辖着川康云贵四省的地下党工作。3月间，省委组织部长于江震召集王璞、彭咏梧、涂孝文等人到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决定建立新的重庆市委，清理和恢复重庆以及川东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并根据南方局钱瑛同志的意见，由王璞担任市委书记，彭咏梧继续任市委委员。地下重庆市委终于结束了长达5年没有书记的状况。彭咏梧虽然不再是地下重庆市委的“第一把手”，但他还是非常高兴，也很能理解上级党组的这种安排，因为地下重庆市委的管辖地域不再只是局限于重庆了；他分工继续负责市委的宣传、学运以及川东一部分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工作，肩上的担子不仅没有减轻，地域反倒扩大了。到了4月份，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中共中央南方局随之迁往，可重庆仍然是共产党在西南各省的领导中心，重庆市委的工作范围又扩大到了几乎整个川东地区。宣传和学运历来是都市党的地下斗争最激烈的前沿阵地，彭咏梧看望妻儿回重庆后，他所分管的工作也就成了当时重庆市委最活跃最敏感最繁重也最危险的工作。江竹筠明白这些，而且分析目前的斗争形势，她预感到国民党终究会彻底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更加残酷的地下斗争一到来，四哥的工作肯定迫切需要她这做妻子和战友的细致掩护了。(www.guayunfan.com)果然没有料错。江竹筠暑假一回重庆，局势就恶化了。国民党已经向共产党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在7月20日不得不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雾都重庆一直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经营得最完备的地方，此时更是风声鹤唳，地下党的工作更加艰险起来。这时，市委负责人果然找江竹筠谈话了：“市委决定你不再去川大了，就留在重庆做老彭的助手。你的任务是：给老彭建一个安全的家，负责布置好市委的机关，协助老彭负责搞好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

能够再次与丈夫彭咏梧一起共同生活战斗了，而且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假扮夫妻了，江竹筠非常兴奋，严肃而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这早已料想到的新安排。

自然，江竹筠心里也隐隐地潜藏着一丝遗憾——不能顺利完成川大的学业了。她知道在残酷的斗争中自己随时有被捕牺牲的可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愿望也许是一个奢望。要不要向川大办一个休学手续呢？几乎没有更多的思考，江竹筠给成都川大的一位女同学写了一封信，说是孩子太小，请帮助办理休学一年的手续。细心而且一贯严谨的她，觉得这样就既免去了因没继续上学所引起的猜疑，又为以后一旦在重庆工作暴露时多一个掩护躲避的退路。何况，在内心深处，她的确渴望以后有朝一日能重返川大复学呢！

就这样，江竹筠中断了川大的联系，把用了两年的“江志伟”这个化名留在了四川大学的学生档案中和同学们的回忆中。她留在了重庆这座险恶的城市里，从此与成都、与母校、与同学们生离死别。

7月的重庆已是一座火炉，早到的炎热激越着江竹筠一颗火热的心。她雷厉风行，立即谨慎地着手给市委机关布置一个安全而方便的新“家”。

继续住在中信大厦显然不方便，这里鱼龙混杂。观音岩口的那个吊脚楼的娘家里，母亲已经病逝，弟弟江正榜也远离重庆去了贵阳国民党防空学校，那里充其量只能考虑作为过往同志临时落脚的“招待所”。四哥是中信局的中级职员，表面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了，这家必须布置得让人看得过去，又让市委机关工作起来不致招人耳目。想了想，江竹筠以丈夫彭咏梧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这是一套有两间一大一小的卧房和一间厨房、一个小餐厅的房子，随房附租的有一张大木床和一张三屉桌。江竹筠也不想把这新家布置得怎么奢侈，一切从节俭出发，她只买来了一个用来装衣物的黑漆柜，把从前的两口箱子和锅碗瓢盆搬过来，就算弄全了所有家当。那间大的卧室自然是他们夫妻俩住了，把桌子和柜子摆在房门对面的两个墙角，那张大木床放在房子的中间，显得明快而方便，更适合小彭云在房子里活动。彭云太小，夫妻俩的工作很忙很紧张，江竹筠就把可靠又熟悉的李四娘请来帮助带彭云，并帮着做些家务，安排住在进楼梯口小餐厅边的小卧房里。这个家终于安置好了。

1946年夏，襁褓中的彭云摄于重庆

一切都布置完毕，江竹筠和彭咏梧还仔仔细细地在屋里欣赏了一番，夫妻俩相视一笑，都很满意。最惬意的还不是这个家的布置和隐蔽的地理人际环境，而是终于请来了李四娘这个称意的“好管家”。李四娘身材矮矮胖胖的，一天到晚笑，像个笑罗汉，脾气好先不说，还特别勤劳敏捷，忠实可信赖，大家都知根知底。有李四娘守着这个家，他俩最放心了。

家刚刚搬过来，江竹筠最疼爱的表妹杨蜀翘就来看望他们了。聪明活泼的蜀翘完全是江竹筠这表姐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姐妹相见亲热得令彭咏梧和李四娘默默地笑，几个月大的小彭云则一点不认生地在表姨怀里笑哈哈地闹。这温馨的气氛在这夏日里就像和风一样让大家感到特别地甜蜜安逸。

两年前，江竹筠从重庆撤退避难到成都四川大学上学时，杨蜀翘刚好高中毕业，就到表姐竹筠工作过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次年春天，她又参加新华日报社组织的知识分子下乡活动，回到老家自贡搞了一年的农村工作。现在，听说新华日报社要撤回延安，蜀翘兴冲冲地赶回重庆，想随报社一起去向往已久的党中央所在地。谁知回到重庆，报社却依然坚持留在重庆，蜀翘只得在石板坡小学找到一份教师工作，住在观音岩的三舅李义铭家里。表姐竹筠那时还在川大上学，却一直惦记着她这表妹的进步，令她遗憾的是既难见到表姐，又不能互相通信，这份揪心的想念令她遗憾不已。终于，有一天，表姐夫彭咏梧到三舅家专门来找她，对她说：“你每星期都到我那里去一次，可不要误啊！”蜀翘心领神会，明白这一定是表姐和表姐夫商量好了的，要对自己开小灶指导哩。对于一直向往党组织的她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近水楼台！她知道表姐夫在重庆地下党里是个重要人物，她因此每个星期都盼望着到中信局大厦去看表姐夫的那一天。每次一去，一身西装的表姐夫就给她“上课”，讲国际国内的形势，教她学习政治经济学，自然还有一餐真正的小灶：给她弄一顿好吃的，打一次牙祭。这近半年时间里，她从表姐夫那里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内心深处对表姐和表姐夫的关爱感激不已，更加热切地盼望着与表姐的重逢团聚——想一想，已有两年多没见到表姐了，已经做妈妈了的表姐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如今表姐回重庆了，再不去成都了，又可以随着表姐一起干革命了，杨蜀翘哪能不心花怒放呢？可见到表姐的那一刻，蜀翘还是惊诧地愣了一下：表姐变了！打扮改变了，穿得漂亮了，头发也微微地烫了，还抹了点烟脂粉。表姐的气质也变得高雅起来，说起话来快乐中也那么轻言细语！

那一晚，江竹筠兴奋之余却与丈夫陷入沉思。家是安顿好了，可单纯以家庭妇女身份作掩护，哪能便于外出活动呢？商量了一阵子，江竹筠决定次日带着丈夫彭咏梧和孩子去看望开办义林医院和慈善事业的三舅李义铭。也许，通过三舅，江竹筠可以找到一份最好的掩护职业。

李义铭向来很看重竹筠这个外甥女。如今，他这个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在这几年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中更加倾向进步了，见外甥女竹筠带着甥婿彭咏梧和孩子彭云一同来看他，自然很是高兴，与他喜爱的竹筠和风度翩翩的彭咏梧说个没完。看到竹筠刚回重庆，还没有职业，他就提议让竹筠在他和冯玉祥先生开办的敬善中学做兼职会计。这个提议正合江竹筠的心意。

从此，有了一个新家的江竹筠，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的社会职业。成了敬善中学挂名职员的她，不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动自由，秘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彭咏梧又常随着她进出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密切的三舅李义铭家，成了李家常来常往的座上宾。8月25日那天，十多岁的李维礼、李思礼兄弟俩还抱着才4个月的小表侄彭云，一路张扬着去照相馆照相，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殷实富家有这样一门亲戚……彭咏梧和江竹筠的身份就这样掩护得更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彭咏梧的工作越来越忙，江竹筠的党内工作范围也随之变化扩大了。开始时，她还只是守护她的这个“家”——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很快又接管了两年前的老本行——负责对市外的通信联络。

然而，新的形势却要求她不得直接收信，而必须通过几个秘密通信站联系。

在新民报社做校对工作的女青年唐永梅，是她手下联络点的一个负责人，专门收转合川方面的来信。唐永梅住在李子坝，离市中心较远，很好掩护，江竹筠还是要求唐永梅尽量不与其他同志接触，不参加进步活动，尽量少上街，从报社下班后尽量留在宿舍里。唐永梅在窗前挂一个安全标志，像扫帚什么的，表示没什么意外，随时等着江竹筠来取信。有一段时间，唐永梅很想直接参加党的工作，江竹筠很理解她的这种心情，亲切地对她说：“我也有过你这样的想法。刚开始，老觉得太简单，不过瘾，可后来，我才明白我们这种通信联络工作，看似平常，实际上都是党的纽带呢！稍有差池，就会让很多同志失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和领导呢！而且，这种工作实际上是最前沿的工作，你的地址掌握在很多同志手里，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叛党，首当其冲的就是你！你是一团绳子中间的一个结，你顶住了，上级和其他联系着的同志和组织就安全了。你看，党组织把你安排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是不是最信任你？你这工作是不是最危险、也最实际的工作？”

江竹筠这一番话，使唐永梅茅塞顿开，认识到了岗位的重要性，学到了很好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联络方法。

看到唐永梅要负担母亲的生活，江竹筠常关切地问她：“你按月寄钱回家了吗？要是缺钱用，就告诉我，组织上可以帮助你。”

江竹筠待同志总是这么一副热心肠。那时，常有同志从外地来找她和彭咏梧，她尽心竭力地把这些同志的食宿照顾得细致周到。这些同志多半是从农村来的，穿着往往不合都市潮流，她总是拿出自己家的衣服给这些同志穿，以免暴露身份。帮她带彭云的四娘看了很是奇怪，见她的幺姨李泽华来了，就向李泽华说：“竹君才怪气哩，新衣裳自个舍不得穿，来了乡下的就送给别人了；屋里这么挤，还总是设铺招待客人……”李泽华听了就笑：“你还不晓得呀？她从小就这个样子的，心肠慈得很，像她妈一个样。”

这时，李泽华守寡带大的独子颜矗考上了东北大学。有人对李泽华说：“东北共产党多，你一个独子，二天赤化了，不是被抓去杀头，就是回来革你这当妈的当舅舅的命，你咋个得了！”李泽华被这话吓坏了，赶紧找侄女江竹筠问：“竹君，你说这咋个办呀！”八表弟颜矗正是江竹筠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她一听禁不住乐哈哈地笑了，说：“幺姨，你在哪里听来这些鬼话？让八表弟去东北吧，哪天他真的回来了，不仅不会杀你，你的日子还会不再这么穷了哩！”李泽华听了将信将疑，但她信任竹筠这侄女，还是让儿子去了东北。

八表弟颜矗走了，江竹筠常来看望幺姨。每次来，她总要给幺姨几块钱。幺姨说：“你也不宽裕，我不能要你的钱。竹筠说：“八表弟走了嘛，该我孝敬你了嘛，这一点心意，你哪能不收呢？”

对同志和同志的亲属，江竹筠都是这么关心和爱护，可工作上，她却严守着纪律。在负责市外的通讯联络时，不该她接头的关系和接谈的问题，她总是按规定迅速转给有关的同志。市委的同志都对彭咏梧笑说：“你太太啥子事都办得叫我们没话说，你啷个这么有福气呀！”

其实，江竹筠和彭咏梧也常有无奈的时候。作为中信局的中级职员，彭咏梧常常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去应付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有一段时间，夫妻俩常在下午去“颐之时餐厅”的舞厅跳舞应酬，他俩便带上二舅李义铭的两个儿子维礼和思礼去，既作掩护，又促进与李义铭的亲戚关系。有一次，刚11岁的思礼不吃奶油蛋糕，彭咏梧就给钱让思礼自己去买冰糕，思礼出门买了冰糕回来时，从舞池中央猴子一般地跑过时滑倒了，顿时引起哄堂大笑，彭咏梧走上前去扶起思礼，在众人的注目中哈哈笑着说：“怎么啦，小表弟，想跳舞了？”他拉过旁边的一位小姐说：“小姐，请你教教我这表弟跳舞，如何？”小姐大方地牵起小思礼的手，思礼顿时很不好意思，脸红得像关公。舞厅里顿时又是一片热闹的笑声。

就这样，彭咏梧和江竹筠在人们的眼中，成了一对大方潇洒、爱玩会玩的年轻夫妇，谁也不知道他俩其实是地下党重庆市委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江竹筠和彭咏梧这对年轻夫妇，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相濡以沫，身份越来越隐蔽，成效越来越高，感情也一天天深厚。虽然形势极其恶劣，工作极其艰险，但他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叫他俩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大孩子炳忠。多年来没有一点音信，可地下工作这么紧张忙碌，又哪里顾得上？又哪里能违背组织纪律擅自去打听？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却知道了谭政姴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据谭竹安回忆，那是1946年11月7日晚，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29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西装革履地匆匆走上电影院前的台阶，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

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政姴的弟弟谭竹安！

“竹安？是你？”彭咏梧惊喜地一把揽住内弟竹安的肩，走到偏僻的地方，警惕地四顾了一下，问道：“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我来重庆已经5年了，一直都在找你呢！”竹安激动地说。

“今天人多复杂，不好细说。这样，星期六晚上这个时候，你到颐之时餐厅舞场去，我们好好聊聊吧！”彭咏梧轻声说道，紧握了握竹安的手，就匆匆进了影院。

周六晚上，两个人在约定的舞场寻了个无人灯暗的地方坐下，彭咏梧就急切地问竹安：“你姐姐和炳忠好吗？”

“还好，幺姐还在搞那个纺织作坊，炳忠也上学了。”谭竹安回答。上次偶遇姐夫时，见姐夫一点都没问起妻儿，他还心里很是生气，如今见姐夫这么急迫地问起，这才欣慰一些，“只是，他娘俩至今一点都不晓得你的消息，天天都担心着你，盼着跟你团聚。”

“我对不起他们娘俩。”彭咏梧声音哽塞地说，“在重庆天天都处在危险之中，我不能违背纪律，连信都不能跟你姐姐写了……而且……”

“你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了，是吧？”竹安心存芥蒂地说。

“你怎么知道？”彭咏梧有些惊诧。

“我3年前就知道了。”竹安回答。他向姐夫说起了自己这几年在重庆的经历和寻找姐夫的过程，以及幺姐在云阳苦等着丈夫的辛酸岁月，“我一直都没告诉她。我不忍心啊，邦哥！”

“难为你和政姴了……”彭咏梧像竹安一样难过得热泪盈眶。得知竹安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他也就没有太多的忌讳了。他向竹安详细介绍了在特殊环境中因为工作需要与江竹筠先是假扮夫妻、最后又结合生子的经过，说明了一直不能与谭政姴通信的原因，“竹安，请你代我向你姐姐转告我的歉意……其实，我对他们娘俩……也是日思夜念啊！”

谭竹安没有多说什么了。他心里虽然理解姐夫彭咏梧，可他毕竟可怜自己的亲姐姐，替姐姐的遭遇难过而不平，甚至对姐夫彭咏梧的做法不能完全释怀。

也许与谭竹安的见面，加剧了彭咏梧的歉疚感，让机敏而善良的江竹筠也感受到了，于是她决定寻找机会与谭竹安接触，争取得到竹安的真正谅解，也消除丈夫彭咏梧内心深藏的对幺姐的歉疚和不安。

机会终于来了。不久后的一天，《大公报》党的外围组织派一个青年来重庆青年会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热情地接待，温和地与这位青年交谈，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心里一惊，随之一喜。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她因此更加热忱。谭竹安却不知道眼前的这个温和的大姐姐就是姐夫彭咏梧的新妻子，可这位大姐姐的热情、干练却让他十分佩服。当这位大姐姐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工作以及家庭情况后，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为百姓谋福利的，都是好人，我也正在争取做这样的人。不过，有些人的一些做法我并不赞同，比方说我的姐夫，他以前啥子事都是靠我姐姐资助过来的，可一到大城市，就移情别恋，不仅不跟我姐姐通一点信息，还跟一个也姓江叫“竹君”的城市姑娘结了婚，让我姐姐至今还蒙在鼓里呢！他重新结婚可能是因为革命需要，我也不怀疑这一点，也能理解；可是，我就是不明白，难道真的不能给我姐姐写信吗？我姐姐又不是一个没跟他一起革过命的人！还有，难道非要跟另一个女的结婚不可吗？我姐姐就不能掩护他工作？那个叫江竹君的真的比我姐姐强一百倍吗？”

江竹筠一直面带微笑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听罢，她这才轻轻地说：“我就是江竹君……”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让我更倾慕他了。要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种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姐夫没有给你姐姐联系，也是迫不得已，这是纪律啊。你想一想，这重庆多么艰险，万一信丢失，暴露了身份，你姐夫被捕牺牲还是小事，影响了整个市委的工作，损失就大了。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比你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革命，竹安弟，你能谅解吗？革命总要有牺牲，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为革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难怪姐夫邦哥动情啊！何况邦哥与江姐的确是这么般配的一对，又是因革命的需要走到一起的。而且，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邦哥的助手，对党和革命工作多么有利。

从江竹筠那里离开后，谭竹安久久不能平静。当晚，他在灯下铺开信纸给远在云阳县城的姐姐谭政姴写信。他冲动地很想把这件事告诉姐姐，说说自己对江竹筠以及这件事的新看法，请姐姐跟自己一样能够理解。但是，写了几张纸却又撕掉。他还是不能忍心让姐姐承受这种情感的刺激。他决定以后在给姐姐的信中，继续只字不提姐夫邦哥的下落，既暂时不给姐姐造成精神上的打击，又信守组织上的纪律，以免给邦哥和江竹筠带来危险。他想：邦哥、江竹筠和姐姐的关系，就像江竹筠所说的那样，等到革命胜利后再说吧！

江竹筠的人格力量，终于化解了谭竹安心中潜存的幽怨。随着以后接触增多，他对江竹筠更加敬佩，不仅建立了相互十分信赖的姐弟深情，一直姐弟相称，而且日益坚定了他对党的事业的信仰。

江竹筠和彭咏梧终于有了一点安慰，他们没有精力沉浸于情感纠葛，日益恶化的斗争局势已经呈现在他们面前了。

1946年圣诞节前夕的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消息传开，全国激愤。一个月前，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商约》等一系列卖国条约，以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进行内战，一时间美货充斥市场，美军横行全国，人们怨声载道。如今的这“沈崇事件”自然成了全国人民反美反蒋反内战的导火索，山城重庆人民像全国各地人民一样随之震怒了。

彭咏梧按照市委的分工，迅速组织和领导重庆的“抗暴”运动。那些天，彭咏梧、江竹筠夫妇日以继夜地忙碌，他俩和四川省委的张友渔、南方局青委化名刘敏的兰健、《新华日报》负责学运的齐亮等同志，常常在地下党员陈作仪的家里秘密开会筹划，决定首先发动重庆大学等校学生声援平津等地的学生运动，同时通电号召西南学生和全国青年学生一致奋战，要求美军严惩祸首，呼吁国民政府维护民族尊严。“抗暴”运动的口号定为：“把美军赶出中国去！”“停止内战，和平建国！”

1947年1月3日，重庆的地下党学运负责人召集重庆大学、川东师院等31所学校的百余名代表，在彭咏梧、江竹筠家所在的重庆市青年会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简称“抗联”)，组成了“抗联”主席团，下面分设宣传、联络、总务三个大组，总务组下面还分设了稽查、文书、事务、卫生、会计、出纳等六个部，建立了非常严密的组织机构，同时决定：从4日起全市连续罢课3天；5日中午由彭咏梧亲自出面以“抗联”主席团名义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6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游行！

负责这场“抗暴”运动的彭咏梧在会上强调说：“这次示威游行，一定要广泛发动，把社会职业青年、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都发动起来，把老年人、小学生都组织起来，同全市爱国学生组成强大的游行示威队伍，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当天，31所学校的代表就开始紧张运作，又有乡村建设学院、南开大学、市立师范、造纸学校等十多所学校和一批社会单位参加进来了。

次日上午，彭咏梧一到重庆大学理学院记者招待会会场，一群记者就蜂拥而至，把他这位发言人团团围住。

“今天，我以‘抗联’主席团的名义，向各位宣布：1月6日，也就是明天，重庆市将举行‘抗暴’大游行！”身着西装的彭咏梧气宇轩昂，一开始就宣布了这个消息，顿时全场震惊。

会场里群情振奋，记者们竞相提问。彭咏梧就“抗暴”运动的发起人和“抗联”的组织机构、宣言、行动宗旨等作了说明，申明罢课、游行期间将具体发出《告全国同胞书》、《致杜鲁门总统书》、《致国民政府书》、《告世界青年书》、《告美国人士书》、《致受害人沈崇小姐慰问电》、《向美军当局抗议书》、《电美驻华使馆抗议书》、《响应平、津、沪、杭、汉等各地同学游行运动书》等9个文件。组织如此迅速、机构如此严密、行动宗旨如此具体，记者们预感到这将是重庆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学生运动，他们的兴趣越来越浓，而彭咏梧却有问必答，原来预计的一次短暂的招待会竟然持续了3个多小时。记者们在兴奋之余，心中都萦绕着一个一时难以解开的疑问：这个发言人这么敏锐、这么成熟、这么有魅力，以前怎么从没公开露面过？藏龙卧虎的学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学生领袖？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位发言人居然就是过去5年来重庆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市委第一委员、最高领导人——彭咏梧！

在人们敬佩的注视中，彭咏梧环视了一下全场的人们，激昂地说：“美军的丑恶行径，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美军一天不退出中国，这种丑行就会存在一天，中国的内战就一天不能停止，和平建国就一天难以成功！这种丑行存在一天，我们的反抗也就一天绝不停止，直至把美军逐出我们中国，和平建设我们的中国！”

第二天一早，《新华日报》等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招待会的消息和内容，重庆学生罢课示威游行的消息在全城迅速传播。

报童在大街小巷叫卖着报纸，而由63所大中学校15000多人组成的游行大军，则高喊着雷鸣般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队伍行至美国领事馆，代表递交了抗议书，顿时呼声一片：“美国佬，滚出中国！”经过重庆行辕时，队列中喊起了啦啦词：“中美商约不平等/认贼作父真无能/美帝送点洋枪炮/豢养一群美国兵/掠夺财富欺压人/辱我女性罪难容！”随之，又喊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要吃饭！要民主！要自由！要和平！中华民族不愿做奴隶！”行至红岩村，虽然中共中央南方局撤离了，但游行队伍依然群情激昂，面对国民党军警荷枪实弹的逼视，人们手挽手居然唱起了嘹亮的歌：“向着法西斯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山城沸腾了！

工人、市民自动加入游行队伍了！

妇女界开起慰问游行学生大会了！

重庆16个民主团体发表支持的联合宣言了！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挺进》了！

“抗暴”运动一天天扩大，由抗议美军暴行发展到反对内战了！

1月20日，“抗联”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彭咏梧等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决定组织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去。

1月28日起，重庆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宣传周活动，抗议美军，反对内战，广泛揭露蒋介石政府卖国、独裁、内战的不得人心的反动政策。

敌人惊恐了。为了镇压日益壮大的重庆“抗暴”运动，重庆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和流氓打手，先后在2月5日和8日，在江北公园和大同路袭击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制造了4人失踪、10余人重伤的两次血案。

然而，镇压却使“抗暴”运动更加步调一致，声势如潮。彭咏梧、张友渔、兰健、齐亮、江竹筠、刘国鋕等领导着“抗联”，一面慰问受伤学生家属，一面发表控告书，呼吁全国声援，同时一次次向重庆国民政府和行辕请愿，提出严惩凶手，取消特务组织，保障人身自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2月11日，重庆学生再次举行了总罢课，使“抗暴”运动掀起了又—个高潮，形成了重庆历史上空前的规模最大、持续最久、影响最深的一次学潮，吴玉章因此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在党内表彰了这次“抗暴”运动。

转眼到了2月，内战风声日紧。一天，身为国民党重庆行辕代参谋长的农工民主党成员刘宗宽将军赫然接到蒋介石来电：立即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强制送走中共人员。这可是国民党将很快对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采取行动的紧急信号！刘将军赶紧向农工民主党驻渝负责人郭则沉报告，郭又立即报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从容做好策应准备。然而，“二二七”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2月27日清晨，淹没在雾海的山城警车嘶鸣，犬吠声声，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勒令立即撤回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被迫撤走了，西南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顿时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山城人民从此再也难以听到共产党中央的声音，难以听到来自解放战争真正的战场消息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担子顿时加重了。

彭咏梧的工作更忙更危险了，除了他以前负责的宣传和学运外，对川东一些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和领导、筹备下川东武装暴动，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重庆市委这时指派江竹筠直接负责领导重庆国立女子师院、西南学院、重庆育才学校等学校党的地下工作，以减轻彭咏梧的担子。

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江竹筠从市委机关的幕后挺身而出，勇敢地站到了残酷的实际斗争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