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玉米种植保险费

2.1.1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农业保险试验是在1934年，之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58年年末又进行过这种试验。但是，由于对农业保险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不足，试验并不成功，而且也未留下相关的数据和研究资料。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才逐渐重视农业保险方面的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农业保险性质的论述（郭晓航，1986；李军，1996；刘京生，2000；庹国柱、王国军，2003），农业保险体制、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王育宪，1990；杨国亮，1994；沈达尊，1994；郭永利，1996；李军，1996；农业投入课题组，1997；庹国柱，1997），国外农业保险经验介绍（庹国柱、李军，1996；龙文军，2002），农作物保险的区划研究和费率计算（庹国柱、丁少群，1994；李世奎等，1998；刘长标，2002），区域农作物保险主要问题和影响因素分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险公司农业保险问题情况报告，2000；邢鹂，2003）等几个方面。

郭晓航教授（1986）在国内首先提出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的论点，但当时并未引起保险业界和政府的足够重视。在以后的10多年中，国外农业保险发展的情况被陆续介绍到国内，而国内受到政府某些优惠政策的农业保险却经历了连续的经营亏损，在此背景下，对农业保险区别于一般商业保险属性问题的探讨才逐渐增多和深入。刘京生（2000）在其《中国农业保险制度论纲》一书中，从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角度讨论了农业保险的属性，提出了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二重性的观点；李军（1996）则从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和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角度分析，认为农业保险属于准公共物品；庹国柱、王国军（2003）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农作物保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更趋近于公共物品。有关农业保险性质的探讨为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农业保险都属于政策性业务，如对以不涉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种养两业对象为保险标的的业务（如雹灾保险），可以推行商业性保险。当然，这不属于本研究的重点内容，应另当别论。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问题是缺少针对展业中具体技术问题的研究和分析。

庹国柱、丁少群（1986）提出了农业保险在险种设计和费率厘定方法上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若干特点。之后，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农作物保险区划的研究（1994），包括农作物保险区划的理论依据、风险分区和费率分区的探讨，以陕西省泾阳县棉花保险为例，采用指标图重叠法划分风险区域，利用正态函数法计算各风险区域的费率。他们的研究表明，陕西关中地区棉花保险的总体费率水平偏低，费率结构也不合理。他们的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为其他人的研究，包括本书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思路。李世奎等（1998）运用变异系数和单产减产率两个指标估算了中国水稻产量的风险水平，但是没有涉及农业保险对平抑风险作用的问题。刘长标（2002）对农作物区域产量保险进行了精算研究，虽然国内尚未开展这一相对于农作物其他保险品种而言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和消除道德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险种，但作者在相关理论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以上研究在方法上对本书有一定的启发。

另外，农民的支付能力也得到了关注，刘宽（1998）对山西省的研究表明，该省1997年种植业除旱灾以外，还要负担260元的保险，相对贫困地区的农民是绝对交不起的，如果包括旱灾损失，一切险费率高达30%以上（以1995年的旱灾损失计算费率），而贫困地区农民的年收入还不到1500元。邢鹂（2003）考察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险年均保费相当于农场职工年工资收入的4%，而且还有连年上升的趋势，再加上保障水平低，农场职工投保的积极性不高。庹国柱、杨翠迎、丁少群（2000）对陕西和福建六县农村保险市场做了调查，发现乡镇工业比较发达的福建农民对农业保险缺乏兴趣，而农业产值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超过50%～60%的陕西五县农民对于农业保险还有一定的投保愿望。以上研究成果给本书的启示在于，农业保险的区域划分除了要考虑农作物生产风险以外，农民务农收入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对农险补偿收入预期较高的地区是推行政策性农险制度的主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