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义勇军“兵变失败”的真相

辽阳义勇军“兵变失败”的真相_中共奉天特委给党中央的有关报告考

1932年上半年活跃在辽阳、沈阳之间的辽宁义勇军二十四路是当时中共直接组建和领导的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民众义勇军之一，但是这支抗日武装并没有像其他多数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一样由小到大，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的基干队伍，而是在几个月后突然消逝得无影无踪。关于辽阳义勇军失败的原因，史学界说法不一，有说是义勇军反动头目的出卖，有说是日伪军的武力追剿和政治瓦解，也有的说是中共奉天特委的软弱和放弃领导。对于上述说法笔者以前也莫衷一是，最近重读1932年12月20日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又把报告的内容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证分析，终于明白了它的真正原因。

这份报告收录在《汇集》甲34第95页至第98页，全文只有1500字。《汇集》编者拟的题目是：《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

关于这个题目笔者仅做两点说明：

第一，题目注明报告发出的时间是“1932年12月20日”，这时正是党中央和满洲省委在东北地区全力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的时期。原来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就占据了支配地位。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省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会议在博古等人的主持下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等项决议，错误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突出地批判了所谓“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要求沦陷区的东北也要同南方一样“为实现北方苏维埃区域而斗争”，“必须用一切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毫无迟疑地依靠在义勇军的武装力量之上，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使义勇军转为工农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政权”。同时要求加紧准备工人罢工暴动、农民暴动和士兵哗变这三个潮流的汇合。这次会议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东北地区全面推行的起点，为了贯彻这些错误主张，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就决定改组满洲省委，撤销罗登贤的省委书记职务。同年7月12日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这以后的几个月中，党中央和满洲省委，催促落实会议的各项政策措施。在这一政治气候下，奉天特委的报告在处理义勇军和总结“兵变失败”等问题时的立场、观点、方法，当然也摆脱不了“北方会议”的错误影响，这正是它的历史的局限性所在。

第二，题目标明这份报告是奉天特委直接打给中央的，越过满洲省委，这是因为从1932年夏天哈尔滨发生水灾后，奉天特委曾一度隶属中央，实际上是中央和省委双重领导，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奉天特委受到“北方会议”错误的影响较东北其他地区更直接更严重。(www.guayunfan.com)自事变后，工农群众反日的高涨普遍了全国，特别是满洲民族革命战争的浪潮，更走向日加剧烈的阶段。因此河北省委为目前的政治形势，以及满洲正是帝国主义进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战争前线上，坚决派人来辽东开展工作。同时予满洲党以大的帮助，主要是辽阳农民的工作，义勇军工作和抚顺矿区工作，若与奉天特委接上头时可属特委之下，不然可成立单独辽东特委。后经工作发展上接上头之后，特委虽在工作上予以相当领导，但组织上并没有发展密切联系，只是在执行工作路线上证明是否革命组织。[42]

这段话引自报告原文的导语部分。其内容主要是概括交代辽阳义勇军的由来。这段话虽然带有明显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气味，对形势的观察流于偏激（如说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浪潮的高涨仅仅是“工农群众”，说满洲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前线”等），所述基本事实，即义勇军风起云涌、河北省委派党员来辽东开展工作并与奉天特委建立了横的关系等情况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已查明，九一八事变发生仅仅二十几天，辽阳县烟台（现灯塔县）铧子煤矿的数十名就在沈宝林、崔恩甲、张允良率领下自发地缴取地主武装的枪械成立了抗日山林队，沈宝林报字“燕子”、崔延嘉报字“长江”、张允良报字“三省”。稍后，又有赵俊峰的“平日救国军”、李巨川的“天地荣”和于志超的“志超队”等几十支抗日队伍揭竿而起，在辽阳境内开展抗日活动。[43]

中共河北（顺直）省委1932年上半年先后三次派党团员和反帝国大同盟成员到辽阳开辟革命工作。第一次是1932年2月8日，河北省委派担任辽阳县委负责人的冯基平（时名冯乃革）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会员的公开身份率领李兆麟到辽阳小堡杨寿天的家。小堡是个有七八十户的大屯子，三面环山，介于辽阳、沈阳、本溪之间，地势隐蔽适中，是当时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于是他们将这里选定为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李兆麟骑着自家的一匹白马，奔波于民团和山林之间，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他首先拜访了“三省”队首领张允良，张是军人出身，颇有民族自尊心，部下贫苦农民居多，有不少就是小堡的农民。党组织决定把这个队伍列为重点联络对象后，李兆麟多次同张允良洽谈，这支队伍很快就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接着又做“燕子”队的工作，这支队伍煤矿工人多，觉悟高，也很快争取过来。“天地荣”、“于志超”、“平日”各支队伍，也纷纷表示愿意联合行动。这时重点争取的对象就是辽阳二区区长苏景阳了。苏景阳部下有二区（烟台区）民团骑兵队200人，如能争取参加义勇军，不仅能扩充辽阳义勇军的实力，而且也能造成较大的政治影响，给抗日队伍在这一带活动提供许多方便。于是李兆麟便利用过去当副村长时和苏景阳有过交往的有利条件耐心说服他举旗抗日。3月间，由李兆麟主持，在辽阳县三家子住户陈楚英的院子里召开了各抗日山林队首脑的联席会议，到会者有四五十人。会上宣布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正式成立，并当众公布了冯基平从北平带来的东北抗日救国会颁发的委任状。当时被任命为司令的苏景阳并未出席成立大会，他既想让义勇军保护他的家产和地位，又怕义勇军失败丢掉身家性命，所以只担了个“司令”的虚名。指挥二十四路的重担实际上落在了副司令李兆麟一个人的肩上。二十四路义勇军编有第一支队“燕子”队，第二支队“长江”队，第三支队“天地荣”，第四支队“于志超”，第五支队“平日”，各队领导人仍由原队首领担任，苏景阳部的200余人的骑兵由副司令李兆麟直接率领。二十四路义勇军有人数达3500人。[44]

在组织义勇军的同时，党的群众工作也在辽阳小堡一带开展起来。除李兆麟之外，先后到达辽阳的还有冯基平、张一吼、夏尚志等十多位党团员。据张一吼在《巡视辽阳报》称他和共青团北平市委特派员林郁青是1932年3月10日到东北来的。4月，中共河北省委反军国主义部干事夏尚志以东北工作巡视员的身份来东北到抗日义勇军李兆麟和张甲洲部调查工作，并负责将两支义勇军的领导关系移交给中共满洲省委。他先到辽阳协助冯基平等工作，后去巴彦于同年7月将张甲洲部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即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又据李兆麟将军回忆，1932年夏天他曾回北平，向河北省委述职，请求派遣更多干部，他说：“我当时在本溪、新宾、沈阳近郊的义勇军中都有工作关系。河北省委除了给我原则指示以外，又派遣十五个干部，指示我们要组织东边道特别委员会，加紧建立地方人民的工作”。[45]正因为河北省委先后几批党员到辽阳来，这一地区的民众抗日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他们首先在这里建立了反帝大同盟组织，接着又建立了“妇女会”和“少年先锋队”，成立了党和团的支部组织，开展了“分粮”、“罢锄”斗争，并且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工作。这就是报告中所说的“辽阳农民工作、义勇军工作和抚顺矿区工作”，其中特别是二十四路义勇军在1932年上半年接连做了以下几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第一，消灭汉奸土匪武装“洪盛”。报字“洪盛”的股匪，原名李秉权，有匪众300余人，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军，成为日军用来镇压附近小股义勇军队伍的工具。为打击投敌叛国的反动势力，党组织决定消灭它。3月末，李兆麟率领二十四路义勇军经三昼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将其消灭，获枪支百余支及部分马匹、弹药。第二，围歼汉奸地主武装——“南大会”。“南大会”是一支与日军勾结的地主乡团武装，有众千余人，头目王荣阁，在太子河至柳河子一带与日军串通一气袭击我义勇军“长江”支队。李兆麟率各支队将其包围歼灭，控制了该会所盘踞的地区。第三，活抓久留岛。义勇军歼灭“洪盛”和“南大会”之后，日军又派出铁道守备队一部进攻我义勇军“长江”和“燕子”两个支队的驻地，并要半拉山吴国璧的自卫队相配合。吴是鞍山矿的一个把头，与当时的八大矿矿长久留岛有过交往，借久留岛的势力发了财并组织了70多人的武装保护家产。党组织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认为吴尚有争取抗日的可能，于是由李兆麟出面登门拜访，经晓以大义，指明出路，吴表示愿意参加义勇军。并协助义勇军击溃了守备队的进攻。这时，曾在日本关东军担任工兵司令职务的久留岛想利用私交拉吴叛国，竟亲自来到吴家，当即被事先埋伏在附近的义勇军擒获。此外，二十四路义勇军在8月间还同二十一路义勇军越殿良等部联合多次攻打沈阳，给日伪的反动统治以很大震撼。可见河北省委派遣党员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并且“予满洲党以大的帮助”。

至于河北党员与满洲省委的关系问题，实际执行的情况是两种方式交替进行。据李兆麟证实：“在进地方群众中，我们和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奉天特委发生了横的关系（经过河北省派来的田玉林与奉天特委的负责民志孙坤发生了工作联系）。”[46]田玉林身份待考，他来东北的时间大约在1932年夏天，此时冯基平等在辽阳已经建立了党的组织。孙坤是王文德的化名。王文德，辽宁人，1929年入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奉天特委从事工运工作，1933年由共青团奉天特委书记转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李兆麟所说的“横的关系”就是指冯基平等在辽阳小堡地区建立的党团组织在保持其对河北省委的隶属关系，同时也接受奉天特委的指导，实际上是双重的领导。不过正如奉天特委这篇报告所说，“特委虽在工作上予以相当领导，但组织上并没有发生密切关系”，因为奉天特委当时本身就不健全。至于“成立单独辽东特委”的方式，在同年下半年确实也实行过，那就是李兆麟回忆中所说的“东边道特别委员会”。据李将军回忆这个东边特委不仅成立过，而且还具体写出“东边特委的书记××同志”，只是这个回忆在归档时，将真实姓名涂掉，现在无从考知而已。因为河北省委派人组建的这个“辽东特委”或“东边特委”存在时间过程，事迹除奉天特报告和李兆麟回忆录提到的而外，已无从考稽，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这也是情理中的事。

一、河北同志××和特委已经发生关系，所以整个党团组织完全参加了辽阳义勇军。党计五人（团不详），张是上层的勾结，侯是中间的连［联］络，孙是参加了下层工作，至于邓根本没有参加进去，苏同志早回北平。因此事实上只有一人参加了下层工作，其他同志完全是走了军官路线，脱离群众，并且不能经常开会讨论一切具体工作，甚至经月彼此同志间不能见面，所以对义勇军群众组织基础上成绩是很少一点，且无正式组织与领导。[47]

这段话是引自报告四项主要内容的第一项。文内“河北同志××”当指李兆麟所说的田玉林。“张是上层勾结”指的张一吼在辽阳义勇军中是做上层统战工作，他和李兆麟一起都被东北民众救国会列入第六方面军团总指挥部军事委员会7名委员之列。[48]可见他们上层统战工作是很有成就的。奉天特委无视他们在联络和团结义勇军工作的成果，说他们是“上层勾结”、“军官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侯是中间的联络，孙是参加了下层工作”，指的是侯薪（侯维民）、孙已泰（王子明），他们来东北时间稍晚，被分配到辽阳义勇军矿工成分较多的“燕子”队中工作。至于5名党员中的“邓”、“苏”两人的姓名现在已无从考知。因为当时党团员是分别以个人名义参加义勇军的，尚未在军中建立党团组织，所以相互联系是很少的。

二、特委在工作上虽经予以指示和领导，但以组织的关系，大体上是没有具体的领导。更是对北平同志工作路线的错误，没有坚决的予以打击和批评，尤其是没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所使他们一贯的军官路线的增长着。因此对今次布置兵变失败原因，特委也要负重要责任的。[49]

这是报告四项内容的第二项，虽然语气不大顺畅，但总的意思是明白的，就是承认特委在此次失败中负有“重要责任”。作为上级党组织，对辽阳义勇军失败引咎自责，是理所当然的，但自责的不是地方，报告检讨的只是“没有具体的领导”，“更是对于北平同志工作路线的错误，没有坚决的予以打击和批评”，这就又把是非颠倒了。如果当时奉天特委真的实施了这种“具体领导”，对河北省委派来的党员同志进行“打击和批评”，那就连上半年那样好的抗日形势也不会出现。

三、今次布置兵变失败情形及经过

1.最近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围剿义勇军和胡匪头的投降出卖上，辽阳义勇军是首当其冲，当由北平同志来奉报告后，特委即刻讨论辽阳义勇军的工作。为目前兵变的紧急与加强领导起见，特派团的同志老田前布置与指挥这一工作。当时特委主要是争取下层统一战线，利用匪首互相冲突上使群众脱离其领导，和农民工作基础上配合起来，成立正式游击队，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并用公开活动下拿党的政治影响坚决夺取这一领导，同时和田同志规定密切关系，三天一次，交通传达消息，这是今次工作的大概布置。[50]

上面这段引文是报告内容第三项的第一个小目，即兵变的布置情况。文中说当时的形势，一是日伪的“疯狂围剿”，一是义勇军头头的“投降出卖”，这两种现象辽阳义勇军都是“首当其冲”。这里所说的“最近”指的是1932年10月以后到12月这段时间，布置兵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事。原来，1932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松沪停战协定》之后，日本便从上海撤出其陆军第十四师团松木直亮所部直接进入东北围剿抗日义勇军。同年8、9月间，日军在北满围攻义勇军得手后又将重兵调向南满，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面临巨大压力。8月末，二十四路义勇军参加攻打沈阳后，敌军即尾追不舍。李兆麟先是指挥部队撤至浑河堡，后又转入清原以东山区，但仍不能摆脱敌人，这时前有伪军于芷山部的堵截，后有日军的追击，处境极端困难，在摩天岭战斗中部队又遭受了重大损失，各支队开始分散活动，相继返回辽阳小堡附近地区。而这时的辽阳农村，由于敌人采取“讨伐”和“诱降”的软硬两手对待抗日武装，汉奸土豪也乘机猖狂活动，在严峻考验面前辽阳义勇军各支队领导人，有的开始悲观动摇，这样一来如何保持和发展这支抗日队伍，就成为围绕辽阳党组的最大难题。

“北平同志来奉报告”，指的是摩天岭遭遇战斗受挫之后，李兆麟回沈阳对奉天特委的当面报告，时间是10月下旬。如上所述，辽阳党团组织自1932年上半年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以来，就受到来自两个系统的领导，一是受河北省委临时建立的“东边道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一是受满洲省委所属奉天特委的工作指导。1932年10月中旬，日军集中3万精兵并与于芷山、廖弼宸等部配合，向唐聚五部发起进攻，由于部队不支撤往抚顺，后化装潜赴北平，余部分散隐蔽，整个东边道发生了形势逆转。李兆麟写道：“本年秋季，唐聚五部队活动情形恶化，天气又开始冷，我们东边特委的书记××同志就开始回北平，大多数学生成分同志都同意回北平，只有我们四个同志坚决反对脱离实际斗争的行动，但是他们终于回北平去了。……以后，中共中央代表罗登贤同志到奉天特委巡视，指出我们四个人不允许回北平，应参加奉天特委领导下的工作，由奉天特委分配我们的工作”。东边特委既然已不存在，李兆麟等就只能向奉天特委负责并报告工作，大概也就是这次来沈，李兆麟全面详细地向特委汇报辽阳义勇军发展状况和目前所处的困境。李兆麟（时名李烈生）这次报告的具体内容有留下文字资料，但稍后有张一吼写给上级组织的一份详细的报告，其内容应与李的汇报大致相同的。[51]

“特委即讨论辽阳义勇军工作”，目的是因为贯彻“北方会议”决议后中央一再催促举行“兵变”并且要“加强”对当时处于困境的辽阳义勇军的领导，采取的办法是“争取下层统一战线，利用匪首互相冲突上使群众脱离其领导，和农民工作基础上配合起来，成立正式游击队”。这种方法说白了，就是所谓“要兵不要官”的办法，党团员和士兵群众开大会历数其头领的“罪状”，将其起出义勇军队伍，由党组夺取部队的领导权，成立所谓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游击队。决定既已作出，派谁执行呢？按熟悉辽阳情况来说应该派李兆麟或张一吼，但是特委没有派他们，明显的原因是他们一贯执行的是“军官路线”、“上层勾结”，让他去不仅特委不放心，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情愿，因为好不容易才把这些绿林武装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再把他们赶走，他们实在想不通。但当时距10月6日奉天特委遭受大破坏的时间不久，特委机关很不健全，人才缺乏，书记赵振起，是一位不脱产的工人，能力又低，组织部长张介甫包办一切日常工作，都离不开机关；中央和省委巡视员限于口音等条件又不便直接去执行任务，于是决定“特派团的同志老田前往布置与指挥这一工作”。“老田”即田文清，时任共青团奉天特委宣传部干事，特委派他去也是出于无奈。

2.田同志到辽阳后，只因北平同志报告与实际不同，当时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即时发生动摇，并以悲观绝望的态度，无精打采的来布置这一工作，虽在原则上召集了同志的会议，根据特委的讨论来发表了意见，但会议后不管同志们是否接受这一工作和怎样进行这一工作，第二天就回来了，当时与以指挥批评后，又返辽阳。正在这天，匪首燕子即用自己的名剌将群众武装交出，每人五元的路费解散了，其他部队也这样无形消灭。[52]

所谓“北平同志报告与实际不同”，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曾请教夏尚志老人，他说李兆麟报告说辽阳义勇军有3000人，实际上没那么多，党在义勇军中的影响和支配作用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大。但根据笔者认真考查，这并不是李兆麟说了假话。因为张一吼当时在报告中也说：“当地义勇军有三千余人”，并且具体指明“沈三区有七八百人”，“沈一区”虽然于智超投降于芷山其部下，唐海山还有“二百余人”，“辽二区”崔恩鸿有一千余人，“余则民团的一千余人是富农地主为保护财产而成立的。”[53]其中多是义勇军原二十四路的主力队伍，虽然受到挫败，党在部队中的影响还存在。所以特委仍可上前领导。当然情况瞬息万变，进入12月辽阳义勇军又有星散减员的情况，数量不到三千也是实情。“召集了同志的会议”，指党员开会，当时党内文件中“同志”指党员，“非同志”指党外积极分子。“与以指挥批评”这是当时说话的习惯用法，意为“给予批评指导”。“匪首燕子”，指义勇军第二十四路第一支队长沈宝林，“燕子”是绿林中的报字。“匪首”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之后党内对某些有劣迹的义勇军头领的贬称。“名剌”是标示本人身份、职务的名帖，犹如今天的“名片”。“群众武装”这里是指部队的枪支、马匹等装备，不包括人员，意思是沈宝林用自己的名义向当地的民团交出了武器，然后每个人发给了5元钱的路费就地解散了。至于这钱的来源，我们从11月间张一吼那份报告中寻觅到一些端倪，张说：“……沈宝林当过兵，其私有性特别大，卖枪马。当地抽饷”。就是说在奉天特委布置兵变之前，他已经在大肆敛财，所发给几百人的路费，也当然是卖枪马和抽饷得来的。

3.当第一次田同志去时，群众恨匪首的情绪非常高涨，并和同志商量办法，结果并没有发动和领导而将整个斗争放弃。特别是田同志对今次兵变是形式的应付，表示了无能与没有具体意见来布置这一工作。特别是当时不应改回奉天，放弃督促同志起领导作用，后来一条武装也没有得着。所以对田同志对今次义勇军失败原因，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54]

文中“一条武装也没有得着”应为“一条枪也没有得着”。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兵变的基础是有的，因为群众痛恨匪首的情绪高涨。特委的决定和指导也是正确的、及时的，所以兵变失败是因为田文清“犯了严重的错误”，放弃斗争，放弃领导所致。

4.北平同志对今次兵变失败，主要是寻常的工作不够，同时对兵变的到来仍是保存原有态度，不转变个人的工作，来联络下层统一战线，仍用和平发展的方式来争取这一领导。当时更没有对匪首的出卖来对群众充分的揭破，上层的同志也没有利用匪首间的冲突来代替他的领导，脱离匪首的组织，用公开的方式发动这一斗争，这是北平同志对今次失败的主要原因。[55]

文中所说的“北平同志”指的是当时还在辽阳的河北省委派来的党团员，具体地说就是李兆麟、张一吼、侯薪、孙已泰等，他们虽已派往义勇军中，但并没有在部队中建有党团支部，党团员的组织关系仍在小堡附近的农村。“寻常的工作不够”，是说平常工作不到位，党对部队的工作还很少，特别是在义勇军的队员中的工作，即所谓下层统一战线，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当时是战争的环境，队伍流动性大，地方党组织对部队官兵的日常思想教育工作当然也难于开展。李兆麟等到辽阳来，正是中日矛盾激化，义勇军风起云涌，他们的工作重点当然是争取、联络、团结那些揭竿而起的义勇军首领，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现在特委决定搞兵变，对于各支队首领取而代之，他们想不通；因此“不转变个人工作”。李兆麟后来在回忆录也承认“我们四个人当时没有实际办法来挽救当时危机，没有进行反对投降的斗争，我们有错误”[56]。

四、检查今辽阳义勇军的工作，固然是田同志和北平同志对今失败负主要的责任。但特委对北平同志寻常领导的不够，义勇军群众没有大的发展，对今次失败也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党特委自改组后，根本就不健全，对军委工作是整个放弃的形势。前曾与中央和省委要速派健强负责同志来加强特委的组织，至今已有两月，并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中央靠省委，省委推中央，到现在仍不派人前来，当此工作严重时期，放弃了特委的领导，你们的错误是如何严重。[57]

这段话是特委报告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全文的最后部分。文中说“前曾与中央和省委要速派健强负责同志”，指的是1932年10月6日，奉天特委遭受破坏后新组建的特委曾多次打报告给中央和满洲省委要求充实特委领导力量，但中央和省委因人力缺乏没能满足这一要求。所以报告在自我批评时也对党中央作了严肃批评。

以上是笔者对奉天特委这篇报告的全文所作的解读和依据现存史料对报告相关内容所进行的历史的考察。通过解读我们可以看出特委的报告的中心意思是表明此次兵变之所以失败，是特委决议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报告甚至对有关党组织和个人执行不到位或拒绝执行的详细过程都做了描述，并且具体地认定了各自在兵变失败中所应负的责任，可见其用心良苦。但是，特委的报告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发动这次“兵变”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的问题。铁铸一般的事实充分说明，在党组织直接关注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辽阳义勇军的主力之一“燕子”队，发动这种“要兵不要官”的所谓“兵变”本身就是错误的，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第一，“燕子”队的领导人沈宝林虽然有错，但并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摩天岭战斗受挫之后，沈宝林表现心灰意冷、消极保守，但并无投敌叛逆的迹象；困难时期，断绝了打土豪、没收汉奸财产补充军需的渠道，为了部队的生存，他采取“卖枪马”和向驻地民众“抽饷”的办法敛财度日，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更是大错特错，但是这也不能同土匪武装分开掠夺的行为相提并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义勇军是抗日救国大潮中涌现的民众武装，它成分复杂，来路各异，其领导人出现上述毛病是不是为怪的，也是可以改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发动“兵变”的办法去清除他，岂不是“不教而诛”吗？

第二，沈宝林上述错误行为，虽然使他在抗日民众中有特别错误行为，虽然使他在抗日民众特别是“燕子”队队员中的威信大打折扣，但是还没有完全丧失人心。他出身行伍，九一八事变后基于爱国主义揭竿而起，他率领的“燕子”队同各路豪杰一道消灭“南大会”、活捉久留岛、袭击沈阳城，在沈、辽、本三角地带也算是军声显赫了，抗日民众并不会因为眼前的这些过失忘记他以往的功绩的。所以当田文清代表特委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上布置针对他的“兵变”时，有人马上向他报了信儿。后来，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遣散队伍时，还特别发给了每个队员5元钱的路费，这种情况在义勇军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也证明他和抗日民众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发动清除他的“兵变”显然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三，辽阳义勇军的失败，是推行“北方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方针的必然结果。当年发生在辽阳境内的这桩历史公案以沈宝林向当地民团交出武装、解散队伍而告结束，影响所致，“三省”、“长江”、“平日”、“天地荣”等支队的领导人也相继解散了各自的队伍，上千人的民众抗日武装顷刻间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奉天特委决定发动“兵变”，目的是夺取对这些民众武装的领导权，结果是“一条武装也没有得着”。究其原因并不像报告中所说是“老田同志”或“北平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就是特委关于“兵变”的决定，也是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令作出的。特委在《接受“中央给满洲省委”后工作布置的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转变今后工作，首先必须从实际工作中，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泥坑中跳出来，坚决为执行实现中央北方会议路线，十倍加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发动这些义勇军内部的斗争，揭破其领袖反革命的欺骗，逐去他们，夺取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事实证明，辽阳这次未遂的兵变，正是执行北方会议路线的必然产物。北方会议断送了辽阳义勇军，也使党丧失了一次争取成千上万的民众抗日武装的最好时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