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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宅内的策划_抗战故事

时间:2022-07-20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怪宅内的策划_抗战故事上海抗战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从东北到长城、华北,一步步“蚕食”,目的是要吞并整个中国。该书以大量事实,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南京政府及北平当局仍然严密控制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斯诺就掌握的内部情况,告诉张华北地区及北平的危急状况。斯诺的住宅因其特殊的地位和环境,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聚议的秘密据点和庇护所。

怪宅内的策划_抗战故事

上海抗战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从东北到长城、华北,一步步“蚕食”,目的是要吞并整个中国。而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却限制甚至镇压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行动,同时调集大部兵力,“围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还发出“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的训令。人民的抗日怒火一时被压了下去。

这时的斯诺,继续关注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并且热情地支持宋庆龄领导发起的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投入很大精力编译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

1933年3月,斯诺与新婚妻子海伦·福斯特安家于北平煤渣胡同21号。9月,他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出版。该书以大量事实,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次年3月,他被聘为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同年秋,斯诺夫妇搬到崇文门盔甲厂13号居住。

该宅处于北平古城墙角上箭楼所在地。箭楼空无一物一人,只有蝙蝠、燕子与狐狸出没。宅院大墙的另一边是义和团墓地。院外城墙下有一段林荫路,行人稀少,阴森冷清。附近原来是处决犯人的场所。传说箭楼上常闹“狐狸精”,人若看见它是要死的。因此这宅院甚少有人居住,当然租金比较便宜。(www.guayunfan.com)一天晚上,斯诺夫妇居室的天花板上传出缓慢的“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听到响声,院内人全都聚拢过来,男人们手里则持大刀。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老鼠踩在一块上翘的活动木板上弄出的声响。

就是在这样一处怪异僻静的宅院里,斯诺参加了北平的进步学生发动的反日爱国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加紧策划华北五省独立,而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北平已成为日军鲸吞的直接目标。南京政府及北平当局仍然严密控制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

斯诺为此心急如焚,曾对妻子激动地说:“当一位为你所钟爱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时,你是不能袖手旁观的。目前,北平就是这样一位美好的女子。”

11月的一天,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麟来到斯诺家中。斯诺就掌握的内部情况,告诉张华北地区及北平的危急状况。张听后哭了起来,这不是要当亡国奴了吗?斯诺认真地劝诫他:“哭,于事无补,我们要行动!”“我们不是中立者,我们要尽力帮助你们!”

张兆麟深为斯诺的诚挚态度所感动,之后他多次和北平一些高校的学生领袖来此秘密聚会,分析形势,商议办法,最后确定在12月9日这天上街游行。斯诺很是兴奋,说发动全城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以此来表明反日爱国态度,反对华北“独立”,可能会产生大的影响。到时我们将发动记者到现场采访,并充分地予以报道,即使中文报纸不敢发表,也可以向国外报道。至于你们在国外能赢得多大支持,那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表现。

学生们深感斯诺是可信赖的人,便事先将游行示威活动的地点、目的、要求、口号等都告诉了斯诺,并向他提供了“宣言”文件。8日晚,斯诺夫妇连夜抄写文件译文,以便第二天及时在国外报纸发表。

12月9日,压抑已久的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和部分中学学生数千人,奋力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昂首高歌上街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被禁口号,沿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斯诺夫妇和其他一些外国记者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他们抱着和学生们同样的感情,自豪地和这个队伍的领导者并排走在一起。

外国记者的出现,令军警感到十分意外和不知所措,但他们很快就调来消防队,用水管向游行队伍喷射。学生们毫不畏惧,继续向前挺进。一会儿,军警又架起机关枪,欲扫射游行队伍,情势极为紧张。斯诺夫妇和其他外国记者围拢过来,纷纷举起照相机,要拍下军警开枪残杀学生的场面。军警们没敢向学生开枪,但游行队伍最终还是遭到镇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实际上是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和组织的,但斯诺夫妇确实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斯诺的住宅因其特殊的地位和环境,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聚议的秘密据点和庇护所。而斯诺对运动的采访和报道,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扩大了运动在国内外的影响。

目睹运动全过程的斯诺感慨颇多。他热情地称赞这次学生运动是又一次五四运动。他写道:这次运动的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蒋介石的国民党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了作为中国最后的希望的红旗下来。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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