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齐国富国强兵,霸诸侯“一匡天下”

安齐国富国强兵,霸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传

管仲（约前725—前645）名夷吾，字仲，颍上（颍水之滨，今安徽境）人。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在辅助齐桓公治理齐国、建立霸业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对齐国的改革与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全面的谋士之一，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都能为齐桓公出谋划策，并能在齐桓公的支持下，卓有成效地组织实施。有了管仲的辅佐，齐桓公曾形象地比喻说好像飞鸿有了羽翼、济大水有了舟楫一样。管仲的一些言论散见于《国语·齐语》《管子》《说苑》等书中，不仅为历代统治者所借鉴，即便在今天，也仍有宝贵的借鉴作用。

一、怀才不遇

管仲是姬姓的后裔，当为贵族之后。他自幼聪颖好学，酷爱射箭。其父管严早亡，他和母亲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小小年纪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迫于生计，他从事过许多职业。他替人放过马；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因为家贫，常常将两人赚来的钱多留给自己一些；有心为鲍叔牙办点好事，却事与愿违，越办越糟，反而给鲍叔牙添了麻烦；当兵时因家有老母无人奉养多次临阵脱逃；有一次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他还在成阳偷过人家的狗。管仲本是贵族之后，非常向往上层社会的生活，企图通过当官出人头地，但是他当过三次小官都没有当好，被人家扫地出门了。

坎坷的经历，没有摧垮管仲的精神支柱。相反，管仲从中却开阔了眼界，洞察了世间的风云变幻，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增长了才干，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不成大器誓不休的性格。在这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管仲和鲍叔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正是鲍叔牙为管仲后来通向政治大舞台铺平了道路，二人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堪称刎颈之交，为后人所称道。(www.guayunfan.com)这个时期，管仲尽管怀才不遇，但因为他经多见广，结识了许多朋友，他的才华也逐渐为许多人所了解。有人把管仲和鲍叔牙推荐给齐僖公，齐僖公决定让他们做齐国公子的师傅。管仲对鲍叔牙说，齐僖公的三个公子，将来谁当国君现在难以预料，我们两个要分开，不能共同做某一个公子的师傅，这样将来无论哪一个做了国君，我们两个都不难进入齐国政界。就这样，管仲和召忽一起做了公子纠的师傅，鲍叔牙尽管认为公子小白不会成大器，但还是听从了管仲的劝告，做了公子小白的师傅。

公子纠是齐僖公的次子。管仲出任公子纠师傅的时间已不可考，但总在他30岁以后。这个时候，管仲个人的思想已经成熟，辅佐公子纠使他得以与闻宫廷政事，可是他的角色却不允许他有什么“非分”之想，只能和召忽终日与公子纠相伴，读书、下棋、狩猎、游园，等等，日子过得安宁、自在，却谈不上施展个人的抱负。一次宫廷事变，改变了管仲的一生。

二、得遇明君

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公子诸儿，次子公子纠，幼子公子小白。公子纠有管仲、召忽辅佐，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品行、能力都很好，唯独公子诸儿没有贤人辅佐，终日不思进取，放任自流，成了一个花花公子。公元前698年，齐僖公去世，按照长子继承制，公子诸儿继任为君，是为齐襄公。齐襄公上台后，不是考虑怎样治理齐国，怎样使齐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立足脚跟，图谋发展，而是整日沉湎于酒色花月之中不能自拔，甚至不顾人伦道德和自己的妹妹文 私通。文 出嫁鲁桓公后，仍时常与他秘密幽会，影响极坏。他不理国政，喜怒无常，滥杀无辜，导致民不聊生，边防日弛。从姜太公到齐僖公十三代人创下的齐国基业眼看就要毁在齐襄公的手中，许多大夫深恐祸及自身，纷纷外逃，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出奔莒国。

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元前686年，边将连称、管至父和公孙无知杀死了齐襄公，公孙无知自立为君。事变发生后，管仲、召忽奉公子纠仓皇出奔到鲁国。公孙无知弑君而立，不得人心，不久被杀，齐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国不可一日无君。齐国的大族国氏、高氏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远在莒国的公子小白，鲍叔牙立即和公子小白向齐国进发，准备继承君位。与此同时，鲁国也得到了这一消息，急忙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为稳妥起见，又派管仲埋伏在莒国通往齐国的大道上，准备袭击公子小白一行。不多时，公子小白一行人马急匆匆赶来，管仲搭箭引弓，一箭中的，公子小白应声倒于车下。管仲见大功已成，便从从容容地追赶公子纠去了。公子纠知公子小白已死，无人能和他争夺君位，归齐的速度也慢了，在路上盘算做国君的情景。孰知管仲一箭正好射在公子小白的衣钩上，公子小白唯恐管仲再来一箭，便顺势假装死去，倒于车下，骗过了管仲。经此一吓，公子小白和鲍叔牙昼夜兼程，大大加快了归齐的速度，结果先于公子纠6天回到齐国，在国氏、高氏的支持下，继任为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不同于齐襄公，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决心振微起弊，大力治理齐国，使齐国强于天下。于是，继位之初，他便委相职于鲍叔牙。而鲍叔牙自知才智不及管仲，便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1]

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争。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2]

齐桓公见鲍叔牙诚心诚意地推荐管仲，便说我知道管仲有才华，但他是我的仇人，要不是我的衣钩，说不定我已被他射死了，我怎么能用他呢？鲍叔牙说，管仲是我的好朋友，我十分了解他，他也很了解我。想当初您的父亲让我做您的师傅，我不乐意，是管仲劝我接受任命，他认为您可能是三个公子中最有作为的一个。他射您是为了公子纠，如您肯原谅他，他肯定会为您尽力的。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劝说下，以一个大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尽释管仲的一箭之仇，决定重用管仲。

然而，管仲不在齐国而在鲁国。鲁庄公派兵攻击齐国，恰为管仲归齐创造了条件。

管仲奉公子纠赶到齐国时，齐桓公已经登位。鲁庄公闻讯，认为这是越礼之举，即发兵进攻齐国，企图通过武力打垮齐桓公，让公子纠做齐国的国君。鲁齐军队战于乾时，鲁军大败。鲍叔牙不失时机地向鲁国提出让鲁国杀死公子纠，放管仲、召忽回齐国等条件，这几个条件得不到满足，齐军将继续向鲁国进攻。鲁庄公召施伯商量对策，施伯说，管仲是个难得的人才，他为政的国家必然富强，决不能让管仲活着回去，可先杀死他，把尸体交给齐国。可是齐国的使者说，齐桓公对管仲恨之入骨，一定要亲手杀了他才解恨，不如此，齐军仍然要向鲁国进军。鲁庄公此时姜尚未从乾时战败中定下神来，便按照齐国的要求，把管仲装入囚车，交给了齐国的使者。管仲惧怕鲁庄公变卦，一路上引吭高歌为役夫们解除疲劳，大大加快了归齐的速度，待鲁庄公醒悟过来，派兵追赶时，管仲早已进入齐国境内了。鲍叔牙在齐鲁边境亲自为管仲洗尘接风，希姜望管仲为齐桓公治理齐国出谋划策。管仲念及与齐桓公有一箭之仇，担心齐桓公不肯饶恕他。鲍叔牙说你不要多虑，一切由我来安排。

齐桓公得知管仲已平安回到齐国，十分高兴。但他并不急于马上接见管仲，而是请人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沐浴一新，十分隆重地接见了管仲。接见这天，风和日丽，齐桓公和管仲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管仲终于遇到了明君。齐桓公此举历来被誉为尊贤的模范雎，而管仲也从此正式踏上齐国政治的大舞台，开始了他的谋士生涯。这一年，管仲约40岁。

三、立稳脚跟，审时度势

管仲原为公子纠的师傅，在齐国没有什么地位，更谈不上形成自己的势力，除了鲍叔牙和他是至交外，可谓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管仲要想把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谋略通过齐桓公去付诸实施，难度相当大，所以他采取了按兵不动的策略。齐桓公很纳闷，便问管仲为什么还不为治理齐国献计献策。管仲说地位低下的人不能领导贵族，齐桓公心领神会，提拔他为上卿。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见管仲仍没有什么动作，又问管仲。管仲慢条斯理地说，贫穷的人不能领导富有的人，齐桓公不急不躁，赐给他齐国的市租。又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仍不见管仲有什么动作，又去问管仲，管仲说名分疏远的人不能领导名分亲近的人，齐桓公闻言肃然，尊之为仲父。管仲起而治齐。孔子评论说，以管仲之贤才，如果得不到这三种权力，是不可能辅助其君称霸天下的。

事实正是如此。管仲并非恃才向齐桓公讨价还价。他看到，面对齐国的形势，如果他没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权力、经济基础以及与国君的特殊关系，根本无法推行其政治主张。齐桓公不愧为一代明君，他对管仲有求必应，而且同意管仲推荐的五名人才出任国家重要职责：隰朋为大行，主管外交；宁戚为大司田，主管农业；王子城父为大司马，主管军事；宾须无为大司理，主管司法；东郭牙为大谏，主管谏议。鲍叔牙时为大夫，对管仲治齐的举措自然是鼎力相助。管仲有了这六个人的帮助，真如猛虎添翼，在齐国乃至整个时代的大舞台上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所向披靡。

摆在齐桓公和管仲面前的国际形势是：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侵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仅剩下成周方一二百里之地；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能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但是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如郑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率陈、蔡、卫等诸侯国的军队讨伐郑国，结果王师惨败，连桓王也被箭射中了肩膀，天子的威严扫地，从此一蹶不振，郑庄公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

随着王权的沦落，诸侯对天子的朝聘、贡献大大减少，王室财政越来越拮据，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赞助。周襄王曾低声下气地向郑国“请盟”，后来又接受晋侯的召唤，参加诸侯召开的会议。天子共主的地位，已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各种矛盾都在急剧发展，而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动乱的中原局面，给周边少数民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占有西周旧地的西戎继续威胁着东周；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河北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的狄族，也逐渐向内地发展，威胁着中原的安全；居住在今河北、山东境内的戎族部落以及河北东北部直到东北地区的山戎，与齐、燕等国多次发生战争；江汉流域的楚国，在臣服了百濮、群蛮，控制了群舒、淮夷等族之后，势力迅速强大，力图向黄河流域争夺土地。郑国因为内乱，对于戎狄蛮交侵的局面，束手无策。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原各国联络起来，节制诸侯国之间的侵伐兼并，抵抗戎、狄各族的入侵，充当联络人的，便是霸主，以代替周天子向诸侯国发号施令。霸主的条件必须是力量最强的诸侯国的国君，还必须有一定的“德”。

齐桓公和管仲面临的国内形势是严峻的。本来，齐国经过庄公、僖公的发展，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公元前701年，齐国就作为东方的大国出面调解郑与宋卫的纠纷，与郑宋卫盟于恶曹。但由于齐襄公在位期间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加上公孙无知作乱，齐国田野荒芜，饿殍遍野，人烟稀少，有才之士纷纷外逃，守边的将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导致边防日弛，国力大大下降，齐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齐桓公可谓从齐襄公手里接过一个烂摊子，齐国上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用齐桓公的话讲，即：

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殡，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戎士待陈妾之余。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3]

针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管仲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不仅在考虑怎样治理齐国，而且在考虑如何使齐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迅速脱颖而出，达到称霸的目的。他经过深思熟虑，向齐桓公郑重提出了围绕称霸总谋略的一系列分谋略。从齐桓公登位7年即称霸诸侯来看，管仲的谋略筹划十分奏效，甚至可以称得上立竿见影。

四、以民为本，革新政治

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政治谋略涉及齐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针对齐国无序的现状，管仲提出整饬宗周的礼制，对文武周公时期的旧法利用其合理的部分，剔除其不合理的部分；承认个人的私有性，用法治约束这种私有性使之不泛滥，并将约束私有性的法律制度高悬于城门之外的象魏徵上，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后依法行事，以严刑峻法惩处违法乱纪现象。

在法治的前提下，管仲提出了民本思想。他认为圣君明主要顺乎民心，要体察人民的意愿，提出的政策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与人民休戚相关，浑然一体。为了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在一次答齐桓公提问时，管仲对曰：

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4]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管仲的民本思想。

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管仲提出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工商乡，十五个士乡，齐桓公统率六个工商乡和五个士乡，国子、高子各率五个士乡。国都内的行政区划为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里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乡良人（或乡大夫）管理。国都内的国政分为三项，制定三官制度，设三宰管理官吏，设三族管理工匠，设三乡管理市井，设三虞管理川泽水产，设三衡管理山林。对于野鄙的行政区划，管仲是这样划分的：三十家为邑，邑设邑司；十邑为卒，卒设卒帅；十卒为乡，乡设乡帅；三乡为县，县设县帅；十县为属，属设属大夫。全国设五属，共有五个属大夫，设五正使各听一属之政，这样，五正管理五属，五属大夫管理五十县，县帅管理乡政。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严密的管理体制，各级官吏各治一方。五大夫每年正月向国君述职，国君定期对他们进行考察。

与此相呼应，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方案。“四民”即士、农、工、商。按照人口的地域或职业结构，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即把讲学道艺的“士”安排在清净之所，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商人安排在市井，把农民安置在田野，不允许他们随意迁移。根据这个方案，士、农、工、商四民集中居住，只在本行业中交流学习，不发生横向联系，以家庭和社会小环境作为各行各业接班人的养成所，使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世任其事，各安其业，不致见异思迁。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管理起来也就更加方便了。

管仲深知，任何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各级官吏，所以各级官吏素质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为了建设好官吏队伍，管仲建议齐桓公废除选官中的门户观念，提出选贤任能的用人策略。这个策略规定，各乡长如果在当地发现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要立即向上级报告，由长官书伐考评，经齐桓公策问后，授官任事。如果发现地方官压制人才，不向上推荐，则以蔽明、蔽贤罪论处。选贤任能策略的意义是积极的，它不仅打破了世官世禄制和诸谒成风、用人唯亲的陋习，而且为下层人士参与政治、跻身仕途提供了渠道。所谓“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这个策略实施后，黎民百姓都争着做好事，齐国的社会风气大大好转。

五、寓兵于民

管仲为齐桓公筹划的总谋略是称霸，其余的都是分谋略。军事谋略是实现称霸总谋略的武力保障，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霸主是不存在的。管仲军事谋略的突出之处在于“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质上就是要寓兵于民，把居民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达到全民皆兵的目的。

这一计划规定，国都中十五个士乡的居民，按照轨、里、连、乡四级编制起来，五家为一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设一里司；四里为一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设一良人。四级居民之长掌管军令，每家出一兵，则一轨五兵，组成一伍，由轨长率领；一里五十人，组成一小戎，由里司率领；一连二百人，组成一卒，由连长率领；一乡两千人，组成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一万人，组成一军，立一个元帅。

管仲就这个计划对齐桓公解释说，按照这个计划，全国共设三军，您和国子、高子各充任一军元帅。每年春秋两季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结束后，国都内的人不允许自由迁徙，同伍之人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生活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于他们彼此十分熟悉，若是夜间作战，只要凭声音即可辨别敌我，如果白天作战，则相互认识，不至于自相残杀。同伍之人相互间有了感情，作战时争先恐后，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管仲进一步解释说，按照这个计划，阵亡的士兵可由其家人递补，您可拥有3万常备军。有了这3万常备军，您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天下大国之君谁能和您抗衡呢？

齐桓公对这个计划很满意，但他不无忧虑地问管仲，现在国家很穷，从哪里能弄到武器装备军队呢？管仲说，我已经考虑过了，可以通过让罪犯用军器赎罪的办法来解决：凡犯了重罪的人，可以用一副犀牛皮制的甲和一柄车戟赎罪；凡犯了轻罪的人，可以用一副皮制的盾和一柄车戟赎罪；凡犯了小罪的人，可以用不同量的铜铁赎罪；凡打官司的人，可交12支箭作为诉讼费。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军器的来源，而且可以降低犯罪率，因为赎罪的军器是昂贵的，许多人为了赎罪，往往要倾其所有。齐桓公听后，暗暗称叹。

六、富民富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保证政治谋略、军事谋略的顺利实施，管仲还向齐桓公提出了经济谋略。管仲经济谋略的指导思想是富民。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5]

在富民思想指导下，管仲提出了“相地而衰征”、“官山海”的经济谋略。所谓“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地的肥瘠好坏划分等级，然后按等级征收赋税，既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又使劳动者明了自己土地的应征数额，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这项政策中，管仲扩大了“土地”的外延，将山林川泽及旱地涝洼地都按一定比例折合成产粮地，统一征税。管仲提醒齐桓公不要违背农时，不要在牛羊繁殖季节宰杀牛羊，以免妨害畜牧业生产。

所谓“官山海”，就是实行盐铁专卖。管仲认为，盐和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生产盐铁又需要特定的自然条件、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相当的生产设备，如果单靠国家投资，齐国一时没有能力，所以管仲建议齐桓公放开生产，垄断流通，即允许个人煮盐冶铁，但产品只能卖给国家，然后由国家统一定价、统一运输、统一销售至境内外，国家牢牢控制这两大财源，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在经济谋略中，管仲还提出“设轻重九府”和“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的谋略。“轻重”指商品价格的贵和贱，“九府”指九种掌财政货币的官，即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此项策略旨在由国家牢牢控制铸币权，国家垄断货币铸造的数量、质量、流通量，以货币斗争作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囤积、平抑物价、调节供求的手段。“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即打通齐国和莱夷的流通渠道，取消齐国关税，用低价从莱夷购进鱼、盐，然后加价卖到其他诸侯国，从中赚取贸易差价。

管仲还为齐桓公成功地导演了一次“商战”。齐桓公欲降服鲁、梁二国，问管仲何计可行。管仲说您不必兴师动众，只需穿上绨做的衣服就可以了。鲁、梁二国之民俗织绨，您带头穿绨衣，令全国上下都穿绨衣，并下令不准齐国织绨，必须从鲁、梁二国进口，这样，鲁、梁二国就会放弃农业而都去织绨了。

齐桓公依计而行，在泰山之阳穿绨衣，并令齐国人都穿绨衣，一时齐国绨贵。

管仲又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为我买绨千匹，我支付300斤金，买绨万匹，我支付3000斤金。如此一来，鲁、梁二国即使不征税，国家财用也够了，鲁、梁国君见有利可图，便下令百姓都来织绨，以致农田荒芜。过了13个月，管仲派人去鲁、梁探听，但见鲁、梁上下都在织绨，无人耕田，便对齐桓公说，鲁、梁必将降服齐国。齐桓公尽管很纳闷，仍然按照管仲的安排，去掉绨衣，改穿帛衣，下令全国一律不许再穿绨衣，关闭齐与鲁、梁二国的关卡，不与鲁、梁通使。

又过了10个月，管仲再派人去鲁、梁探视时，鲁、梁之民饿馁相及，鲁、梁之君大呼上当，令其百姓去绨修农，但3个月长不出谷子来，只好从齐国进口，其时齐国谷价与鲁、梁二国谷价之比为1∶100，齐国着实赚了一笔。两年后，鲁、梁之民归齐者十之有六，三年后，鲁、梁之君请服于齐。

管仲不费一兵一卒降服鲁、梁二国，“商战”之功也。

七、以德亲四邻

齐桓公用人不疑，他完全接受了管仲的政治、军事、经济谋略，并在管仲、鲍叔牙等人的协助下，积极组织实施，很快医治了齐襄公留下的创伤，缓和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政治清明，人心思治，人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齐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齐桓公十分高兴，专门设宴招待管仲，并对管仲说，现在你提出的谋略我都采纳了，国家安定了，人民也富足了，我是否可以称霸诸侯了呢？齐桓公满以为管仲会同意他的设想，不料管仲却说现在仍不是称霸诸侯的时候，尽管齐国的国力足以称霸诸侯，但是四邻国家还没有和齐国建立起友好的国家关系，要想称霸诸侯，一定要先和邻国搞好关系，让邻国亲信齐国。于是，管仲又向齐桓公献出了一套旨在让邻国亲信齐国的外交谋略：

重新审查齐国的国界，把以前齐国侵占的鲁国的棠、潜二邑，卫国的台、原、姑、漆里四邑，燕国的柴夫、吠狗二邑归还回去，明确标明齐国与邻国的国界，不要为此接受邻国的任何资财。这样一来，齐国的国界西至于济，南至于阴，北至于河，东至于纪；

派出临时使者，多带皮币，频繁出使邻国，视察邻国之政，以安定四邻；

派使者常驻友好诸侯国以随时处理外交事务：曹孙宿驻楚，商容驻宋，季友驻鲁，卫开方驻卫，匽姜尚驻燕，审友驻晋；

选派80名游士，给他们配备车马、裘衣，多给他们一些资币，让他们周游列国，号召天下的贤士到齐国建功立业；

让普通百姓带皮币玩好卖于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如果玩好物贵，那么这个国家奢侈，如果玩好物贱，那么这个国家俭朴，可从中选择淫乱者而先征之；

轻其币而重其礼。如果有诸侯国派使者来访，用弱马或犬羊做礼物，齐国一定用良马相酬报，如果诸侯国的使者用布帛或鹿皮做礼物，齐国一定用纹锦或虎豹皮相酬报，个别小国穷国的使者如空手而来，就让他们满载而归。

上述外交谋略，不仅有利于齐国了解诸侯国的国情，而且更有利于让各诸侯国了解齐国，相信齐国，一定程度上也害怕齐国。外交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管仲的外交谋略使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首先争取了主动。

八、齐桓首霸

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分谋略逐步得以实施后，管仲开始协助齐桓公向称霸的总谋略接近。

管仲所处的时代是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攻伐，相互欺诈，牢固的长期的伙伴关系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暂时的联合和妥协。管仲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告诉齐桓公，要想图威定霸，单靠外交上一味吃亏让步的办法求得改善同邻国的关系是不可行的，吃亏是为了占更大的便宜，所以必须示之以武。管仲把首选目标对准了谭国和遂国。

谭国位于齐国西部。想当初公子小白出奔莒国时，曾经路过谭国，谭君对他很不礼貌，公子小白即位为齐桓公时，谭君又没来祝贺。根据这两个理由，公元前684年，齐国出兵灭掉了谭国，谭君逃到了莒国。

遂国位于齐、鲁两国之间（今山东肥城南）。公元前682年宋国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第二年，齐桓公约宋、陈、蔡、邾、遂盟于北杏，谋划平定宋国之乱，遂国借口是鲁国的属国没有参加北杏之盟，齐国乘机借诸侯之兵灭掉遂国，大兵直压鲁国边境。

齐国灭掉谭、遂，一方面扩大了齐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向各诸侯国炫耀了武力，对那些不顺服齐国的国家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鲁国就从中感到了极大的威胁。鲁国尽管在长勺之战中侥幸取胜，但齐国返还了其棠、潜二邑，陈、蔡、邾等已归附齐国，于是鲁国见风使舵，主动和齐修好。公元前681年，两国盟于柯（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国会盟时，发生了鲁将曹沫劫盟事件。

本来会盟的仪式十分隆重，气氛十分严肃。齐桓公刚刚宣布会盟开始，但见鲁将曹沫出其不意地冲上了盟坛，用匕首逼住了齐桓公。齐桓公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惊得不知所措。管仲疾步上前挡在齐桓公胸前，责问曹沫意欲何为。曹沫说，齐强鲁弱，请齐国返还鲁国的汶阳之田。管仲见势不妙，立即暗示齐桓公答应曹沫之请。会盟结束后，齐桓公闷闷不乐，恨不能将曹沫剁成肉酱，并想收回成命，不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管仲却乐呵呵地对齐桓公说，曹沫为您取信诸侯创造了条件，您万万不可不守诺言。见齐桓公一脸疑惑，管仲接着说，曹沫的暴行，诸侯皆知，您如果不计怨仇，信守诺言，归还鲁国汶阳之田，只是失了小利，各诸侯国却目睹了您的大义之举，能不归顺齐国吗？齐桓公转怒为喜，马上命人将汶阳之田还给了鲁国。

鲁国和齐国讲和的消息使宋国感到不安。公元前681年，宋国背叛了北杏之会。齐桓公为了维护会盟的权威性，于公元前680年率领齐、陈、曹三国军队伐宋，为了壮大声威，还向周王室要兵，假王命以示大顺，周僖王派单伯率师助之。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宋国屈服了。

齐桓公频频对外用兵之际，郑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到公元前680年，郑厉公在傅瑕的协助下，归国复位，政局趋于稳定。这时的郑国迫切要求同大国尤其是齐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主动和齐国和好。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中原及黄河下游的主要国家都已和齐国建立起比较亲善的关系，在管仲的策划下，齐桓公加快了称霸的步伐。公元前680年冬天，单伯、齐桓公、卫惠公、郑厉公、宋桓公会于鄄（今山东鄄城西北）。鄄之会，齐桓公主持，而天子的代表单伯参加，说明周僖王事实上已经承认了齐桓公在东方的霸主地位。公元前679年，齐、宋、陈、卫、郑五国复会于鄄，标志着齐桓公霸主地位的确立。同年夏天，鲁庄公夫人文姜赴齐通好。

这样，在短短的七年中，管仲和齐桓公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恩威兼施，终于将郑、宋、陈、卫、鲁、蔡、邾等比较强大的国家笼络到齐国为主的同盟之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揭开了春秋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以后，春秋史进入了霸权争夺时期。

管仲的总谋略得以落实。

九、尊王攘夷

有道是创业难守成更难。霸主地位确立以后，齐桓公没有沾沾自喜、高枕无忧。面对国际形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在考虑如何巩固其霸主地位，如何让齐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他也考虑到他这个霸主尽管盟国承认了，但是周天子并没有正式承认，也就是说他的霸主称号名不正言不顺，这差不多成了齐桓公的心病了。

经过几年的合作，管仲和齐桓公已经相知甚深，管仲非常理解齐桓公这一时期的心情。他见齐桓公郁郁寡欢的样子，故意问齐桓公：“现在霸业已定，您为何却闷闷不乐？”齐桓公说：“我这个霸主，地位并不牢固，鲁、宋、陈、卫、郑等国并没有真正顺服，时刻都想背叛我，周天子那里并没有正式承认我，戎狄异族不断入侵中原，更为我心头之患，我怎么能高兴起来呢？”管仲听后，略加思索，说道：“这几个问题都不难解决。”齐桓公急切地说：“你有什么办法就快讲出来吧，我这里都快急坏了。”管仲说：“以武力为后盾，尊王、攘夷，您所担心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齐桓公是何等聪明之人，管仲寥寥数语，他便茅塞顿开。随后，齐桓公按照这个思路，在管仲的辅佐下，立于霸主地位而不败。

尊王即尊崇周王。其时王室虽已衰微，但王权仍然是秩序安定的象征。在诸侯林立的大环境中，姜尚没有一个诸侯国强大到能够取周王室而代之，所以尊王是称霸最有力的口号。公元前677年，周僖王卒，惠王继位。边伯等失意贵族立惠王异母弟子颓为君，迫使惠王出奔郑国。郑厉公欲借惠王以自重，出面调解王室纠纷失败，便和虢公丑同伐王子颓，保护周惠王平乱复位，周室得以安定。但郑国因贪赏赐，加之郑厉公去世，失去了这次与齐国抗衡的机会。

公元前667年，齐、鲁、宋、陈、郑盟于幽，各国共推齐国为诸侯长。同年冬，周惠王派王室卿士召伯廖赴齐国，赐命齐桓公为侯伯，正式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齐国还得到了征伐不服王命者的特权，并受命讨伐卫国拥立王子颓的罪行。公元前666年3月，齐桓公以周王的名义大张旗鼓地讨伐卫国助逆之罪，打败了卫国的军队，迫使卫国纳贿求和。

周惠王末年，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郑而另立少子带的意向。公元前655年，齐桓公会集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国君于首止，与周太子郑订立盟约，确立了太子的正统地位。公元前652年，周惠王卒，太子郑继立为周襄王。襄王害怕弟弟叔带争位，秘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国，求齐桓公帮助确立王位。公元前652年，齐桓公率鲁、许、卫、曹、陈世子和周襄王派出的大夫盟于洮，郑文公请与盟，齐桓公麾下的诸侯国共同奉太子郑即位，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周襄王对此十分感激，公元前651年，趁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会于葵丘之机，派宰孔赐齐桓公胙，并说齐桓公可以不下拜。齐桓公闻言，一时不知所从，忙召管仲商量应付办法。管仲说，做君的不尽君礼，做臣的不行臣礼，是造成祸乱的根源，怎么能不下拜呢？齐桓公连忙依礼下拜谢王恩、受王赐。

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之弟叔带凯觑王位，招集王城附近的杨泉、泉皋及伊洛诸戎攻打王城。秦、晋两国兴师帮助襄王伐戎戍周。第二年，齐桓公派管仲、隰朋分别去周晋调停周晋与戎人的战事，力促双方媾和。周襄王早就知道齐桓公身边有个博学多才、忠心耿耿的谋士叫管仲，此次得以相见，欲以上卿之礼款待管仲。管仲连忙推辞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官员，现在齐国有天子所任命的国氏、高氏两位上卿在那里，我不宜接受上卿之礼。最终，管仲接受了下卿的礼节后回国。

攘夷即抵抗戎、狄等少数民族的入侵。齐国离戎、狄较远，戎狄的势力一般渗透不到齐国，那么齐国何以攘夷？因为齐国是霸主，其邻国与盟国受到戎狄侵扰时，齐国理应援助他们。齐桓公在管仲辅助下主要做了三件事：

救燕。燕国在齐国的北部，经常受山戎侵扰。公元前664年，山戎又大举侵燕，燕向齐求救。管仲提议齐桓公救燕，为增强势力，让鲁国也出兵相助。鲁国口头答应，但没有出兵。为救燕国，齐军孤军奋战，力伐山戎，一直打到令支（今河北迁安西）、孤竹（今河北卢龙、滦县一带）。在行军千里、深入戎狄腹地的艰苦情况下，齐国君臣上下同心，终于战胜山戎，为燕国解除了祸患。燕庄公感谢齐桓公的存亡之德，千里相送，不知不觉进入齐境。齐桓公以诸侯相送不出境为理由，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与燕，命燕庄公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燕国从此对齐无二心。

伐山戎班师后，齐桓公念及鲁国言而无信，便欲移师伐鲁。管仲不同意齐桓公这么做，认为鲁国为齐国的邻国，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不如把伐山戎所得战利品的一部分送到鲁国，让鲁国陈之于周公之庙，不仅可以安定鲁国，而且可以争取其他诸侯国的赞赏。齐桓公救燕，由于管仲善于因势利导，使齐桓公收到了一举三得的效果。

救邢。邢国在齐国的西部，为齐国的近邻。公元前661年，狄人起兵攻打邢国，齐国得知消息后，君臣集于一堂商量对策。管仲说，戎狄的性情像豺狼一样，欲壑难填。诸夏之国是亲戚，不能坐视不救，请发兵救邢。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建议，发兵救邢，狄人败退。公元前659年，狄人再次攻邢，邢国军民溃散，齐桓公再次率宋国、曹国军队救邢。混战中，邢国百姓潮水般奔向联军驻地，联军经苦战，击退了狄人。齐桓公又派人置备了各种器具，护卫邢人迁往夷仪（邢地，今山东聊城西）。宋、曹及齐国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帮助邢人筑起夷仪新城，齐桓公另派车百乘、士兵千人帮助邢人戍守，可谓无微不至。

存卫。公元前660年，狄人起兵侵卫。由于卫懿公荒淫无度，不理国政，国内人心涣散。国难当头之时，国内百官百姓各奔东西，狄人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卫国首都，灭掉了卫国，卫懿公也在混战中被杀。狄人把卫国的遗民一直追到黄河边。宋国救出了卫的遗民，共730人，加上共（今河南辉县市）、滕（今山东滕州市西南）两邑的居民才凑足5000人，宋国在曹地（今河南滑县东）立卫惠公庶兄昭伯的儿子申为卫君，是为卫戴公。管仲观此之变，立即建议齐桓公派公子无亏带领300乘车马、3000名甲士去替卫国戍守曹邑，又送给卫国乘马、祭服、牲口、木材等，同时还给卫君夫人带去乘车和锦帛，帮助卫国重建家园。恢复后的卫国百姓们心情舒畅，甚至忘记了亡国的悲痛。宋国救卫功不可没，但齐国由于管仲的策划，存卫之举的影响远远大于宋国救卫。

救燕、救邢、存卫，是管仲攘夷政策的具体体现，它不仅有效地遏止了戎狄入侵中原的势头，为燕、邢、卫三国立下了起死回生的功劳，而且也使中原的先进文化免遭戎狄蹂躏，得以保存。齐桓公和齐国在诸侯国中赢得了声誉，巩固了其霸主、霸国的地位，增强了齐国遏制楚国北上的力量。

十、遏制楚国

楚国的崛起较晚。武王、文王时期，国势渐强，先后伐随、伐申，灭掉了邓、息，将其势力扩大到汉水中游一带，并试图向中原渗透。齐桓公称霸以后，秦国、晋国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齐国抗衡，齐国的同盟国更无法和齐国抗衡，能和齐国抗衡的只有南方的楚国，也就是说，楚国是齐桓公霸业的主要威胁。事实上，楚国也接连不断地攻打郑国，力图在中原谋一席之地。

公元前679年，郑国背叛鄄之会的盟约，兴师攻打宋国。楚国闻讯，趁机北上攻打郑国，楚军打到郑国一个叫栎的地方。其时齐国刚刚称霸，对郑国的叛逆行为十分恼火，齐国也兴兵伐郑。在遭受南北夹击的危急形势下，郑国向齐国求和，楚国不逞而还。

公元前666年，楚国令尹子元以战车百乘攻打郑国都城。楚军见城门不闭，而郑国士兵操着楚国话进出，误认为郑国有深通韬略的人在主持军事，怕中埋伏，放弃了攻城的计划，正好齐、鲁、宋军赶到，楚军连夜遁逃，齐国第一次成功地阻止了楚国的北上。

但是，楚国北上的念头却越来越强，成为中原各中、小国家之大敌，郑国首当其冲，几乎连年遭到楚国的攻伐，在齐国后援不及的情况下，郑国乍叛乍服，令齐桓公伤透了脑筋。管仲和齐桓公都意识到，必须和楚国大打一场才能有效地制止楚国的北上，稳定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在管仲巧妙的策划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公元前657年的一天，蔡姬在船上惹恼了齐桓公，齐桓公一怒之下把她打发回娘家蔡国（在河南上蔡），蔡侯感到非常屈辱，又把蔡姬改嫁他人。齐桓公原本十分宠爱蔡姬，打发她回娘家只是逞一时之气，并无休蔡姬之意。蔡姬另嫁令齐桓公大动肝火，发誓要消灭蔡国。管仲劝齐桓公不要为一妇人的缘故启动兵戈，但齐桓公一意孤行，管仲只好因势利导，向他献了一计：

您如果一定要伐蔡，可以用伐楚的名义要求诸侯国派兵参战，因为楚国是中原的大患，已经三年没有向周天子贡献用以缩酒的苞茅了。蔡国靠近楚国，又是小国，可趁势消灭它。这样，既攻打了楚国，又达到了灭蔡的目的；既可得捍卫天子利益的美名，又可得报您的私仇之实。

齐桓公闻听此计，十分高兴，待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于公元前656年春，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联军南下，先袭击蔡国，蔡国溃败，接着继续南下伐楚。这场伐楚之战持续了半年多。楚在齐统率的大军压境之下，屡战不胜，只好派屈完为使求和：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6]

屈完以出色的外交辞令平息了战事，又代表楚国在召陵和诸侯国订立了盟约。

这次行动，对于齐桓公而言，炫耀了齐国集团的武力，迫使楚国承认了不贡苞茅之罪，不战而达到了巩固霸主地位、有效地遏制楚国北上的目的。楚国也掂量出齐国霸主地位的牢固与强大，不敢轻易出兵中原了。这次行动也是齐桓公称霸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十一、忧天下诸侯

齐桓公霸业确立后，管仲提醒他时刻不要忘记自己霸主的身份，要以诸侯之忧为己忧，既不能坐视同盟国之间的摩擦，也不能对同盟国有非分之想。这也是管仲以德亲四邻策略的延伸。

由于历史的原因，齐国的同盟国鲁、宋、郑、卫、陈、曹、邾等国之间存在一些宿怨，这些宿怨并不因为同属齐国的盟国而消失。公元前679年，宋因倪叛宋，联合邾、齐军队侵倪，而郑国却趁机侵宋。公元前678年，齐国率宋国、卫国军队联合攻打郑国，郑国屈服了，在宋国的幽地会盟，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参加。鲁国也曾想联络莒国独立于同盟之外，鲁庄公夫人曾两次去莒国通好，公元前675年，宋、齐、陈联军打破了鲁国的美梦。就这样，齐桓公为首的这个大同盟在磕磕碰碰中勉强维持了表面上的联合。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死，鲁国发生了争夺君位的内战。庄公之弟庆父杀鲁君公子般，立公子启方。公元前660年，庆父欲自立为君，派人杀了闵公，鲁国大乱，时人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久，鲁国国内要诛杀庆父，庆父逃到莒国，因庆父连杀两君，罪恶昭著，鲁国要求莒国将他引渡回国，迫使他畏罪自杀。参与叛逆弑君的鲁庄公夫人哀 逃到邾国。

齐国一直密切关注着鲁国庆父之难的进展。齐桓公先是派人到邾国把哀杀了，切断了鲁国的祸源，并把哀 的尸体交给了鲁国。接着，齐桓公派上卿高子与鲁国订盟，高子率领南阳甲兵，帮助鲁僖公确立了君位，并帮助修复鲁国都城从鹿门到争门的城防。高子率军安鲁订盟，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齐桓公由此声名鹊起，其霸主地位愈益牢固了。

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管仲辅佐齐桓公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并辅助王室一次，即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霸业之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疲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个；诸侯之使垂橐而入，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故又大施忠焉。可为动者为之动，可为谋者为之谋，军谭、遂而不有也，诸侯称宽焉。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教大成，定三革，隐五刃，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矣。是故大国惭愧，小国附协。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须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7]

《国语·齐语》结尾的这段话，概括了齐桓公霸业的盛况，肯定了管仲等人的作用。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和宋、鲁、卫、郑、许、曹之君及王使会盟于葵丘（今河南考城附近）。根据管仲的建议，订立了盟约，规定：不准堵塞泉水，不准囤积谷物，不准废嫡立庶，不准立妾为妻，不准妇人参政。同时宣布：凡参加同盟的国家，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会，也是齐桓公霸业中的盛举。

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已面露骄色，各诸侯国也开始貌合神离。葵丘之会以后，齐桓公更是洋洋自得，自以为功高三王，甚至想封泰山，禅梁父，以祭祀天地，炫耀功德。管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虽力谏齐桓公打消了封禅的念头，但他明白：西方的秦国、晋国已经强大起来了，南方楚国的羽毛更加丰满了，齐国独霸天下的局面即将被打破，而齐桓公已非昔日的齐桓公了。今日的齐桓公沉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不能自已，已经没有了忧患意识，没有了战斗意志，齐桓公老了，自己也老了，一切顺其自然吧。

十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管仲的大半生都是在为齐国出谋划策，先是辅佐公子纠，后是辅佐齐桓公。他为了齐国的富强、社稷的安定和霸业的建立、巩固可谓殚精竭虑。功夫不负有心人，管仲的努力，不仅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且为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使黄河下游地区先进的文化免于落后民族的摧残。从不轻易称赞他人的孔子评论管仲时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8]

长期紧张的谋士生涯，加上年纪大了，公元前645年，管仲终于病倒了。齐桓公闻讯，立即去管仲家中探姜望。看着管仲奄奄一息的样子，想起40年来君臣二人的诚心合作，齐桓公百感交集，禁不住紧紧握着管仲瘦骨嶙峋的大手，老泪纵横，久久无语。

管仲自知不久于人世，对齐桓公说：“我快不行了，您还有什么话对我说吗？”齐桓公犹豫再三，终于开口：“假如有一天你不在了，谁可以接替你为相呢？”管仲反问：“您认为谁可以胜任呢？”齐桓公说：“鲍叔牙可以吗？”

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9]

管仲比较了鲍叔牙和隰朋的优缺点后，提议齐桓公在他死了以后任用隰朋为相。

管仲还忠告齐桓公，楚国崛起，将成为齐国的劲敌，而江、黄两个小国的归属问题，将成为齐、楚矛盾的焦点。管仲建议齐桓公主动把江、黄二国托付给楚国，这样楚国没有理由独家私有江、黄。对齐国来说，又可以从名义上拥有江、黄。否则，楚国攻打江、黄，齐国无力援救，江、黄二国势必怨恨齐国，归附楚国，那样齐国的境况就很尴尬了。

管仲合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又说：“您一定要疏远易牙、开方、竖刁三个奸佞的小人，千万不能重用他们，否则将给您和齐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齐桓公说：“易牙能烹自己儿子的肉给我吃；竖刁宁愿伤残自己侍候我；开方跟随我15年，他亲爹去世也没有回去送葬。难道你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吗？”管仲说：“易牙不爱自己的儿子，竖刁不爱自己的身体，开方不为父亲尽孝道，他们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呢？”齐桓公喏喏而去。

几天以后，管仲与世长辞。齐桓公闻讯，失声痛哭。齐国为管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齐国都城万人空巷，都去为管仲送行。一代贤相，得以善终。

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留下的遗嘱却没有为齐桓公所重视。管仲死后，齐桓公任用隰朋为相，事不凑巧，隰朋为相不久也死去了，齐桓公只好任用鲍叔牙为相。身边缺少易牙、竖刁、开方侍候，齐桓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致朝政不整，于是齐桓公怀疑管仲对易牙、竖刁、开方的评价，决定重新起用他们。

易牙等三人复官后，忌恨管仲、桓公，乘桓公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机，越发肆无忌惮，上下其手，预闻废立大事，专擅公室大权。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卧榻，御医常之巫与易牙等相互勾结，假托公命，堵塞宫门，筑高墙，不许人出入，致使齐桓公在宫中病饿而死。群公子忙于争夺君位，致使桓公的尸体在床上67天无人收殓，蛆虫爬满门户内外。一代霸主，竟不得善终！可怜管仲的临终之言！齐桓公临终前，也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地说：“如果死者有知，我有何面目去见仲父呢？”

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辅佐齐桓公开创的基业没有结束。后来齐国的“明君”均遵其方略，终春秋战国，不失为强国，不为诸侯国所轻视，即使到了战国末期，也是最后一个为秦国所灭亡的国家。

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谋略却已深深植根于齐国沃土之中，并随着文化的交流，辐射至全国、全世界。以管仲之名命名的《管子》一书，历来为执政者和学术界所推重，其中的大多数观点，正在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继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吕世忠）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史记》卷六二，《管晏列传》；《国语·齐语》；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

晏子二桃杀三士

【注释】

[1]《国语·齐语》。

[2]《史记·齐世家》。

[3]《国语·齐语》。

[4]《管子·霸形》。

[5]《管子·治国》。

[6]《左传·僖公四年》。

[7]《国语·齐语》。

[8]见《论语·宪问》。

[9]《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