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帮结派，才能织一张官场的保护网_关于李鸿章的故事

拉帮结派，才能织一张官场的保护网_关于李鸿章的故事

有政治，就有帮派。帮派是政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一个人想要让别人支持自己，跟随自己，就要能代表并实现别人的利益。只有利益的连接，才能形成最稳固的关系。一个人在政坛上如果没有人跟随和支持，那这个人在政治上将会无所作为。

晚清的政坛现状也催生了帮派的产生。因为中央政府的无力，权力开始向地方实力派集中，朝廷为了节制地方实力派，防止他们势力过大而危害朝廷安全，所以就采取分而治之的平衡战略，这从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各个帮派的兴起。(www.guayunfan.com)在晚清的各派势力当中，李鸿章所领导的“淮系”当仁不让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1864年，朝廷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这一年，李鸿章41岁，开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后，李鸿章一直青云直上，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能加官晋爵——186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一年之后，他又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务；1867年，剿捻即将结束，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1868年，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允其在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李鸿章被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李鸿章被改授文华殿大学士。清廷不设丞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在当时朝廷要臣中，李鸿章算是最为年轻的了。

在李鸿章青云直上的官场鸿运背后，随之不断扩大的是整个淮系集团的势力。因为李鸿章知道，在晚清的政坛上混，没有深厚的根基，就如同无根之树，很容易就在各种明枪暗箭中倒下。

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

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三十三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三十吧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一千三百余人。

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根基，让李鸿章有了对付朝廷中政敌的资本。而李鸿章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就是翁同龢。

翁同龢也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龢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

“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得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中，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

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账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中说：“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

尽管受到如此的掣肘，尽管受到非议，但李鸿章还是在夹缝中穿行着。这得益于他庞大的根基。在晚清，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的势力范围。

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

这张权力之网，确实也成了他在官场的保护网，一直保护着他在晚清政坛中历尽磨难而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