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在山区的种植

（一）玉米在山区的种植

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旱作物最早于何时引种于秦巴山区，一时尚难定论，但是，可以明确的是：玉米在山内最早得到推广，而且在山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红薯之推广时间次之，而以马铃薯之推广为最迟。

玉米在秦巴山区的广泛种植，当在乾隆朝前期。《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收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广总督开泰的奏折一份，内称：“楚省所属有包谷一种，即京中所谓玉米者……近年以来，种植者日益加多。”综合以下各方面记载来看，似以鄂西北山区、川东北山区种植较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刊《荆州府志·物产》称：

玉蜀黍，俗名玉米，荆属傍山及洲田多种之，可以作饭，熬酒较高粱倍酽。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刊《襄阳府志·物产》称：

又有秫，一名玉高粱，俗名包谷，最耐旱。近时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产之，遂为平民所常食。然届春末夏初，即成蛀秕，不可久储耳。

同治《宜昌府志·物产》则云：

玉蜀黍，释名玉高粱，土名包谷。旧为蜀中种此。自彝陵改府（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后，土人多开山种植。今所在皆有，乡村中即以代饭，兼可酿酒。

以上数则记载虽未明确具体时间，却可据以推测出玉米在鄂西北山区的大面积种植，不会早于乾隆初年，亦不可能晚于乾隆二十年前后。同治《房县志·物产》讲得较为具体：“包谷，即玉蜀黍，一名玉高粱，有红白黄紫杂色各种……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大收数岁，山农恃为命，家家种植。七八月晴暖则倍收，山乡甚赖其利，间或歉收，即合邑粮价为之增贵。”与荆州、襄阳、宜昌三府志所称基本一致。

乾隆末年，章学诚论及郧阳物产时已称“州县俱出木耳、包谷……”⁽⁴²⁾而且宜昌府属近江各州县如“归州、东湖、巴东，多以操舟为业，贩籴包谷”⁽⁴³⁾。章氏对包谷的解释亦很有意思，他说：“包谷，一名玉米，一名六谷，谓合五谷而六也。”⁽⁴⁴⁾可见此时鄂西北山区之玉米种植已经取得与传统粮食作物比肩、无可替代的地位。

陕南山区玉米之大面积种植较鄂西北山区稍迟，而且与川楚流移之迁居密切相关。道光《石泉志·事宜附录》云：

三农生九谷，山内不然。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前，秋收以粟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可知玉米在陕南山区大面积种植，超过传统的粟谷类作物是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是伴随着川楚流移大量进入秦巴山区的陕南地方而推广的。不过，有关玉米种植的记载却早已见之于陕南方志中，较早的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山阳县志》，乾隆九年（1744年）的《直隶商州志》亦有记载。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镇安县志·物产》有“玉米，一名蕃麦，人畜俱食”等语，似已有较多种植。乾隆年间，邓林有《苞谷谣》一首，有助于对流移问题及流移进山垦种玉米情况的了解，摘录如下：

苞谷苞谷，产宜空谷，人亦有言，青黎土沃，浸彼稻田，豪强并逐，同我妇子，弃我邦族，越阡度陌，涉水跋陆，爰居爰处，就此苞谷。

苞谷苞谷，惟邻是卜，此邦之人，宾至如复，亦有姻特，先我肯告，既服尔耕，凭此削牍，或降于阿，或止其麓，高高下下，佃种苞谷。

苞谷苞谷，伐木乘屋，薪错于门，泉汲于洑，隙有余圃，春韭冬菔，俯取仰拾，竞得所欲，即定厥居，安种苞谷。

苞谷苞谷，蜀黍维玉，天降嘉种，不择硗确，陟彼高冈，林有朴賦，镈赵其草⁽⁴⁵⁾，火焚其木，芟夷蕴崇，火耕锄樑⁽⁴⁶⁾，土膏其动，来艺苞谷。

苞谷苞谷，预祝重賬，红绒白穗，实结腰束，山有阴阳，气分寒燠，阳坡涝登，阴坡旱熟，雨时若，丰收苞谷。⁽⁴⁷⁾

乾隆《洵阳县志》对流移在境内种植玉米的方法也有记载，认为玉米和蜀黍同类，种法亦应相同。但是，由于洵阳多山，江南、两湖等地流移来洵阳寓居者，诛茅定居，只能向土著租山种植包谷，刀耕火种，“苞谷即种，惟需雨以俟其长，别无培护。岁稔时每市斗仅值钱三十文，市斗较仓斗一倍有奇，中人日食，需钱数文即无饥矣。故熙熙攘攘，皆为苞谷而来也”⁽⁴⁸⁾。由于“别无培护”，种植若干年后，地力即尽，则必须另垦他地，以致“州属诸山既尽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