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爱情故事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爱情故事_宋庆龄和孙中山如何相识的？

宋庆龄一生中作出的第一个惊人抉择，是坚决与孙中山结为革命伴侣。这使她陷入了一生中的第一个困境。在这困境中，她奋力抗争，表现了最坚强的自我奋斗精神，从而实现了自我抉择，这个抉择影响了她的一生。宋庆龄冲破困境实现与孙中山的结合，其意义远远超过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它对两个人的革命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独特的影响。

作为名门闺秀的宋庆龄为什么要和当时身处逆境的孙中山结合，这是和时代背景、家庭的影响及个人的天赋分不开的。

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1月，当时中国正处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国势衰落。神州大地正被帝国主义“鲸吞蚕食，瓜分豆剖”，民不聊生。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一个贫困的家庭，本姓韩，12岁过继给宋姓舅父，遂改姓宋，跟随堂舅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这个很有志气的少年为了获得求学深造的机会而离家出走，终于上了大学。宋嘉树虽然在“欧风美雨”沐浴下成长，却时刻不忘处于内忧外患的祖国。他从美国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即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渴望献身革命。他认为“若没有了对革命的疯狂热情，则生活在中国将是一件极其无聊的空洞麻木”。1894年，他认识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从此改变了他及其家庭的命运。(www.guayunfan.com)

宋嘉树倾向革命是他长期受西方教育具有的现代化思想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相互结合的结果，他与几乎有着相同经历的孙中山相识后，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成为亲密无间的挚友。此时，宋嘉树已经因经营美华印书馆和第一个代办外国机器而致富，成为上海滩颇有名气的实业家。他把自己的印书馆作为革命者的联络点和集会场所，为革命团体印制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品，其中包括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和《兴中会章程》。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举行同盟会筹备会议，他专程赴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后来他还承担了司库的重任，远涉重洋去美国筹款，被誉为孙中山的“钱包”，深得孙中山的称赞。

宋庆龄与孙中山结识，从小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正是得缘于她的父亲、她的家庭。

有一些著作曾记载说，宋庆龄的童年就与孙中山经常见面，并与孙中山有不少交往，甚至还与孙中山有过表示，以后要跟着他干革命的对话。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来看，这些说法是缺乏史料根据的，是不可信的。就目前所见各种历史资料来看，孙中山从1893年1月宋庆龄出生之日起，至辛亥革命后，1911年自国外返回祖国止，这段时间中，他到达上海共有两次。第一次到上海是1894年春，他与宋嘉树相识，从此成为挚友，孙中山这次到上海停留的时间不很长；再一次是1900年8月28日，他从日本横滨抵上海，于翌日上岸，寄寓于日本人经营之旭馆。

当时孙中山曾往访英国驻沪领事，由于上海方面受自立军失败之影响，戒备甚严，英领事劝其速离去；孙中山也深感在上海难以活动，即离岸登船，并于9月1日离开上海返日本。这次孙中山到上海前后共5天，他在岸上时间不过两三天，其他时间在船上，至今尚无确切材料证明当时他是否去过宋家，因之不会发生“孙每每来到上海，都住在宋家”之事。即使孙中山去过宋家，当时作为婴儿与幼儿的宋庆龄也不可能与孙中山有过多少接触和深入的理性谈话。很爱孩子的孙中山逗玩过宋庆龄却是很可能的。但作为呀呀学语的婴儿和还不太懂事的幼童，宋庆龄不可能了解站在她面前的孙中山所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的意义，并受到它的深刻影响。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当时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当年他曾逗玩过的婴儿或幼童以后会成为他美丽动人的新娘，成为他的亲密革命伴侣和得力的助手。

历史的演变是这样富于传奇色彩，当年看来几乎根本不可能的事，却成了千真万确的活生生的现实。我们不妨从回顾宋庆龄的童年谈起。

宋庆龄从小就是一个爱动脑筋，善于思考的孩子。一次小妹美龄在路边玩耍，西式的衣裙随着她的跳蹦而飘舞，几个顽皮的男孩扯着嗓子喊：“小洋人，小洋人！”活泼爱动、伶牙俐齿的美龄不甘示弱地回敬说：“你们说，谁是小洋人？”小男孩说：“就是你，就是你，”边叫边拣着石子向她扔来，美龄也不是吃亏的女孩，拣起石头和他们对扔起来，正在这时，庆龄走过来，站在他们中间，说：“都不许扔了，这是野蛮行为。”

回到家里，美龄又唱又跳，把刚才的事完全抛到了脑后，庆龄却怎么也忘不了“小洋人”那刺耳的声音。到了晚上，她问父亲“为什么有人叫我们‘小洋人’？”父亲心里一沉，停了好一会儿，语重心长地告诫孩子们：“爸爸对你们的教育也许有欠缺，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许有点洋，但我们不是洋人，你们也绝不可做小洋人。”“我们是中国人，是真正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父亲那凝重的声音，常常地印在庆龄的心里。从这天起，庆龄没有一天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1900年，宋庆龄7岁时，入中西女塾，即位于上海汉口路的马克谛耶女校（Mc Tyeice School for Girls）学习。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女校，宗教课是主修的课程，每星期三晚，学校都要组织“宗教讨论”活动，常由有名望的巴斯德·赖牧师主持。庆龄常常大胆地提出对某些问题疑惑之点，这把在场的美龄及其他小同学吓坏了，因为他们认为牧师的宣教就是真理，从不对牧师的说教提出异议。这说明庆龄从孩提时起就喜欢思索，有坚持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宋庆龄从小心地善良。她上幼稚班（幼儿园）时，一天晚上，风雨交加，把饭厅前庭一棵大树上的枝丫刮断了，落在另一树枝上，把那枝上一鸟窠压破，窝内尚未出全羽毛的小鸟跌在地上。第二天早晨，大家到饭厅进早餐，宋庆龄一见地上的小鸟，就大喊：“快快救救小鸟！”并立即拿出手帕要把小鸟包起来，但为时已晚，小鸟已经死了。宋庆龄面对死去的小鸟摇头、发愣，眼睛里含着泪水。厨房里的娘姨催促她快去吃早饭，她怎么也不肯吃。吃完了早饭的孩子们见她这般样子都笑了起来，宋庆龄气乎乎地说：“发生了这样大的惨事，多么伤心，亏你们还笑得出来！”说完了还满脸泪水，哭得直抽噎。后来在她就读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时，她曾在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四小点》的中国童话。文中叙述古代一个叫杨韦林的书生，很贫穷，但学习勤奋，在赴京赶考的路上，看到一群蚂蚁在雨水中苦苦挣扎，便用伞遮住大雨，救活了蚂蚁。应考交卷后，他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文中一个很重要的字下面少写了四小点，感到万分焦虑和失望，以为这次上京赶考要落榜了。一天，当考官派人给他送喜报时，他很意外，原来，是一个蚂蚁伸着脚躺在那个字的下面代替了那四小点。宋庆龄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创作的这个有趣的故事，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淳朴、忠厚、善良以及“善有善报”这种美德的情趣。这也是宋庆龄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她从小心地善良的天性，为她后来心悬人民，同情劳苦大众，投身革命，把一切贡献给解放人民大众的苦难的伟大事业写下了一个“注脚”。

宋庆龄在少年时代，虽然没有和孙中山有过多少接触，未受过他的直接影响，但从小就很有悟性，善于思考，追求真理的她，从父亲的言谈中受到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她的成长，孙中山始终是宋家言谈中的英雄，宋嘉树非常崇拜孙中山，在他的带动下，宋家成了革命的家庭。在饭桌上，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宋嘉树经常向孩子们讲述孙中山救国救民的动人故事。这样，孙中山的为人，他那了不起的爱国爱民的英雄形象逐步在庆龄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使她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向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对少年时代的宋庆龄起过革命的启蒙作用，为她后来追随孙中山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她的一生沿着童年的起点向上攀登，勇往直前，越攀越高。

宋庆龄的父母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眼光远大，思想开通，在当时极为保守、落后的中国社会，他们认为男女均应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并决心把三个女儿都送到美国学习，把她们都培养成“对国家有贡献的公民”。正因为宋庆龄富裕和开明的家庭状况，使她在少年时代就能够漂洋过海走向广阔世界，接受先进的“西方教育”。

1908年，宋庆龄从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后，偕妹妹美龄乘太平洋邮船“满洲里号”离上海赴美求学。在庆龄和美龄出国时，父亲谆谆教导她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说：“爸爸要你们去美国，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是要将你们造就成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要终止你们的追求。”庆龄把父亲临别时那语重心长的嘱咐牢记心间。

到美国后，宋庆龄先人新泽西州斯密特城郁金香街的波特温学校补习法语与拉丁语，准备报考大学。根据斯密特历史学会和斯密特图书馆的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宋庆龄在波特温学校非常勤奋，她除了学好学校规定的课程以外，还常常从图书馆借很多远非一般15岁孩子所喜欢读的历史、文学、传记等书籍来看，被称为“小大人”。当年图书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曾有如下一段生动纪实的回忆：

庆龄是个腼腆、美丽的小姑娘，年仅15岁，但是个酷爱看书的人。她常常选择一些题材严肃，远远超过她年龄能阅读的书来阅读。

《斯密特评论报》上有一张当年庆龄和校长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及其他几个人的合影。庆龄穿一件素色旗袍，头发梳到脑后，确实像个“小大人”。

次年，宋庆龄考入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Macon）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for Women）学习。这是一所世界上最早注册的女子学院。

这所历史悠久、蜚声全球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不但有一套很好的教育管理制度，而且环境幽美。它坐落在梅肯市郊外的一座小山上，这里绿树葱茏，碧草如茵，一幢幢红墙白窗的精巧校舍点缀在绿树碧草之间，像一簇簇盛开的鲜花镶嵌在巨幅绿色的绒毯上，整座校园庄严典雅，优美宁静，确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园地。

宋庆龄升入大学以后，更加勤奋好学。她学的是文学专业，但对历史、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孜孜不倦地阅读大量历史、哲学方面的书籍，博闻强记，寻奥探奇，汪洋论辩，在知识琼浆的哺乳下，使自己很快地成长，思想更加成熟。在作文里，在辩论中，经常提出富有哲理的深刻见解，加上她的父亲经常给她写信，告诉她中国的局势和孙中山革命的进展，鼓励她一定要为挽救祖国危亡，振兴中华而发奋学习。她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立下了学成归国要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奋斗终生的伟大抱负，这种抱负在思想上深深扎下了根。她经常对同学说：“我对祖国将来的事充满理想和希望。我不能不想中国，我真的觉得忘、了祖国，人生该是多么地没趣啊！”这些话使同学们惊讶地看着她的确，她说着一口流利的带着佐治亚州口音的英语，穿着和她们一样的西式服装，吃着一样的饭菜，住在同一宿舍里，但是她的心却想念着中国，有着地地道道的中国气质。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女孩呀！

她身居海外，心怀祖国，忧远思深，经常从报纸上了解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兴衰。

她身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对雄踞世界、不可一世的所谓列强没有丝毫的媚骨，更没有匍匐在资产阶级文明的脚下崇洋媚外，而是时刻维护民族的尊严，保持祖国的荣誉。

一天，宋庆龄所在的班级进行历史课的讨论，题目是：“历史进程与历史演变”。开始，讨论漫无边际，后来，慢慢集中到大家都关心的东方那个古老、神秘的大国——中国会不会被淘汰的问题上。

一个十八九岁的金发女郎，甩了甩漂亮的金发，开始了她的发言：“历史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总是以新的取代旧的，以新的淘汰旧的。诚然，世界文明四大古国，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这些古国现在怎样呢？落伍了，退化了，已经被淘汰，或者正在被淘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被淘汰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曾经盛极一时，曾经有过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这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的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可惜的是，这个古老大国现在也被淘汰了。世界文明的中心曾经很长的时间是中国，后来则是欧洲，现在是美洲，是年轻的美国。而中国，像一个衰弱多病的老人，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希望……”。

课堂上爆发出一阵嬉笑声。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宋庆龄，不能忍受在课堂讨论中那种“看不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的观点，她“腾”地站了起来，涨红了脸激动地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古老而且极盛一时的中国落伍了，落在了年轻的美国的后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不同意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教室里出现了轻轻的骚动，但一会儿就安静了下来。

宋庆龄继续说：“因为，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出现过许多杰出的人物，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古国，既然对世界的昨天发生了重大影响，就不可能不对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产生巨大影响。”“再说，中国的现实是，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事变，许多仁人志士在组织革命团体，在策动革命。”宋庆龄叙述了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叙述了这些革命团体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她说“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

一个同学插话说：“罗莎蒙德（宋庆龄的英文名字），你在美国讲这些，当然不会有危险，你是不是想到了，假若你回到你那个被封闭的国度里，这样讲会被杀头的！”

宋庆龄点点头，说：“一点不错，是会被杀头的，而且已经有许多仁人志士被砍去了头颅。但是，假如非流血不足以唤醒中国民众，非流血不足以改变中国腐败的政治，那么，一场流血的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革命现在虽然还没有胜利，但总有一天会胜利的。美国的南北战争不是也打了许多年吗？！”

大家都十分称道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不错，他们都是伟大的人物，他们之于自己的国家，之于世界，发生了深刻影响。但是人们在称赞拿破仑的时候，却常常忘记了他这样一句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它的吼声会使整个世界发抖的。当然，它不会吞吃善良的人们，而只会使邪恶势力恐惧，现在，这头睡狮开始醒来了！我还要高兴地告诉同学们，我的祖国一样有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那样杰出的人物，未来的历史将证明这一点。宋庆龄当时并没有点破这个杰出人物的名字，但她心中想到的这个人物无疑是孙中山。

这番正义凛然的讲话，获得所有在场的具有正义感的同学热烈的掌声。

她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她的志向，她的情感，她的整个生命都是中国的”，而她所受的美国教育为她提供了“动力”。

1911年秋，一个宋庆龄早已期望的，令她非常兴奋和激动的事件出现在神州大地。这年10月10日，中国革命党人在武昌城头以惊天动地的革命炮声，宣告了辛亥革命的胜利。12月29日，宣告独立的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在宋嘉树等的陪同下，到达万众欢腾的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底，宋庆龄收到父亲的来信和一个小小的邮包。她急不可耐地拆开信件，读着来信，她的手颤抖了，她的脸激动得涨红了，这是父亲刚刚参加完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大典后给她写来的信，告诉她辛亥革命胜利的喜讯和孙中山就职大典的盛况。

宋庆龄兴奋地举着信，跳着，叫着，她不禁高喊：“共和国万岁！”

同学们也都惊喜地喊道：

“中国走上了共和的道路了！”

“共和，共和，中国共和了！”

“罗莎蒙德，你说得对，东方的睡狮醒来了！”

接着宋庆龄急忙找出剪刀小心翼翼地拆开邮包，里面是一面彩旗，她哗啦一声把旗帜拉起，啊！这是中华民国的新国旗——五色旗！

宋庆龄站到椅子上一把扯下了墙上挂着的黄龙旗（黄缎面上印有黑龙，是清王朝的象征），扔在地上，踩了又踩，然后挂上父亲刚刚寄来的新的五色国旗，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的旗帜！”

宋庆龄在她那端庄、温柔的外表下，掩藏着惊人的勇敢和刚强。孙中山革命的胜利，中国走上共和道路的巨大喜悦，使宋庆龄把内心的刚强充分地表露了出来。

当天晚上，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凝爱国心于笔端，抒强国志于胸怀，奋笔疾书，写出了她在大学时代最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热情歌颂这次伟大的革命。

文章一开头，她满怀激情地歌颂中国辛亥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说：

依照很多著名的教育家与政治家的意见，自滑铁卢战役之后，中国革命是20世纪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是世界上最辉煌的成就。此后四万万人民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而在君主制的统治下，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中国革命烈士，以无数的赤血，已换得自由平等。中国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强取豪夺和自私自利使这个曾经繁荣昌盛的国家变得一贫如洗，清朝政府被推翻，意味着恶贯满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她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必将对世界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人类作出伟大的贡献。

她在文章中讴歌中国悠久的文化，并列举很多事例说明中国文明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

她说：“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起来”。

她认为一个民族要真有力量，要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雄飞世界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于全民族的觉醒。一次在历史课上，教授问她：“从历史课上学到的，你觉得哪件事最重要？”她回答说：“我想，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上，不唤起全民族的精神，就不能有真正的进步”。这一具有卓越见解的回答，获得老师、同学的赞赏。一些教授甚至以有像罗莎蒙德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

宋庆龄越来越多地身心倾注于中国革命、中国的命运上，很少关心自己的生活，很少娱乐，以至一些同学把她看成“清教徒”。当她的姐姐霭龄问她为什么不享受一点时，她深沉地说：“我是在享受的，但是这并不能使我忘掉中国的一切，我如何能忘掉她呢？”并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孙先生所说的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但是这些话一直印入我心里的深处”。

宋庆龄虽然在大洋彼岸学习，心灵却与祖国息息相通，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息息相通，她已经开始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把在美国上大学受教育作为增长才干，为祖国献身的准备。她后来回忆这段大学生活时曾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正因为她认识到中国十分需要民主，所以更崇敬从事推翻封建专制给中国带来民主的孙中山。宋庆龄在大学时代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已是魂牵梦萦了。

1913年春天，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在毕业时的校刊上，刊登了毕业班同学的照片，在宋庆龄的照片旁写着这样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溢出内心的光彩”。这样引人注目的不同寻常的题词，这样富有诗意的文辞，表明同学们对她的高度评价。她那具有高尚理想、伟大抱负的杰出表现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其实教授早就评价她是“一位严肃而有理想的学生”，“她为了理想而学习”。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本拟回上海探亲，她从梅肯经波士顿，横穿美国大陆到达加利福尼亚伯克利时，收到父亲来电要她“推迟行期”。因这时“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作为孙中山的挚友、与孙中山共命运的宋嘉树也为免遭迫害，不得不举家迁居扶桑。宋庆龄就在伯克利住了两周。她住在姨夫的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当时中国驻旧金山的代理公使。主人替宋庆龄安排了一个丰富有趣的日程，让她到处观光，出入舞会和剧场。在留学生举办的盛大招待会上，她作为主宾贵客受到热情款待，大大享受了一番“高等华人”的优裕生活的乐趣。当时辛亥革命的果实已被野心家袁世凯窃取，国内时局动荡不安，她并没有乐而忘忧，时刻惦记着苦难的祖国。在当时，宋庆龄若要躲避国内动乱而又艰苦的生活，留恋美国优裕舒适的环境，在美国找一份工作长期住下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她本来也有继续在美国再进修一两年的打算呢！但是她却选择了回国报效祖国的道路。当她接到父亲要她到日本相聚的来电，想到很快能见到亲人，见到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心中无比激动，当即搭乘“高丽号”邮轮直奔东瀛。

宋庆龄坐的是头等舱，舱房里摆满了鲜花、水果和琳琅满目的各种报刊，船上经常举行舞会，客人们在夏威夷乐队奏出的悠扬动听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对这些，宋庆龄都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趣。邮轮在铁灰色的夜海中破浪急驶，她长夜难寐，常常独自倚在船头甲板的栏杆上，翘首东望，满天星光闪烁，四周海天苍茫，她不禁想到在那没有星月的东方，祖国正沉沦在浓重的夜幕下，心绪纷繁，浮想联翩。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穿越浩瀚的太平洋在横滨登岸，父亲宋嘉树、姐姐霭龄等到码头迎接。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宋庆龄心中无比高兴。但当父亲给她讲述了中国当前的局势，讲述了袁世凯种种卑鄙的行径、丑恶的嘴脸后，她抑制不住满腔愤怒，斥道：“袁世凯真可恶！”并表示现在更需要去帮助孙中山。

9月16日，宋庆龄满怀崇敬的心情，带着友人托带的一封私人信件和一盒加利福尼亚水果，到东京看望孙中山。这是她成年后第一次见到久已仰慕的孙中山。她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讲到要带一封私人信件去见孙中山时，把自己称为“幸运的使者”，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多么向往见到孙中山。

自从9月16日在东京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以后，她怀着从少年时代就产生了的，后来越来越清晰、越深厚的对孙中山的敬仰和爱戴之情，频频地会见孙中山。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孙文的动向”专栏内的记载，此后的10天中，她曾8次去看望孙中山。

开始宋庆龄多半是与姐姐霭龄结伴去看望孙中山，后来则逐渐单独去看望孙中山。一次，孙中山患病，庆龄就在他的身边看护和照顾，两人有了更多倾心交谈的机会，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的同情和敬慕。

“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被袁世凯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某些外国政府所抛弃。如1913年8月9日孙中山亡命日本时，日本政府就曾接受袁世凯的要求，不准他登岸，并要逮捕他。这次孙中山流亡日本，就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当日本政府得悉孙中山要来日本的消息，即一再派员劝说孙中山改赴其他国家。外相牧野明确表示：孙中山“此次潜入日本居住，由内外各种关系观之，于帝国不利”。“政府为国内安宁及东洋和平，不得不加以干涉，乃至采取高压手段”。幸亏日本民间的友好人士积极活动，促使政府同意孙中山来日本居住。

孙中山到了日本经门司、下关、神户几经周折才得以在8月17日晚在神奈川县富冈海岸秘密登陆（后来横滨华侨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孙中山登陆纪念碑，以纪念中日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在日本友人周密策划下，孙中山安全到达东京。

为了使迫害孙中山以至刺杀孙中山等活动的合法化，并防止他潜返国内“作乱”，1913年10月15日，袁世凯政府北京总检察厅正式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二次革命”首要，使孙中山等人的处境更为危险。

再看国内的情况，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失去了国内立足之地，大都被迫流亡日本，“两手空空，生活困难”，思想混乱，意志消沉，几乎一蹶不振。留在国内的部分国民党员，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甚至卖身投靠袁世凯，成为镇压革命党人的帮凶。正如孙中山后来概括的：“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有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溷，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

宋庆龄目睹孙中山陷入内外交困的逆境，但却在他身上发现了更多作为革命领袖所独具的非凡品格和高尚情操。身处逆境的孙中山不但没有减损自己的斗志，反而越挫越奋，斗志弥坚。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发动讨袁，他决定另行筹建中华革命党以恢复兴中会、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宋庆龄被他那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勇敢无畏的奋斗精神所鼓舞，下决心协助孙中山工作。

恰好这时，姐姐霭龄要与孔祥熙成婚，于是她主动要求填补姐姐的空缺，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不几天，经孙中山同意，宋庆龄正式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她帮助孙中山起草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管理经费，还担负起其他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由于她才思敏捷，擅长写作，外文根底深厚，因此内勤外联，无不得心应手，工作出色，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她那伟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不息的革命热情，使孙中山深受感动。的确，宋庆龄的到来，使孙中山在挫折中受到鼓舞，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抚慰，长期流亡生活的孤寂得到慰藉。孙中山非常信赖宋庆龄，把所有机要的通讯密码统统交给她保管。他在生活、工作、学习等方方面面也非常关心庆龄。

在不久前披露的一份颇为珍贵的、宋庆龄亲笔撰写的《宋庆龄自述》一文中，宋庆龄就孙中山当时对她的关怀和帮助作了以下的“自述”：“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地被他所吸引……”

宋庆龄感到很欣慰的是，她在孙中山身边工作，感到自己“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心情愉快，干劲倍增，当时她在给与自己感情很好的妹妹美龄的信中吐露了内心的真情：

“美龄，我从没有这样快乐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想做的”。宋庆龄少年时候对革命的憧憬，青年时代想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通过频繁的工作接触，宋庆龄进一步受到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的感召和熏陶。两人朝夕相处，默默地相爱了。庆龄决心向孙中山表达爱慕之情。

在孙中山看来，宋庆龄是这样的年轻、美丽、迷人，洋溢着永无休止的革命热情。她是他在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精神上的莫大慰藉，娶她做妻子，对他的事业是莫大的帮助，有她的温柔体贴，对他流亡的孤寂生活是多么大的幸福啊！但想到27岁的年龄差距，他迟疑了。

孙中山觉得这样大的事，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他要宋庆龄多考虑一些时候，并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再作决定。宋庆龄坚定地表示：“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

决心与孙中山结合的宋庆龄，为了顺从孙中山的意见，并取得父母谅解，她决定启程回上海。

尽管当时宋庆龄也想到，与身处逆境，流亡日本、年龄比她大27岁的孙中山结合会遇到种种阻力。但在她看来，什么名利、享受、权势等等都毫无意义，她惟一的理想和愿望正是投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她认为孙中山是当时惟一能拯救中国苦难的革命领袖。是的，宋庆龄爱上孙中山，并不是她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从少年时代起就逐步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是宋庆龄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对祖国强烈的、无限的热爱一直充塞着宋庆龄的整个心灵。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是有着同一目标奋斗的中国两代革命者的结合，是爱情的理想与革命的理想完满的结合。宋庆龄对一位外国友人说过：她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要高于通常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