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去……”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出国去……”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场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的运动为背景的,这就是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www.guayunfan.com)兴勃勃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在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

……

这是当时年为22岁的周恩来在邓小平出国的那年所写的一首诗,代表了当时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热血青年的心情和愿望。这批青年,同今天的出国留学生相比,人数并不多,其高峰期(1919年3月17日——1921年1月20日)共20批1600多人,其中多数是中学生,但却出现了周恩来、蔡和森、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领导骨干,还产生了许多专门科技人才。

同五四时期的周恩来相比,邓小平年龄小,又生活在四川的小城镇,出国留学的经历在开始阶段,类似今日中国的小留学生们,即是出自父母的安排。1918年邓小平的父亲从重庆传话给在广安中学上学的当时还只有14岁的邓小平,叫他去重庆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个学校招两类学生:公费生(给予部分补助)和自费生。邓小平到重庆后,考取了这所学校的公费生。邓小平后来说,这个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所以考进去是不容易的。看来,邓小平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成绩优异,也是挺为自豪的。

那所学校到1919年9月才举行开学典礼,经过一年的学习,1920年7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毕业,合格者80多人,邓小平是其中的一名,而且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

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邓小平曾回忆,当时在他们中间流行的爱国救国思想无非是所谓的工业救国思想,他们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只是想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另据美国《时代》周刊1986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邓小平曾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当时感到中国太弱了,因此想使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只有经过现代化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邓小平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职业革命家,但革命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救国,为了使中国强大起来,这同邓小平出国留学的初衷,从根本上说是一致。今天的人们厌恶唱高调,喜欢讲点“个人多一种选择”这样的道理作为出国留学的理由。但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孤立的个人事业,任何个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某种千百万人的事业的基础上的,即使是混碗饭吃,也要使自己的劳动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大道理讲不讲是一回事,但要成功,还是要把大道理弄懂。

对自己的这次出国和当时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邓小平无疑是把它作为个人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和为中国培养新兴力量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对待汪荣松的态度上。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在当时任重庆商会会长汪荣松召集下举办的,并由汪任董事长。从建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都亲力亲为,极尽热心。1949年重庆解放后,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首先派人登门拜访,继而用车将汪接到军区请他吃饭。汪很是高兴,逢人就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1950年,汪应邀前往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时,他与邓小平坐同一席,宴会后,由陈毅用自己的车将他送回住所。按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祝寿,不收礼,但在请示邓小平后,重庆统战部收下了汪荣松送给毛泽东的一份寿礼——一对古瓷瓶,装瓶的楠木盒子上刻上了“东方红”三个字。邓小平曾说,汪荣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一个是他本人,另一个是聂荣臻。

这次留学对邓小平来说,的确是决定性的一步。

首先,这一步使年少的邓小平看到了一个新鲜的世界,这对邓小平以及中国,都不是一件小事。

世界展现在邓小平面前的,首先是一条大船——法国邮船“盎特莱蓬”( Andrelebom),长约150米,宽约20米,高约30米,约有5万吨。1974年,“四人帮”以一艘中国造的万吨轮船为题材,大吹大擂,大做文章,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此感到真好笑,同时也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后来,他多次提及此事,他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 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留学走上了革命道路。

具有“世界花都”之称的巴黎看起来当然是非常美好的,对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青少年来说,尤其是如此。但这种美好并不属于绝大多数前来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到巴黎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离开物价昂贵的巴黎,和20多名同学来到离巴黎约200多公里的巴耶中学。在这里,邓小平呆了半年,但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印象。他曾对他的孩子们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他还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时间,邓小平都吃得不好,他曾这样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后来认为,他身材矮小,可能与他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邓小平有个亲弟弟——邓垦,个儿高大,和邓小平也长得很像,看来真是那个时刻——16～22岁,正是长个子的时刻——把邓小平饿坏了。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来到克鲁梭的施柰德工厂做工,开始了他在法国约四年左右的“勤工”生活。其中做工时间较长的为哈金森工厂——当时欧洲唯一的或最有名的橡胶厂,由一位英裔美国人开办。厂房在1988年邓小平的女儿前去参观时还认为高大明亮,据说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金属结构的厂房,为著名建筑大师埃菲尔设计。邓小平在这里做过两次工,一次是1922年2月14日至1922年10月17日,另一次是1923年2月2日至同年3月17日。邓小平工作较长的一家工厂为著名的雷诺汽车厂,做工时间是1925年11月6日至1926年1月7日。这时邓小平已是一名职业革命家,但仍在那里成了一名技术熟练的钳工。

对做工生活,邓小平说,他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后来处境有所改善,在哈金森工厂做工时,邓小平每月大约可以剩余200多个法郎,而原在巴耶中学的开支,每月约250法郎。这样,他在小有结余后曾一度辞工前往夏狄戎的塞纳中学求学,但终因钱少而未成功(一说学习了几个月)。因此,邓小平后来说:“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法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普通民众却这样苦,有为青年也难以上学,这种长达五年多的亲身经历,不能说不是邓小平终身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坚实基础。

当然,法兰西留给他的回忆,也不完全是痛苦。历来实事求是的邓小平说:“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对于这种“浪漫”,《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介绍了两段这样的材料:

在克鲁梭的工厂里,学生们中间有一首极为流行的顺口溜,叫“散工曲”:

做工苦,

做工苦,

最苦莫过“马老五”。

“舍夫”光喊“郎德舅”,

“加涅”不过“德桑苏”。

这里加引号的词语都是取自各相应的法语谐音,“马老五”为散工,“舍夫”为工头,“郎德舅”指“非上帝的善类”,也就是一句污辱人、骂人的话,“加涅”意为赚得,“德桑苏”意为200个小钱,即10法郎。

曾与邓小平在哈金森工厂同住一个木棚的郑超麟回忆道:

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18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

邓小平这次闯世界,影响是深刻的。华裔美国学者戴维这样认为:

邓小平的领导特征,可能来自这样的背景:他是20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的法国生活几年的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这样,邓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

笔者认为,戴维的这种分析虽无直接证据,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957年,邓小平批评国营企业特别是中央大企业搞形式主义,浪费现象严重,说他们“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账也不算了”。并说,“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这种对比,应当与他早期在法国做工和在苏联留学的经历有关。

邓小平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20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30年,在其他领域落后50年。邓小平1920年9月出国,1926年底回国,1978年以前的50年,也就是相当于他在国外的那段时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他在1978年10月10日说的:“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青少年时代在国外生活了6年多的邓小平,显然对“出去看看”,“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有着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更为深切的体验。

这次出国对邓小平的成功来说,另一个重要因素显然是同周恩来、李富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并肩战斗,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无论从相互学习、相互激励、相互信任来说,还是从相互帮助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显然,邓小平的成功,在很多方面都与这次出国有联系。当然,出国本身并不代表一切,更不决定一切,和邓小平同一时期到法国勤工俭学的1600多人,尽管人才济济,绝大多数人还是默默无闻。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山沟沟里、黄土地上,同样也冒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物。但不论出国不出国,“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积极热情地投身到一种同千百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伟大事业中去,具有良好的性格和心理素质,对任何追求成功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能与一批杰出人物共同工作和生活并结下友谊,则是莫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