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沉着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冷静沉着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经受过若干次大风大浪,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他机智地躲过了法国警察的盯梢、搜捕,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在虎穴龙潭般的上海,他细致谨慎,安之若素,后来在广西组织武装起义,一直到后来指挥刘邓大军,在枪林弹雨中走过。这些经历养成了他“促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冷静沉着的大将风度。

正因为他的冷静沉着,他才得以多次化险为夷,牢牢把握命运的主动权。

1947年7月,毛泽东作出战略部署,派遣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插上一把尖刀,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变化。毛泽东指出,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脚跟。

8月7日,刘邓率部开始向大别山挺进。进入大别山区,刘邓部队必须经过黄泛区和汝河、淮河两条河,这是三道险关。在通过黄泛区时,蒋介石分别以12个旅和8个旅为第一、第二梯队尾追刘邓,另以4个旅侧击,以两个整编师及一个交警总队布防于柘城、鹿邑地区,企图将刘邓部队围歼于黄泛区,黄泛区遍地积水污泥,浅则齐膝,深则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走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立即通过黄泛区,刘伯承、邓小平同战士们一起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行走,终于胜利通过黄泛区,打破了蒋介石欲将刘邓部队消灭在黄泛区的妄想。(www.guayunfan.com)刘邓部队抵达淮河的支流汝河北岸时,情况万分危急。汝河此时正值汛期,河水猛涨。且前有两个师的阻截,后有三个师的追兵,且这三个整编师离汝河只有五十里路,一天功夫就可以赶到。刘伯承、邓小平在汝河边上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在听取了有关汇报后,刘伯承、邓小平果断决定,强行渡河。邓小平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他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刘伯承、邓小平沉着冷静,临危不乱,指挥得当。部队渡过了汝河。随后又甩掉了20万尾追之敌,徒涉过了淮河。当刘邓部队渡过淮河后,蒋介石部队追至淮河边的时候,淮河上游的洪水滚滚而下。

由于刘伯承、邓小平卓越的指挥才能,由于他们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决断。所以能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在大别山区稳稳地站住了脚。

淮海战役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的。在总前委指挥下,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两支主力部队,历时66天,以伤亡1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22个军部、56个师,共计55万5千余人。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我军在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进行的。60万人战胜了80万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听到消息后,曾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了80万,奇迹,真是奇迹!”斯大林派来的驻华大使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毛泽东后来也评价,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据亲自参加过淮海大战的李达将军回忆:“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壮烈的一次战役。”而指挥这次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便是邓小平。当时,蒋介石用于淮海战场的总兵力有29个军70个师。其中黄维兵团按李达将军的话说,“是蒋军的第一等精锐部队”,“它的兵力之大装备之较现代化,工事之强度,抵抗之坚决,在中野来说,也都是第一次遇到的。”

面对如此强大而众多的敌人,毛泽东确定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一道,充分展示了指挥战争的艺术。正因为刘、陈、邓都具有沉着冷静、能够根据千变万化的形势作出正确决策的特点,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对他们充分信任,几次指示他们,情况紧急时,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歼灭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这阶段是战事最紧,最繁忙的时期。因为在刘、陈、邓中,邓小平年纪最小,正值44岁的盛年,所以主动承担了战役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在第二阶段整个作战过程中,真是军情急,战事紧。电话铃声通宵不断,电报战报雪片般飞来,邓天天守在作战室,每天值班都要到深夜,甚至到下半夜,直到战事无大变化时,他才回去。总前委的决定,多是由邓向各纵队传达部署,他随时听取作战科汇报战情,每每亲自与各纵队首长直通电话。”

一个运筹帷幄,决战决胜,事急不慌,事紧不躁的高级指挥员形象跃然纸上。

邓小平是一个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冷静思考善于捕捉战机的大师,也是一个善于发现不良思想倾向的大师。

1946年9月10日,正是农历中秋时节。二野几个纵队的司令员收到通知,要他们到司令部去开会。他们以为刘邓首长借中秋佳节犒劳大家。因为几个月来,二野所向披靡,连战皆捷,仅定陶一役就歼4个旅17000余人,俘虏敌中将师长赵锡田。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

纵队首长们满面春风地向邓小平伸出手来的时候,邓小平却用手在空中摇摇说:“这次开的不握手会议!”大家立即感到了严肃的气氛。

接着邓小平宣布了开会的宗旨:“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做得怎么样?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

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依次发言,指出部队中大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原来,由于二野连战皆捷,士气高昂,信心充沛,但少数领导干部在胜利形势下,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情绪,部队群众纪律不太好,军民、官兵团结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于是邓小平在会上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同时,强调了克服正在滋长的骄傲情绪和少数部队只顾作战需要,不顾群众纪律的倾向。

正是在下属因胜利而滋长骄傲情绪时,邓小平的头脑却异常清醒冷静,使部队始终不断克服存在的问题,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二野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中打好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战役,与刘伯承、邓小平对部队的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

解放以后,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层,依然保持了冷静务实的作风,并一以贯之。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是较早觉察到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像一名高超的舵手,在各种各样的风浪中,驾驶着改革开放的大船破浪前进。

在“左”的思想开始冒头之际,他强调反“左”,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呈泛滥之象时,他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当他敏锐感到如果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成为一种运动,有可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时,他又将它淡化。当人们求稳的思想占主导,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趋缓时,他又大声疾呼要敢闯、敢冒。

在对一些重大国际外交问题的处理上,邓小平的沉稳冷静更是对稳定大局、稳定人心起了关键作用。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运黑云压城,社会上有些人一时惊慌失措,邓小平却稳如泰山,安之若素。他告诫人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一些人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产生怀疑,对前途感到忧虑。邓小平针对这种思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东欧事件发生后,他泰然处之地对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如何同这些国家处理外交关系,国内有些人拿不定主意,外国人也抱着观望态度。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苏联垮台后,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好心人,要求中国站出来,替他们当头。要不要当这个头,事关重大。一次,邓小平提醒党内同志:“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头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的头脑并不因为有人要我们当头我们就热起来,他非常冷静,并且将其作为一个根本国策。我们为什么不当头呢?

一是没有当头的力量,中国本来很穷,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完全够格,自己的事还做得不好。怎么有资格去当这个头。当了这个头,也负担不起经济上的责任。

二是一旦当上头,就失去许多主动权。人家要你当了这个头,你就必须代表人家的利益去说话去办事,对自己独立自主地执行外交政策带来很多制约,这样就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