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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志摩的诗(代序)

时间:2022-12-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林徽因当时在《悼志摩》一文的开篇,称他为“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胡适题写徐志摩墓碑,写的是:“诗人徐志摩之墓。”可知,时人对徐志摩的文化定位就是诗人,或新诗诗人。徐志摩本是一个富于浪漫情怀的人。徐志摩的诗集,有1925年出版的《志摩的诗》,1928年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徐志摩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情诗。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轻轻地走了,身后留下无边的彩云,映衬着他远去的背影……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林徽因当时在《悼志摩》一文的开篇,称他为“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胡适题写徐志摩墓碑,写的是:“诗人徐志摩之墓。”可知,时人对徐志摩的文化定位就是诗人,或新诗诗人。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徐志摩的诗选了26首,为入选较多的一位,亦可见其作为新诗领军人物的地位。

徐志摩如流星划过天空,倏忽而过,以致不能在更长的岁月里写下更多的精彩华章。即便如此,他的抒情、叙事与政论文章,小说、戏剧故事等,均有不俗的建树,而最令世人推崇的,还是他的新诗。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初期,他是光彩照人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徐志摩曾在自己的《猛虎集.序》中说:“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这分行抒写出来的,正是他的新诗。

徐志摩本是一个富于浪漫情怀的人。而他所谓“奇异的风”和“奇异的月色”,与英国“康桥”(即剑桥大学)那人文与自然的环境有关,更与他当时情感上的激情迸发相关。一个浪漫的人,沉浸在适宜于浪漫的情境中,自此他的诗情如泉喷涌,那是毫不奇怪的。

他曾为看雨后彩虹而冒雨冲向野外,冲到一座桥上,浑身淋湿而兴奋莫名;“他常能走几里路去采几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两句话”;“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拜罗素做老师;他为了一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林徽因这浮光掠影式的点评,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活力四射、无所拘束、情感丰富的诗人的轮廓。正是有那样的性情,让他带着了天然的诗性,从而也写就了中国早期新诗中最华美的一章。

徐志摩的诗集,有1925年出版的《志摩的诗》,1928年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1931年出版第三本诗集《猛虎集》时,他在序中对于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作了一些评价:“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的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这些诗是性情之作,有感而恣意挥就,充满激情而艺术上略显粗疏。即“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1926年后,随着与闻一多等在新诗创作上卓有成就的诗人的交流,徐志摩的诗,在结构上趋于匀称的美,在诗句的韵律中充满节奏的美,由此而使他的诗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徐志摩对于诗的形式之美,作过非常深入的探索。闻一多提出的诗歌“三美”——节和句匀称的“建筑的美”,音节和谐的“音乐的美”,用词优美的“绘画的美”,引起了徐志摩的极大共鸣,从而也影响了他后来的诗歌创作。然而,徐志摩并不肯拘泥于新诗结构上的过度规整,以致闻一多曾说道:“志摩的诗,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散文而不是诗。”而徐志摩也确实在诗篇的形式上作了一些调整,使之更趋于规整而不像先前那么恣意。对于自己早期自由体诗的贬低,就是基于形式美上的要求。

而诗歌之美,形式必须与内容相得益彰,才是上佳。从诗歌内容饱含澎湃的激情这一点来说,徐志摩在1926年以前三四年间写的诗,仍有不可低估的文学鉴赏价值。如1922年写的《偶然》,用云水比喻情侣偶然相遇,其意象之美,便很令人回味。那样的诗,与诗人当时的恋情有关,诗言志,诗言情,诗言怨,当人们从一首诗中能感受到诗人一颗滚烫的心,能为之感动、为之慨叹、为之共鸣,那就是好诗。

朱自清评价道:“徐志摩先生是试用外国诗的音节到中国诗里最可注意的人。他试用了许多西洋诗体。……近来纵观他所作,觉得最成功的要算无韵体(Blank Verse)和骈句韵体。他的紧凑与利落,在这两体里表现到最好处。”可见徐志摩在新诗表现形式上的创新是很受时人关注的。

徐志摩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情诗。如《再别康桥》,就被认为隐含着他对在剑桥经历的甜蜜恋情的深深眷恋。本书以此篇名作书名,亦取其最广为人知之意。此外,与恋情相关的诗篇还有很多,如《沙扬娜拉》、《雪花的快乐》、《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云游》等等。陈梦家说:“从前于新诗始终不懈怠,以柔美流丽的柔情诗最为许多人喜欢并赞美的,那位投身于新诗园里耕耘最长久最勤快的,是徐志摩。”

当然,他也并非只写情诗,他还写过一些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追求以及对历史和人文感怀的诗篇,从中可以领悟到,他作为诗人所具有的哲学思考的高度和人世悲悯的情怀。

徐志摩去世后,1932年还出版了徐志摩的第四本诗集:《云游》,由陈梦家编,陆小曼作序,序中感叹:“云游!可不是,他真的云游去了,这一本怕是他最后的诗集了。”

徐志摩永远随风而逝了,而他的诗,却带着一种难以阻挡的穿透力,直至今天仍为人们所钟爱。他的诗,具有永恒生命力,它可以伴随我们走向现实的人生,也必将在遥远的未来继续闪耀着这诗情诗心的光辉。

陈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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