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积弱之原因_国史四十四讲

宋室积弱之原因_国史四十四讲

夫矫枉者必过正，有一利必有一弊，今日之所谓利，即他日之所谓弊，宋祖之立国政策，不为不善，然缘之而生一弊，其弊维何？曰积弱不振是已。

先以军政言：宋聚天下精兵于京师，谓之强本弱枝，又仰江淮之漕运，以给军食，故汴京一地，遂为宋代政治之中心，此其立制之善者也。宋祖于杯酒间，释去诸将之兵权，论者咸津津乐道之，然所罢去者，不过为久典禁军之宿将，此将既去，他将又来，寻其症结，尚别有在。宋祖立法之要义，在有固定之禁军，而无固定之将帅，自更戍之法行，在京统禁军之将帅，仅负训练之任，一经遣戍他地，则以所在之帅臣守臣统辖之，凡召募屯戍调发及兵籍之数，皆掌于枢密院，二司殿前侍卫不得过而问焉。地方志帅，大者如宣抚经略，次者如知府事知州事，皆军民并统，其下尚有钤辖都监，为地方主兵之官，禁军分戍其地，即须归其节制，所谓“将不得专其兵”者，即指此而言。一遇方面有警，调军备御，统军之将，亦为临时派置，在京二司之长，率不得与如都指挥使都虞侯，总之，宋分统军之责为三，枢密司调遣，二司司训练，帅臣司统率，三者不相统属，无人从而操纵，此宋代立法经义之所在也。考今之列强，将皆不得专其兵，遇有征伐，临时置帅，其下师旅之长，平时亦常有调动，然未闻以兵将不相习，而致军纪之紊，是则此点，亦非宋积弱症结之所在也。症结之所在，由于以不知兵之文臣统兵，西夏跳梁为患，虽韩范名臣，亦无可如何，终出于赐币之一途，以文臣不知兵，故不能尽用兵之用也。狄青平侬智高还，仁宗欲擢为枢密使，庞籍以青起于行伍，力持不可，高宗南渡，范同迎合秦桧之意，建议三大将不可久典重兵，遂分其权于部下，此皆为秉承祖宗之传统政策，疏忌武臣太甚之所致。宋代以文臣主兵，实为矫枉过正，此宋室积弱之原因一。

次以民事言：宋留节度使于京师，不遣之镇，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階，别遣京朝官，出典外州，谓之知某州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其于府军监亦然。是谓之差遣，实则各府州军监皆有本任官，虽已除授，不令之任，是谓之寄禄官，名实不符，莫此为甚。宋制宰执罢任，多令出典外州，位高者谓之判州事，如韩琦罢相后，出判相州，相为今之安阳，琦之故乡也，欧阳修为之撰记，比于衣锦之荣，次则朝臣忤旨，亦令出知外州，是则宋之诸州，不为朝廷优礼老臣之乡，即为迁谪罪臣之地，以视汉代擢贤太守为宰相，与良二千石共治天下之旨，判然异趣，欲其吏治之良，又何可得。且诸州通判，与知州事同治一郡之政，通判亦事不得专遽，一如清代之督抚同城，行之既久，长吏举措，多为所制，乃加以抑损，交移须与守臣通签，方许行下，夫通判之设，原以钤制武臣，节度既不之镇，守臣代以文臣，则通判之官，适成赘疣，徒掣守臣之肘，亦矫枉过正之弊制也。唐代于十道置采访使，后改观察处置等使，以总一道之政，盖以府州之政区太小，直隶中央，过于散漫，故于中间置监司之官，以代中央之耳目，此为汉代州刺史之任，亦制度之良者也。宋代诸路之监司官，有帅漕宪仓四种，安抚使为帅臣，总军民之政，都转运使为漕臣，总财赋漕运兼察吏之权，提点刑狱为宪司，提举常平为仓官，凡为监司官者，资历或不及州守，其以旧相为州守者，往往视监司如后辈，是则宋代地方行政之穷败，正由监司官不能举职，有以致之。总上所述，谓之重内轻外，此宋室积弱之原因二。

立国政策无可议者，只有财赋一端。各地财赋，由中央命官征收，地方不得占留，以一财赋之权，行之不久，遂致库藏充盈，太祖乃为封椿库以别储其羡余。然以兵额之增，官俸之滥，恩赏之厚，以及西师之困，辽夏岁币之无艺，仁宗以降，遂大成国用之不足，神宗相王安石，至以理财为先务。是则宋之积弱，财用匮乏，亦为一因。

综上所考，则知宋室之积弱，悉与立国之政策相缘，岂宋祖赵普贻谋不减，有以致之耶？是又不然。宋承周世宗之余荫，禁军渐知驯服，藩臣俯首听命，能于此时，厉行军民分途而治财赋还诸中央之策，正为对症之良药。且观太祖太宗之世，各州长吏，未尝不文武并用，征伐北汉、西蜀、南唐、契丹诸役，以曹彬、王全斌、潘美为帅，仍为禁旅节镇之雄，未尝以文臣制于其上，诸州通判之役，既以钤制武臣，并为文臣知州之准备，与后来之弊政无涉，此盖属于初步之改革，因时制宜，弊去太甚，虽免不矫枉过正，未得以贻谋不臧，为宋祖赵普咎也。真仁以后，泥守不变，束缚武臣，从而加甚，且以为祖宗之法不可轻变，致演成积弱不振之局，咎自别有所归。神宗御世，用王安石变法，欲去真仁以来之积弊，而为太祖太宗之肖孙，所谓物穷则变，良非得已，惜乎时晚寡助，终无以挽回之劫运也。(www.guayunfan.com)宋室积弱之原因，不必尽属于内部，其在北边之辽金，西北边之西夏，亦与有关系焉。何以明之？辽起松漠，在五代之初，后藉石晋求助之隙，进而攫取燕云，使北边之藩篱尽撒，南向而与中国争衡，盖乘中国之弊，而使中国不能乘其弊，故以辽强宋弱为结局，宋不能因辽之亡，以振国威，而承其弊者，以代辽而兴者为金人，而非宋人也。其于西夏亦然，夏人起于唐季，累世据有河西，至宋初已根深蒂固矣，宋人不悟，欲收其土为中国有，而终不能也。夫汉初有匈奴，唐初有突厥，其强大侔于宋代之辽夏，然汉武唐宗卒能击破而臣服之者，以其未闯入中国之樊笼有反客为主之势也。宋代则不然，辽居上游，俯以临宋，夏居辽结，讬以自固，犄角之势已成，鼎足之局遂定，纵令宋之君为汉武唐宗，且无文臣主兵重内轻外之过举，以当入控腹背之强敌，亦未必能收安攘之效，矧宋之君臣又万万不如乎。夫曰积弱，则其弱由积渐而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宋初本非甚弱，迨真宗怯于御辽，仁宗绌于谋夏，而积弱之势乃成，神宗蹶然，终莫能振，是故宋室积弱之由，盖属内外相兼，先有内亏以造成积弱之因，后有外患以促成积弱之势，若述内而忘外，亦不足概其全焉。

（金毓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