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居岁月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幽居岁月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第十一章　幽居岁月

昔日“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深解其中奥秘。多年来，她对少帅张学良的遭遇感叹不已，常常私下表示：“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一句“对不起”，道出了这一千古冤案的真情，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多少不便明言的由衷也尽在此言中了。

如前章所述，1936年12月27日，张学良随蒋介石抵南京后，当天住在鸡鸣寺宋子文公馆。当时张学良虽然行动自由，可以出门拜访朋友，但有戴笠管辖的军统局特务队和南京警察局的便衣警卫跟随。27日这一天，张学良神态自若，并未意识到厄运来临。

30日上午，张学良乘车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会。抵达之后，张学良一人进入军事委员会，随行人员均在外边等候。过了半个小时，宪兵队二团团长罗友胜带领一批武装宪兵从军事委员会出来，把随同张学良前来的侍从、秘书的枪械缴去。过了两个小时，张学良神色沮丧地从军事委员会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登上汽车。因为当他进入军事委员会以后，才知道并不是开会，而是由李烈钧等人组成的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并加以逮捕。

蒋介石（前左拄手杖者）回到老家溪口。(www.guayunfan.com)张学良上车之后，汽车并没有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当时孔祥熙及其家人并没有住在这里，事先房子就已经腾空了。张学良被安置在华丽而又雅静的孔公馆。

从这时开始，对张学良的监视已经公开化了。孔公馆的大门外，有军统局的特务及宪兵监视着，张学良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由。[1]

1937年元旦，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向国府请予特赦的呈文同时登于报端。

蒋介石在1937年元月回奉化休养，南京的一切事务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让何应钦写信给在北平的东北军人戢翼翘、刘哲、莫德惠、王树常，特许他们到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良。见面后，他们向张学良报告南京有意派王树常去西安统帅东北军，请张学良写一封信令东北军将士服从。张学良当即表示反对，因为王树常是个老好人，无法控制局面，军队一定会出事。张学良拿起笔准备写信，可他们谈话时有四个人在场监视，并拿着笔和簿子记他们的谈话内容。结果张学良什么也没有写。张学良当时情绪非常不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中央也怕他自杀。王树常等告辞出来，便找何应钦商量，希望减轻张学良的精神负担，外边不要武装卫兵，铁门不要加锁，警卫人员改用和气的便衣人员，在附近暗中警戒。同时请求把张学良的夫人接来，让他们住在一起，有人在身旁安慰可以避免一个人想不通，发生意外，何应钦一切照办。[2]

张学良被监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秘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因有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当时是南京军校的学生，前来孔公馆探望哥哥，也被拒之门外。

1937年1月，军统局决定把张学良送到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1月13日，张学良在四个便衣警察陪同之下，乘专机到达奉化。抵达奉化后，张学良被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内居住。这时戴笠在溪口成立一个专门监视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这个特务队由戴笠亲自策划组成，他派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负责，并称之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由特务队长刘乙光负责，下面设有队副，队副专门负责开支。还有队员30人，分四个小组轮流值班。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队员的任务是秘密监视张学良的一言一行，有言必记，有行必书，随时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武岭学校只住了两天，便迁移到距武岭学校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了。

雪窦山是全国比较著名的名胜风景区之一。中国旅行社在山上有宽敞的房子，共有十几间，有会客室、寝室、读书室、洗澡间，设备比较齐全、高档。特务队将所有的房子全包下来给张学良住，陪张学良同住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和许建业，其他人员都住在离旅行社500公尺远的雪窦寺庙宇里。

在雪窦山，张学良生活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雪窦山山麓有个“入山亭”，这是上山的唯一要道，这里有宪兵一班人把守，另配四名特务。旅行社门口武装宪兵放哨，张学良的寝室、饭厅、出入的前门后门都有特务日夜值班。[3]张学良犹如笼中猛虎，极度烦躁。

在张学良情绪万分颓丧、精神极端苦闷时，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来到雪窦山。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学良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的极大安慰。随同张夫人来的有在张家工作多年的王奶奶，以及三名跟随张学良多年的东北籍副官，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学良的生活而来的。

张学良与于凤至在奉化西北的雪窦山上。

张夫人于凤至在雪窦山时，曾给宋美龄及孔祥熙夫人写信，要求他们设法协助释放少帅，她们却一字未回。于凤至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赵四小姐来陪伴他。以后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来溪口陪伴张学良。自从这两位夫人来到雪窦山后，张学良由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出现了笑容。[4]于凤至或赵四小姐每次由上海来雪窦山换班时，都带很多东西交给刘乙光，请他赠送给全体警卫人员。在溪口时，张学良每天起床后都要坐在露天走廊，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

张学良早餐喜欢吃火腿、鸡蛋、牛奶、金山橘。午、晚两餐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还喜欢喝可口可乐。宋子文曾寄来整箱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购。张学良有时也喝咖啡，但很少喝酒，也不吸烟，只是有时在饭后偶尔抽上一支。

张学良爱运动，尤其是爱打网球。除了常去雪窦山游览名胜之外，他得知在奉化附近的新昌县有一个大佛寺，便通知刘乙光要求前往游览。经刘乙光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后，便同赵四小姐等10余人乘车前往。寺里的和尚看到来了这么多人，又很有派头，认为是大官来临，方丈亲自出来迎接，并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情况，然后又准备了三桌丰盛的素斋招待贵宾。张学良在寺内游览一番，临走时，送了60元钱给寺庙。[5]

张学良在溪口时，除了游山玩水、打网球外，便是看书。他的书房里除了他自己托人从上海运来一些英文画报和外文杂志及书籍外，军统局也给他订了《申报》、《新闻报》、《时报》。张学良喜欢阅读外国画报，宋子文经常给他邮寄，每次都有二三十本。每次警卫人员到宁波购买物品时，张学良都亲自开书单，让他们替他购买。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来时也给他带来书报杂志。凡是给张学良的书报一律由军统局转交。[6]

每天饭后，张学良常拿出跳棋和警卫人员玩，或要他们陪他打乒乓球。

张学良在溪口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曾经到雪窦山看望过他。如张作霖的朋友东北耆宿、国民党参政员莫德惠，千里迢迢来到溪口看望张学良，张学良对莫德惠很尊敬，见到他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双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以热泪盈眶表示心情。

在“西安事变”扮演重要角色的端纳也来溪口看望过张学良，张学良还特别以西餐招待了这个外国顾问。事后张学良说：“想不到他也跑来看我。”

来溪口看望张学良的要人还有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祖、祝绍周、何柱国、宋子良、董显光等。张学良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莫德惠、宋子文、端纳、贺耀祖、董显光等。

汪精卫由董显光陪同前来吃过午饭（董显光是蒋介石的老师，可能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汪精卫的），张学良同客人乘轿游山逛景，观览名胜。汪精卫的游兴很浓，张学良曾几次问汪精卫累不累，汪精卫都回答说不累，分别时双方都很客气。[7]

宋子文来雪窦山时，曾在山上住了一夜，两人促膝长谈，宋子文还有意想将他在美国的女儿许配给张学良在美的儿子。

张学良（右）和宋子文。

第二天清晨分手时，二人均依依不舍。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来溪口看望过他。

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和张学良情谊深厚，为了解除张学良的消沉和寂寞，在雪窦山陪同张学良住了一个多月。

邵力子夫妇离开雪窦山后，国民党中国银行总裁贝松荪夫妇和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夫妇先后来山上陪同张学良住了一段。

1937年春天，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死了。在溪口开吊时，国民党要员很多人前来溪口吊孝。开吊那天，张学良在刘乙光率领的警卫人员陪同下也去了。

“西安事变”后，蒋经国携同俄籍妻子及儿子蒋孝文于1937年4月由苏联回到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返回老家溪口，在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住在雪窦山的中国旅行社内，提出要见张学良，经过刘乙光的允许，偕同俄籍妻子前往中国旅行社内拜访，并以侄子的辈分称呼张学良，蒋经国与张学良先后在山上见了三次面。但据某一资料说，张学良与蒋经国在溪口相遇三次，但因彼此均不认识未打招呼。[8]

在雪窦山时，有一件事使张学良非常不愉快。3月初的一天，张学良游山归来，在雪窦寺庙门口有一女人朝着张学良等人，用宁波土语指手大骂。待查明之后，才知道此女人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宪兵团团长蒋孝先之妻。因她的丈夫被刘多荃一○五师打死，便怨恨张学良。因她来雪窦山为她死去的丈夫做佛事，探知张学良也住在该处，见张学良游玩归来，便破口大骂。[9]张学良在这些日子里，虽然书籍很多，但他在书房里一点也坐不住，心境不好，如坐针毡。除了游山玩水、打网球、下棋以外，张学良还参加警卫队打靶，甚至还扶乩消遣，打发时光。[1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这天，平常不喝酒的张学良也兴奋地喝了一点酒，他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实现了，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终于团结地站起来抵抗日军的侵略了。当时他慷慨激昂地挥舞着手对警卫队队员说，他要带东北军打回去！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参加抗日，但他的爱国热忱和愿望未被接纳，蒋介石回信拒绝，并叫他好好读书。接着军统局局长戴笠特来雪窦山住了两天，暗中观察张学良的行动。[11]到雪窦山一个月后，张学良要刘乙光从北平请一位60多岁、前清举人吴老先生来雪窦山讲解古文。

从吴老先生来到后，张学良看到警卫队的队员均是年轻人，便和刘乙光商量组成一个读书会，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古文。读书会规定每天读书三小时，每逢星期三、星期六两天由队员轮流发表读书心得。

吴老先生每天摇头晃脑，哼哼叽叽，除了讲学以外，与年轻人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读书会的星期三、星期六活动，吴老先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张学良对该读书会兴趣不浓，陪伴他读书的特务更没兴趣，不久吴老先生离开雪窦山，读书会也就结束了。

1937年中秋之夜，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他陪伴人员一起饮酒赏月。张学良眼望如盘圆月，联想起山河破碎，白山黑水遭蹂躏之惨状，胸中愤懑难以抑制。他对大家说，我带你们打日本去！

中秋节后三天，张学良住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突然失火，山上无水，没办法抢救，不到一小时，招待所全部烧毁。刘乙光秘书一面向南京请示如何安排，一面安置张学良暂住雪窦寺。

不久南京打来电话，指令张学良移住安徽黄山。随后南京派来了七八辆小汽车，其中有一辆是宋子文送的，还有十三四辆大卡车。每辆卡车都安装有一挺对空高射枪，以防日军的低空扫射。

1937年初冬，张学良等人从浙江奉化溪口出发抵达指定的目的地黄山。看管张学良的特务头子选中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所建的别墅“居士林”，作为张学良下榻之处。这所别墅房间很多很大，原来有人住着，因张学良来了，事先通知那些人搬到别处去了。他们沿途都是这样做的，假如有人住着也一定让他们搬走，但付给他们的房屋租金一定比别人多好几倍，所以并没有人表示不满。

每到一处都由许建业负责找比较干净的房屋给张学良夫妇做卧室。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和小市镇想要找到一处干净一点的房屋，并不容易。[12]

张学良过惯了军人的生活还能适应，但于凤至却有些受不了。于凤至虽对乡间生活不习惯，但从来不讲半句埋怨的话，也没有不愉快的表情。自从“八一三”上海炮战发生之后，上海沦陷，赵四小姐由上海移居香港，以后就没有去过溪口。在漫长的行军途中，一直由于凤至夫人陪伴张学良。

黄山原来是受伤的空军军官疗养之处。可是张学良一到，黄山上的温泉便归张学良专用，禁止那些疗养的空军军官进入温泉区来。起初，年轻的空军军官对张学良很不满，后来由于知道了张学良的特殊境遇，他们逐渐对张学良同情起来。由于他们对张学良的同情，所以千方百计地设法想接近他。但刘乙光等不管那些空军军官们如何要求，始终拒绝他们的请求。

张学良除了到黄山风景区游览之外，便到温泉沐浴，一天要洗好几回。三天后，突然黄山当地县政府派专人来找刘乙光秘书，通知南京官邸来了长途电话，叫他赶快去接听。电话是蒋介石亲自打来的，询问他们在路上的情况，以及在黄山的情形。同时，蒋介石要刘乙光随时报告以后的行动。

张学良在黄山前后住了不到10天，玩得很痛快。有一天，张学良感到无聊，提议到河里捉鳗鱼，而且要照着黄山当地人抓鱼的办法。先用石头在河边堆起一个圆圈，特别预留一个缺口，在石圈中间撒下许多用油浸过的白米，静候鱼进入圈中。张学良等人在傍晚把石头堆好，撒上米。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赶到河畔，先忙着把缺口堵好，然后再到石头圈里去摸鱼，果然已经圈住了二十几条鳗鱼，而且还有许多黄鳝。

南京沦陷后，黄山附近的情况也渐呈混乱，治安很坏，戴笠下令张学良离开黄山，移往江西萍乡暂住。

抵达江西萍乡以后，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替张学良找一所合适的房子。萍乡是个山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结果找到一个旅馆暂时住下来。三四天后，在距离萍乡城三四华里的地方，找到一栋石建的两层小洋房，闹中求静，环境非常幽雅。此房主人姓李，曾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是位老教授，李教授夫妇带着儿女居住（另一资料说姓萧）。

李教授是萍乡当地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的女儿年轻活泼，和于凤至谈得来，渐渐这位年轻的李小姐成为这个小团体的唯一客人，给他们增加了很多轻松气氛。因为特务们知道他们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也非常欢迎和他们来往。于凤至喜欢听流行歌曲，随身带着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唱片，经常听唱片消遣。那位李小姐也非常喜欢唱歌，对于唱片很感兴趣，最初李小姐给于凤至写条子，要求把某一张唱片多唱两次，后来于凤至不在时，索性就借给她去听。

在兵荒马乱中奔波，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不好。不过张学良为人豁达、随和，在黄山时，就整天游山玩水做消遣。但是萍乡是一个小县城，街道不多，更谈不上热闹。附近也无名胜古迹，无处可去。张学良在萍乡时，非常苦闷，平时只好看书做消遣。

萍乡附近有一煤矿，有一天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便提议去煤矿参观。于凤至不感兴趣，就留在家中和李小姐谈天。

张学良在刘乙光秘书的陪同下到了矿场，场方接待了他们，并发给每人一套工作服套在外衣上，发个小手电筒做照明用。张学良很高兴，率先套好了工作服，由矿场主人领着，坐小火车进入煤洞。那个洞很长，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小火车行走10分钟左右到达工作地点，煤洞里面没有什么可看的，空气又太坏，张学良已没有来时的兴致了，大家便匆匆登车出洞。后来刘秘书等人又发现在西门外有一个山洞，相传这个洞可以一直通到湖南的安源县，但从来没有人敢进去，据说山洞里藏有毒蛇猛兽。张学良得知后大感兴趣，立刻嚷着明天就去，同时还叫警卫队员们准备一切游洞应用的东西，第二天张学良偕队员们带着火把、手电筒、木材、鞭炮等，队员们除了随身带着手枪外，还特别带去了两支冲锋枪，便向山洞出发。

到达山洞，大家齐集在洞口稍息。这个洞口有十几丈高，洞里还有一条小溪从洞外流向洞内，水源也不知道从何而来。很多警卫人员因仗着人多又携带了武器、鞭炮等物，争着要进洞去看看，张学良也主张进去看。决定进洞之后，先燃起一大串鞭炮丢进洞里，“噼噼啪啪”一阵爆响之后，主要是吓一吓隐藏在洞里的“毒蛇猛兽”，大家拿着武器、火把等鱼贯而入。洞口很大，但是越走越小，走了约莫10余丈之遥，竟只能容一个人行进。前面由两位警卫员持冲锋枪开路，张学良则紧紧跟在后面。洞里的路高低不平，上上下下，而且阴暗潮湿，步行甚滑。约半里路，又豁然开朗，山洞较前宽大，阳光从岩石缝隙射进来，如同探照灯一般。突然发现地下有很多很大的野兽足迹，而且是新印上去的，泥土显得松动。张学良担心起来，便在洞里大声叫不要再往前走了，赶快出洞。[13]张学良在萍乡住了约两三个月，军方在住所附近修造了一个网球场，为了让张学良烦闷时有地方消遣。

此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政府要员开始纷纷西逃，蒋介石到重庆以后，已无暇和刘乙光等联络，张学良的行动都是接受戴笠的命令。萍乡不但风景不好，而且冷雨绵绵，张学良心情低沉，身体也不十分好，由于缺乏维他命B，时常发生腿肿的毛病，这时连双脚都肿了起来。

在萍乡时所有看守的人，连宪兵连的兵也改穿便衣。平时张学良去街闲逛，或者顺便到店铺去看物品，买点零用东西。每次出门，身边只带两名便衣队队员，后边远远地跟着两名便衣宪兵，以免引人注意。

有一天，突然接到戴笠来的一封电报，要张学良移往湖南郴州附近的地方。张学良也巴不得离开萍乡。

张学良等离开萍乡，直奔湖南郴州。沿途经过较大城镇时，张学良夫妇忙着收购网球、羽毛球等。有一次竟把某地商店里的网球和羽毛球、乒乓球都买光了。及至付款时，应副官拿出100元中央银行的大钞票来找钱，不料那个铺子竟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钞票。

当张学良等人走到离郴州不远的一个名叫“凤栖渡”的地方，因为住处尚未觅妥，所以暂停前进，恰巧凤栖渡有一所很大很古老的房子，就在那里暂住下来，并且立即派出“设营队”前往郴州附近找房子。“设营队”在郴州城外苏仙岭找到一所大庙，叫苏仙庙，庙内古屋很多，只有几个和尚居住。庙宇很大也很破旧，附近荒烟野草，荆棘丛生，苏仙岭离城有四华里左右，从山脚登山顶古道，林木耸立，风景宜人。

苏仙庙是四合院式的古老建筑，大小有20多间房屋，年久失修，垣破壁颓，附近也无村寨，只有散落的几户人家。刘乙光雇工人大修一番，等一切修好后，才请张学良夫妇从凤栖渡搬上山去住。

张学良每天晚上有洗澡的习惯，即使没有澡盆，在木桶里泡泡也好。一路上十分不便，到了郴州，因山上有很好的泉水才解决了这种困难。张学良等人从凤栖渡搬到郴州城外的高山古庙，要比在萍乡局促的生活强得多，张学良的情绪也不同了。有一天，副队长许建业陪张学良打网球，不小心把网球拍挥到腿上，腿麻木不能移动。张学良即叫人提了两个木桶，放在地上，又叫人烧了一锅热水，倾入一个桶内，另外一个桶里却装满了冷水。他先叫许建业把伤腿放在热水桶内浸着，等腿浸得发红，拿出来又放在冷水里浸一阵，再放回热水里去，如此交换地放进放出，不一会儿，许建业副队长的伤腿居然被治好了。

这个办法灵验以后，凡是队员们身上、臂上，或是腿上有了小毛病，都如法试治，而且每试必灵。据张学良讲，这个方法并非他所发明，而是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张学良的性情原来好动，但自从离开溪口以后，在情绪上似乎一直打不起精神来，以至到达郴州后，除了刚搬到山上那些天游山打猎外，渐渐就不想外出了。张学良的转变是与他迟迟不得恢复自由有关。当“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感到兴奋，尽管表面不做任何表示，但心中暗想不久就要恢复自由了。在未离开溪口以前，张学良还在想着蒋介石会在团结抗日的大目标下，放他出去为国效命。等到离开溪口时，张学良有些失望，但未绝望，一直等到由萍乡移居郴州，张学良开始感到绝望了。这时他知道在抗日这个大号召下，他如果没有出去的机会，那他恢复自由将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在这一段日子里，张学良的情绪不好，使监视他的特务们也无精打采。刘乙光和许建业怕他闷出病来，千方百计地要他出去走走。有一天，大家向张学良提议到卫阳街上逛逛。张学良勉强答应了。那天一路上所遇到的多是伤兵，有时由于行车不慎或是按喇叭太响，干扰冲撞了伤兵们，立刻就会引起冲突。好在张学良一出去最少是前头两部小汽车，后面又跟着两部大卡车，卡车上载满全部武装的卫兵。张学良觉得这样前呼后拥的游街精神上是很大的负担，为了避免麻烦，他又不主张出去了。

张学良大部分时间看书看报，刘乙光等见他常闷闷不乐，不讲话，大家又动脑筋，要替他消愁解闷。最初大家鼓励张学良每天打四圈或八圈麻将消遣。牌桌子一摊开，张学良、于凤至、副官、刘乙光、许建业都得上桌，否则凑不够手。张学良打牌的方法是每副牌一拿到手，无论饼、条、万，只要有五六张同样的，便做清一色或混一色，实在不行就做十三么，有时也会做成功。但张学良每打必输，若是手气太坏，他坐在桌旁会呵欠连天。日子一久，张学良对打麻将也不感兴趣了。刘乙光等人只得又换一种新花样，找他下象棋。张学良是一个好胜心理极强的人，他赢还好，如输了非要拉着对手再下一盘不可。宪兵队有一名叫“小钢炮”的队员，棋比张学良下得稍差，张学良经常以他为对手，向他挑战。这位“小钢炮”对于下棋也非常认真。他和张学良的脾气差不多，如果输了，也是没完没了。在这种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张学良越下越起劲。后来这位“小钢炮”参加抗日军，在一次作战中阵亡了。

除了下象棋以外，为替张学良消遣，监视他的特务又开始下围棋。下得厌烦时，许建业会拉胡琴，张学良虽然从未吊过嗓子，但记得很多京戏戏词，经过配合后，居然可以经常唱上一段。可惜张学良是左嗓子，只有高音，没有低音，更缺乏抑扬顿挫的音韵。张学良唱“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坐宫院”一段西皮，练了两个月，腔调还是走板，不能上弦。于凤至每次听到张学良开口唱戏时，便笑不可抑。张学良唱老生不适宜，又改为黑头，第一出戏学的是“收虎关”。[14]1938年春节，张学良在苏仙岭中度过。除夕晚上，张学良很高兴，在破庙里和队员们推牌九，张学良做庄，结果队员们都赢了。张学良虽然输了，但那晚精神特别愉快，一直玩到深夜。

春节后，张学良要理发，刘乙光陪着他到卫阳，另外派了12个警卫陪着他，他们一行人在街上逛了一会儿，找到一家理发店。理发师傅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脸上有些麻子，身材娇小玲珑，能说会道，很讨人喜欢，而且手艺高明。以后，张学良只要想理发，就把这个女孩子接上山来。大家对她也另眼相看。这个女孩具有初中的文化程度，在谈吐中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以后凡遇到张学良闷闷不乐时，许建业便提议理发，而且立即派人把这个小女孩接来，她每次上山就是一天，除了理发外，也参加玩牌。有时也观看张学良等人打球，特务都加好几倍付她理发费用。

张学良一行人凡是新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控制邮电。那时，负责秘密检查、监视张学良的信件的特务叫黄静宜，他是江西人，广东暨南大学毕业，外貌温婉有如女子，张学良爱开玩笑，曾替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黄小姐”。同时军统局又指示所有人员与亲朋好友通信绝不允许提到张学良的任何情况，如果发现要予以严重处分。

当张学良住在郴州时，黄静宜从邮局查到跟随张学良的一位李副官发出去的一封信，信中主要是报平安，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黄静宜把这封信带回来给刘乙光，刘乙光拿到这封信后开始调查这封信如何到了邮局，调查结果终于知道是一位替张学良打针的男看护带出去的。刘乙光认为这事严重，于是就逼着那个护士向张学良请假，张学良也略知此事，只好准假，等到看护走下山，特务们立即把他抓起来，关在郴州禁闭室里，后来坐牢四五年，也没有放出来。张学良一直被蒙在鼓里。有一天，张学良要下山到城内东大街浴室去洗浴，照例是由刘乙光陪同，12个便衣警卫随行。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炮兵中校军官，迎面走来，发现张学良后，立刻向张学良立正敬军礼。张学良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继续走路，不与那位军官谈话。但是，当时跟随张学良的特务和警卫们都吓得手足无措，惊奇在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张学良。事后刘乙光派人追查这位军官的情况，经过了解后，才知道当时国军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驻郴州，在这个旅中有两三位中级军官是由东北军炮兵部队调来的。向张学良敬礼的那一位军官，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毫无疑问，是张学良的旧部下，经过这件事后，特务队和警卫队如临大敌，加强戒备，严防出事。[15]

刘乙光（1898—1982）

刘乙光是郴州邻县永兴亭司镇的人，他的家乡离郴州约40公里，他怕张学良在苏仙岭出事，决定把张学良转移到他家乡去。

张学良对这次突然搬家，表面上似乎是不在乎，但他知道这次搬家与那位炮兵中校向他敬礼有关。过了十几天，张学良突然问刘乙光那天去洗澡在街上碰到的军官是谁。

1938年的春天，张学良等人又奉命向沅陵转移。沅陵位于湖南西边，是湘西出名的土匪窝。许建业先到沅陵，在凤凰山上找到一所宽敞的庙宇，但需要进行维修。因为当地连裱糊墙壁的纸都买不到，为了使张学良住得舒适点，就在沅陵城内买回几匹白缎子，将张学良住的卧室裱得四壁雪亮，一尘不染。

张学良夫妇被安排的房子是凤凰寺中的一座小楼，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小楼的前面有一大片空地，经过整理后.便是一个网球场。凤凰山的环境比溪口还好，布置上大体就绪后，张学良便起程前来。

张学良等人由郴州转移的途中，经过桃源县的时候，在公路边发现一个“桃源洞”。据当地老乡说，这个洞就是桃花源记中的古迹，张学良听后大感兴趣，立即要去参观。刘乙光和许建业陪同张学良去寻桃花源，谁知不看犹可，一看大失所望，原来在山坡上有个洞，“小得连狗都进不去”，这岂是传说的桃花源？沅陵的景色优美，张学良到沅陵后，心情也较开朗。凤凰山位于沅陵对岸，树木森林，苍翠一片，张学良居住的凤凰寺，恰又在凤凰山顶，山脚下便是沅江。张学良的游泳技术以前并不好，到了沅陵，因经常练习，进步很快。张学良爱好钓鱼，过去，为了钓鱼曾特别派人到香港买了很多鱼竿，到了沅陵之后，这些鱼竿都不适用了。在沅江上钓鱼的传统工具是用一个竹筒，上面缠着很长的粗线，再拴着一个很大的鱼钩子，在一个大钩子上，又分出来三个小钩子。张学良对这种钓鱼方式很感兴趣，每次钓鱼出发前，先派人租用四五条大木船，张学良等人乘船到江中，就把船停在江心，开始用竹筒钓鱼，每次钓的鱼都是六七斤重，较大的有十一二斤。有一天，张学良钓到了一条特大的鱼，几个人都拉不上来，最后，只好叫船夫跳到江里跟着那条鱼游，等到那条鱼挣扎到筋疲力尽时，才把它拉到船上来。这次，张学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张学良钓鱼的兴趣越来越浓，以前多是吃过午饭去钓鱼，后来，天一亮张学良便嚷着要出发。午饭也由厨师送到船上。他们每天满载而归，便叫大师傅老刘表演烹调技艺，清蒸、油煎、红烧等，大家吃得皆大欢喜。

于凤至很少参加野外活动，有时在张学良的动员下，为了不使张学良扫兴，也跟随大家去，但丝毫提不起兴趣，独自在船上织毛衣。吃完午饭后，便先回凤凰山。

张学良到沅陵大约一个月后，张治中曾来凤凰山探望。

当时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也撤退到沅陵凤凰山，与张学良是近邻。张学良每天上下山都经过艺专学校大门，日子久了，就引起了学生们的注意。以后凡是张学良等人经过艺专，一些好奇的女生们就成群结队地跑到学校门口来看热闹。

正当张学良等人兴高采烈时，沅陵县城突然传说土匪已定期攻城的消息。张学良对这消息，起初是半信半疑，但湘西是出名的土匪窝，对这件事也不能不信。因此，张学良和刘乙光商量派人到城里打听后再做安排。结果县城的警备司令得到的情报是千真万确，因张学良在山上，刘乙光感到事态严重，大意不得，立即把队员中的各组组长和宪兵连、排长召集起来，说明情况，并叫他们立刻开始修建工事。经过策划，决定建隐蔽部，派人防守及封锁山下通道。大家忙了半天，准备差不多了，便请张学良来巡视一番。张学良看后，向刘乙光说小说中有“滚石檑木”之说，如今晚上土匪来骚扰，不妨试试。张学良的主意很新鲜，宪兵和队员都争先恐后地准备材料，似乎这天晚上大家比过年还高兴。张学良查看地形后，认为应居高临下，守庙宇外围，大家觉得这个办法确实可行，于是就动员全部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搬运石头，把它堆积在工事的前面，准备临时使用。另一队就去砍树木，把木头截成段，作为滚木之用。砍下来的树枝，用来堵阻通往山口的道路。

一切都布置就绪，入夜之后，大家各守岗位，准备给土匪迎头痛击，张学良也无心上床安歇，一直和刘乙光谈天说地。

不料这一夜张学良等人一等再等，始终不见土匪“光临”，一直等到天明，也不见半个土匪的影子。第二天紧张气氛已经过去，张学良没有忘记那些已经准备的滚石檑木，他跑到外面，要大家试一试那些玩意究竟合不合用。队员和宪兵们都是年轻人，听张学良这样说，立刻有两名队员，把一块石头推下去，这块大石头顺着山坡翻滚而下，等到滚落半山腰和石壁相撞，立刻弹了出去，一连几跃便到江心，把江水砸得水花四溅，蔚为奇观。虽然这一次土匪未来，但无意中找到了滚石头的新奇玩法。[16]

1938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9月，担任湖南省省主席的张治中，赴湘西视察，到沅陵时，专程拜访张学良。张学良这次表示要参加抗战，并表示只要能出去，做什么都可以，张治中建议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张学良当即书一短信，要求抗战，要求见面详陈一切。张治中回去后，即派人送给蒋介石，结果石沉大海，没有回音。[17]

大约在长沙大火的第三天，戴笠突然和他的随从副官王鲁翘上凤凰山来探望张学良。戴笠在山上一共待了两天，第一天和张学良谈张治中火烧长沙的经过；第二天召集队员，包括厨师个别谈话。戴笠去后，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大家都晓得不会在沅陵住太久，他们这个小团体上至张学良，下至宪兵，都舍不得离开凤凰山。

张学良自从软禁以来，已搬了好几个地方，只有在溪口和沅陵两处情绪比较好，因这两个地方风景好，而且有活动余地，不感闷得慌，在沅陵，张学良一直住到1939年秋天。由于时局紧张，戴笠去电要张学良立刻向贵阳移动。至于居住地点，等张学良一行人到达贵阳后，另以电报通知。

张学良等人由沅陵到贵阳的路线是顺着沅陵——辰溪——芷江——黄屏而到贵阳的公路行进。沿路情景非常混乱，很多土匪沿途抢劫军用卡车。

张学良等人抵达黄屏时，天色已晚，便决定在这里停留一夜，第二天再前往贵阳。

在这次转移中，张学良倒无所谓，只是于凤至不但吃尽苦头，沿途还担心遇上土匪。

黄屏虽是山区，但有两种特产，特产之一是“洞箫”，张学良非常欣赏，买了一对雌雄箫，队员们几乎每人买了一支。另一种特产是地瓜。张学良先尝了一个，相当甜，连称不错，就请大家都尝尝，大家都感到很兴奋。于是在黄屏大量地收购地瓜，以便留着慢慢吃。

张学良抵达贵阳的那天，已是下午。刘乙光把张学良夫妇安排在一家旅店休息后，立刻与军统局联络。军统总部已留下电报，命令张学良抵达贵阳后，转移到修文附近。据说，这地方就是明朝王阳明被贬的龙场驿，后来因人口增加才改名修文，并设县治。

因为已有命令要张学良移住修文，因此不敢停留，继续向修文进发。到了军统总部指定的目的地后，刘乙光便在修文县城郊外约一里路之处，找到一个适当的住所，那是一座为纪念王阳明而建的大祠堂。祠堂的房舍整齐宽敞，院落很大，张学良对这所祠堂也相当满意。

张学良自从移居到贵州后，由于天气欠佳，阴沉沉雾茫茫的时候多，张学良很不习惯，情绪又开始转入低潮。常常郁郁寡欢，很少有说有笑，加之几年的辗转幽囚，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修文附近没有什么风景可游览，张学良刚到达祠堂的那些天，趁网球场还没有建好，把修文县的郊区都跑遍了。游了几天，张学良再也没有兴趣外出。刘乙光对张学良的生活、情绪最关心，万一张学良闷出病来，谁也担当不起，唯有想尽办法来提高张学良的兴致。于是，又提议张学良夫妇到贵阳去参观集市。

贵州的苗族甚多，为了便于他们交易，每五日有一个小集，每十日有一个大集。那些去赶集的苗人绝大多数都懂汉语，只是在服饰方面，打扮得花花绿绿，奇奇怪怪。除了服饰比较引人注目外，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张学良一行从10里外的修文跑来赶集，第一次还觉得很新鲜，第二次，便觉得趣味索然了。

张学良自从抵达修文之后，从无外宾探访，与外界全然隔绝，恢复自由的问题已由失望而近乎绝望。张学良还正值壮年，遥遥无期地闷在这个荒僻的小县，与世隔绝，无论怎样豪爽的人，情绪也无法好起来。

刘乙光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想方设法来打发日子。首先发起球类比赛，接着又来一个象棋比赛。在球类比赛中，张学良玩得相当高兴，并赢得网球冠军。羽毛球是于凤至的天下，许建业争得乒乓球第一名。

张学良到贵州不久，就发生了“贵阳大轰炸”。在大轰炸中，贵阳市中心房屋几乎无一幸免，张学良曾住过的旅馆也被炸得片瓦无存。这次大轰炸后，张学良的活动范围缩小了。有一天，张学良在闲聊中叫许建业派人去县府要一部修文县志来看看，他说准备在县志中搜寻当年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张学良研究明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40年，香港尚未沦陷之前，赵四小姐便由香港到重庆，并立即赶来修文王阳明祠堂与张学良共患难。赵四小姐抵达不久，于凤至就带着王奶奶及于副官等离开贵州，旋即飞往美国。这一切都是戴笠事先安排，而且得到蒋介石同意的。张学良获悉赵四小姐要来修文的讯息后，一方面是盼望，一方面又不免很怅惘。因为亲人既然特地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地赶来和他重逢，可以推想他本人恢复自由之期是越来越渺茫了，当时连刘乙光等人也有些感想。无论如何，赵四小姐的到来，对住在王阳明祠堂里的人却是一个佳讯。所以赵四小姐刚抵修文时，王阳明祠堂中因添了一位女主人，无形中热闹了许多，张学良的心情也自然不同往日。张学良非常专心地研究当时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从此，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遂进一步埋头研究明史。[18]可是在张学良这个小圈子里，能和他研讨“阳明学说”的只有刘乙光一人。每当他俩一起谈论学术问题，经常滔滔不绝，乐而忘倦。于凤至对这一套枯燥无味的论题，一直毫无兴趣。可她又要耐着性子坐在旁边听，有时实在听腻了，只好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话，请他们留点精神谈点别的有趣的事，这种尴尬情景常使张学良啼笑皆非。

张学良（右一）和赵一荻（右二）在贵州。

自从赵四小姐来后，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和明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且更加努力。研究历史必须做笔记，于是这项动笔的工作，就落到赵四小姐的身上。她非常胜任、非常愉快，赵四小姐对能整日陪着张学良，替他做笔记而乐而忘倦。修文小县固然荒僻得日子难过，但是张学良自从有了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新环境，也减少了几许幽居生活的苦闷和寂寞。

当时一般人以为张学良住在息烽，其实这是军统故弄玄虚。张学良在修文住了不久，“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被押到修文附近的息烽囚禁。张、杨二人不但那时都在贵州幽居，而所居的地方是咫尺之隔，但彼此却不知道。

张、杨二人生活方面，张学良要比杨虎城优越出十倍。杨虎城的生活情况只是比普通的囚犯要好一点而已，行动绝对没有自由。因为张学良的生活是按照蒋介石的指意安排的，只要张学良高兴，用钱没有限制，每月到了月终刘乙光向军统局呈报一下就可以了。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学良的“管束”。

张学良的行动也可以说有一定自由，比如住在沅陵时可以去逛长沙，住在修文时可以去逛贵阳，再想走远一点，便不可能了。无论张学良的生活过得怎样不错，但是要勉强一个人长期过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仍是人生痛苦之事。更何况他无论走到何处，总是有人陪伴，是保护，也是监视，那就更为痛苦了。所幸张学良遇事都想得开，凡有不痛快的事，只是懊恼一阵，绝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他竟能挨过悠长的岁月。[19]

张学良待人厚道，而且平易近人，对待大家有如家人。逢年过节都给队员、厨师等赏钱。负责监视他的特务，如刘乙光等，因长期相处，和张学良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甚至连队员们也早不存防备张学良逃走的打算。这些人对张学良的忠心，并不次于他自己训练的卫士。[20]

赵一荻（1912—2000）

1941年5月，张学良得了急性盲肠炎。由于军统局规定如张学良生病，外科找名医沈克非，内科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思。但是，张学良的病情严重，不能拖延，来不及向重庆军统局请示。刘乙光考虑的结果，只好去找当时的贵州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学良送到贵阳再研究。在吴鼎昌的同意下，先把张学良送到贵阳。然后，又去贵阳医学院找杨静波给张学良动手术，刘乙光先把贵阳中央医院全部包下，然后把张学良从修文接来。杨静波医生给张学良做了40分钟手术，切除阑尾，情况良好，刘乙光等人才放心下来，并打电报向重庆军统局汇报详情。张学良住院期间，除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来探视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张学良生病住院。

张学良病愈后，向刘乙光提出要求，希望在贵阳住一段时间。刘乙光不敢答应，但立刻向戴笠请示。结果，戴笠同意，让张学良迁到贵阳灵山麒麟洞。

由于贵阳较修文情况复杂，张学良在麒麟洞休养期间，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陕、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阳缉私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常来陪同张学良打扑克或其他娱乐活动。[21]

因麒麟洞离市区太近，当时自然有人知道张学良居住在此。于是，1942年2月军统局又指示张学良迁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刘育乡距离开阳县城六七里，张学良在刘育乡养了七八十只鸡。可惜害了鸡瘟，一夜之间全死了。

1944年初冬，日本军队曾窜扰贵州黔南一带，使贵阳一日数惊。因此，张学良又奉命迁往贵州桐梓。桐梓在抗战时期，是重庆的外围要地。在桐梓县的南门外，有一个天门洞，原是个偏僻的地方。抗战时兵工署四十一兵工厂和海军学校都建在这里。在这个村里，有一个湖，人称小西湖。张学良的房屋便建筑在湖边。张学良有时在湖边钓鱼或是泛舟湖上，有时也到附近山上打猎。

1945年春，国民党东北籍中央委员莫德惠来桐梓看望张学良，并代蒋介石送给张一只怀表。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

时间不短了，这块怀表很好……

莫德惠完全理解张学良之心情，也半开玩笑地说：

自有佳期，君莫问！[22]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虽然胜利，国共两党却又分家，内战烽火复起。但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举国抗日的张学良，还被软禁在贵州。人们没有忘记张学良，对于他的不幸，很多人是同情的。各党派人士，尤其是周鲸文所领导的东北文化协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的人士，更努力为张学良的恢复自由而积极奔走。然而，蒋介石由邵力子代表回答说，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他囚禁张学良是爱张学良。[23]

1946年1月，在重庆举办政治协商会议。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鲸文同时更以民主同盟分子的立场，曾向中共代表周恩来及董必武要求，希望中共能在此时为张学良的自由有所主张。当时，周恩来认为在讨论国事问题时，不能为个人的利益如何而发言。但周鲸文提醒周恩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非为了个人利益。后来周恩来在协商会议上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但遭到蒋介石拒绝。[24]

看押张学良的特务队部分成员在贵州桐梓合影。右一为队长刘乙光，右五站立者为副队长熊仲青。

1947年元旦，南京中央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准备程序》，同时也公布了《大赦令》。周鲸文及东北人士，如莫德惠、万福麟等人聚集上海，乘此机会向中央政府请愿，认为张学良已被管束10年，应准予恢复他的自由。但《大赦令》中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字。

其实，在1946年11月，张学良就已奉命被遣送到台湾了。据说，他在台北市区兜了一圈，才知道自己已经到台湾了。张学良等人在草山住了一夜便去了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现在改名叫“清泉”。住的地方原是日治时代的警察招待所，一排日本式平房，室内设备虽不华丽，但是优雅清洁。屋外有一个大花园，园内有山有水，另有一个网球场。

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居住时，除了读书外，每天可以看到台北《新生报》和隔日送来的上海《大公报》以及南京《中央日报》。1947年2月28日，台湾各地居民为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发生暴动，即“二二八事变”。张学良等人在山上，同外界失去联系。电话线被切断了，看不到报纸，也买不到食物，在山上吃了五天山芋。事变发生后，第九天，山下的军队才前来联络。

这一年5月20日，莫德惠奉准又去探视张学良。这次他们的谈话话题集中于历史。这时的张学良想到大学教明史，又想到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研究所当研究员，甚至于幻想能有机会仿效朱熹和王阳明。张学良对莫德惠表示他读历史所获得的启示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人，是学术上最渊博的人。他更认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他对于当时治明史的几位学者如翦伯赞、王崇武的著作，都极欣赏和敬佩。

他送莫德惠一首五言绝句，诗曰：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25]

1947年10月，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奉命前往台湾陪住数月。临别前张学良赠诗一首留作纪念：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张学良在台湾清泉。

同月，张治中携家人到台湾度假。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辑是张治中的学生。在张治中的要求下，彭孟辑勉强允许张治中去拜访幽居在新竹县井上温泉的张学良。这是张学良被监禁以来，张治中第三次来访。张学良闻讯张治中带着家属要来看望他，非常高兴。张学良自迁来台湾之后，很少有朋友来看望他。张治中还未来到，张学良便在大门口等候许久了。两位老朋友久别重逢无比兴奋。赵四小姐和刘乙光陪同张治中家属去游玩，房子里面只剩下了他们两位老朋友，谈得非常痛快。张学良倾诉了希望恢复自由的心情。张治中安慰他说一旦国共两党和谈成功，便是他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并且托张治中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两点要求。

第一点，希望早一点恢复自由。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介石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他除了要求恢复自由以外，没有别的要求，也不一定要工作，蒋介石可以先考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

他谈到第二个请求时，声音很小，唯恐刘乙光听见。因为刘乙光带着妻子和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孩子吵闹，使他感到既不方便，又不安静。他希望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清静。

张治中答应了他的请托，并保证一定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转达。张学良和张治中吃了午饭，又谈到下午4时，才依依不舍地分别。临别时，张学良写诗一首，以志相会。

总府远来义气深，

山居何敢动嘉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

惟有清茗对此心。[26]

张治中走时，张学良送到汽车旁，并紧紧握住张治中的手不放，一再感谢他的探访，张治中夫妇热泪盈眶。

见到蒋介石后，张治中即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蒋介石听后很不高兴，对张学良的请求不置一词，用旁的话支吾过去。张治中又向蒋夫人宋美龄传达了张学良的话，蒋夫人说：

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他的第一点要求不容易做到，第二点我想办法一定做到。

蒋介石对张治中看望张学良一事非常不满，曾下手谕以后非经他亲自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

张治中来台湾探望张学良（左）时留影。

1948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代理总统。李宗仁上任后，立刻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达释放张学良的命令，给张群也拍了电报，要求释放张学良，同时还派程思远作为代理总统代表专程去台湾找陈诚商量释放张学良一事。结果，都以囚禁张学良一向归军统局保密管理，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别人无权过问为由，而予以拒绝。

1949年底，张学良辗转接到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萧承恩由东京寄来的一本书的原稿，这本书名为《孤岛野火》，副题是“中日战争秘录”。内容则是作者萧承恩参加抗日期间的对日情报工作的一些机密故事，和作者的一些爱国朋友在江南组织抗日游击队的英勇经历，同时更透过他战时孤行大后方的报告文学，对于后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糜乱，做了一些毫不留情的揭露。

萧承恩和张学良原是旧识。张学良接到原稿后，给他回了一封信，并表示以此信为序。

萧承恩用这封信做了他的书的序言，但把张学良三个字则代以×××隐蔽起来。尽管如此，这本书在东京出版时发生了问题。当时的中国驻日军军事代表团通过盟军总部的干涉，勒令《每日新闻》停载该书的日文译稿，查封英译原版，并查禁了中文版。

这件事自然多多少少要影响到张学良的囚禁生活。

也就在这一期间，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失利。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败退到台湾，蒋介石由辞职到复职。张学良又奉命迁到台北近郊草山。

张学良来台初期曾想到台大开课教授明史，结果没有获准。因此，他便转而致力神学研究，并且很有心得，常在某地传教，但从未表明他的身世。[27]

1949年国民政府迁居台湾后，因戴笠已经去世，当时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部主任，“管束”张学良的工作由蒋经国接替。

蒋经国接下“管束”张学良的工作后，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仍像过去一样充分地满足张学良的需要，而且在照顾张学良的精神生活方面有突出的做法。

出于他们都有一位做元首的父亲，经历和背景也很相似，同时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为人很欣赏，而且“西安事变”的结果是促成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主管看管张学良的工作后，就决心要和张学良交朋友。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以前，不论工作多么忙，总是经常抽空去看望张学良或是约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到他的官邸小聚，并且要求他们的共同朋友作陪，尤其是陪伴张学良多年的一位立法委员王新衡。

大约在1954年，蒋介石约张学良见面。由圈内人透出来的消息是，蒋介石似乎对张学良说了要他再忍耐些时，国家还有需要他的时候之类的话。由于这一番鼓励，张学良又有了生机。这时期，他便埋头开始写了“20万字的检讨报告”。不幸，当他的报告写完后，他的右眼患了白内障，渐渐有些失明了。同时，比他目疾更令他灰心失望的是，他的报告送出去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28]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1961年9月，张学良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当局准他自己出钱在台北市附近的北投盖了一栋房子，这栋房子是两层小楼，位于北投复兴岗70号。[29]

新居落成时，蒋经国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张学良自己也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轿车。这时，他可以自由进城去访问老友莫德惠、张群以及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了。张学良在台北有许多亲属，如张作霖五姨太寿夫人及六姨太马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张学森、张闾瑛、张怀敏等人。张学良偶尔去看看他的家人，但这些人并不常去看他。[30]

蒋经国（左）、张学良（中）和王新衡在一起。

当张学良迁入北投新居的第四天，一位出乎他意料的朋友，原东北大学秘书长，自1945年以来一直为他的自由而奔走运动的周鲸文突然来访。

1961年8月，周鲸文应台北国民政府之邀请出席阳明山座谈会，他向台北当局提出要求，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学良。[31]

他们二人阔别25年，见面时百感交集，有上千万的话题。他们谈了五六个小时，因为当时台风袭击台北，电线被台风吹断。事后，周鲸文又连去看了他三次。最后一次由深夜谈到清晨2时，张学良的谈兴极浓，豪放、豁达依若当年。但是，这时的张学良对明史的研究已成过去，现在他对基督教发生了兴趣。他常做礼拜，对基督教的信仰极笃诚。他和赵四小姐每餐前必做虔敬的祷告。周鲸文体会到，假若读明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基督教更使他人生得“达”。他曾自省地述及他的少年时代的不合理生活。他回忆讲武堂毕业后，年仅二十几岁就当团长统兵握权，其实所学所知，最多是一方面的，怎能应付复杂的问题呢？因此，他觉得如果这25年他过的仍是任意独行的生活，很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也可能因之牺牲了性命。他信奉基督教后，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32]

在同周鲸文的谈话中，张学良是以崇拜上帝的虔诚代替了十几年前对学术权威的服膺的热情，说明张学良的思想境界摆脱开人事了。

张学良信奉基督教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董显光，另一个是曾约农。在这两个人的伴读之下，张学良皈依了耶稣，也学好了英文。张学良的英文不仅能说，也能写，他曾用英文写了阐述基督教义的书，用笔名出版。

1962年，美国白雪溜冰团第二次来台公演。有一天，蒋经国派人去买票，在座位表上选了连号四张，又在这四个座号的前后左右买了“插花式”不相连的门票七八张。晚上，蒋经国同三位贵宾同来观看表演，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和蒋经国一起来的人是什么人。但泄露秘密的，竟是负责保密的安全人员。其中一个头目把场内负责人找去说，今天是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看表演，要求场地负责人要留意一些，第一不能随意告诉人，第二更不可让新闻记者知道，第三如果背闪光灯照相的记者走进这一区域，应立即知会安全人员。因此，在场的场务主任、票务主任才知道和蒋经国一起来的，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而且同时也因此知道今天所买四张连号票以外，又买了“插花式”不相连号门票的，是供安全人员坐的。

过了两三天后，原来的安全人员又来买票，并和前一次一样。由于他们已和场地人员相熟，便坦率地说张学良还想再看一次，蒋经国只好再陪一次。

蒋经国当时的工作十分繁忙，在短短两三天内，能够抽空连续陪张学良两次去观赏白雪溜冰团表演，可看出蒋经国对张学良的感情之深。否则，蒋经国陪张学良已经看过一次溜冰表演，即使张学良想去再看，由其他人员陪同也符合常理，用不着亲自出马。

不过张学良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当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以后，张学良深知蒋经国日理万机，很难有空，就坚决请蒋经国以工作为重，而减少彼此间的往来。同时表示，蒋经国如不接受此项意见，他将考虑拒绝蒋经国过分频繁的邀请。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两人的来往减少了。[33]

已经一同走过了36年，为了一同进教堂，在赵一荻的一再要求下，举行了结婚典礼，留下了这张迟来的结婚照。

由于张学良和于凤至没有离婚，张学良一直没有和赵四小姐正式结婚。信奉基督教后，因教会不允许基督徒有两位妻子，张学良必须在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之间做选择。因此，到1964年，经过亲友的疏解，在美国的于凤至，也被赵四小姐的坚贞爱情所感动，应允离婚，结束了她和张学良的婚姻关系。同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和53岁的赵四小姐，经过30多年的相爱，过了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次简单而庄重的仪式中，正式结为合法夫妇。婚礼是在台北市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举行，由陈维屏牧师证婚，蒋夫人宋美龄是少数观礼的贵宾之一。[34]

1966年7月初，周鲸文又去拜访他一次，这时，张学良正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且正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精神更集中于宗教了。

不过，1971年周鲸文又来台北开会，因联络上的失败，竟久未获得反应。打电话时，那边的回答说张学良不愿意见他。[35]后来周鲸文按地址自己去叩张学良的门，这次却被警察人员所挡驾。据说张先生旅行去了。[36]

虽然蒋介石在1959年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尽管名义上张学良重获自由，实际上仍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且对张学良的消息一直严密封锁。由于自70年代以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渐渐引起在美国的历史学者注意和研究。因此，1979年中秋节，张学良出席蒋经国的赏月晚会才陆续被报道出来。

张学良爱好书画，早在1931年，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曾专门拜访张大千，并且交上了朋友。1935年，张大千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送给他。1961年以后，已被解除了禁戒的张学良在台北遇见了从美国回台探亲的张大千，分别几十年，两位老朋友见面自有一番感慨。张大千返美前，张学良将他两人30多年前在北平暗中争购的一幅新罗山人的《红梅图》，送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由美国回台定居，住在台北外双溪摩耶精舍，两人相见的次数日益增多。后来，在张大千的提议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监视张学良的特务），每月在摩耶精舍聚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去世。张群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张学良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对老朋友的逝世，张学良十分悲痛。10月2日“团团会”恢复每月聚聚餐。餐后，走访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在张大千长眠之地前默祷数分钟。[37]

张大千《庐山图》开笔。左起：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张学良、徐雯波（张大千夫人）。

漫长的幽居岁月中，张学良孤傲的性格被煎熬得逐渐平和，健壮的身体也日渐衰弱。

来台后的张学良，心向上帝，经常在士林教堂传教、证道。日常生活也颇为简单，平时和看管他的人同吃大锅饭，偶尔由赵一荻女士下厨房，做点小锅菜。有时，他高大的身影也会出现在天厨、国宾西餐部、红花餐厅内。近年来，因身体状况不佳，很少下山，连星期日去教堂做礼拜的事也不得不终止，改由周联华牧师到郊外复兴岗居处共同读《圣经》。打网球的习惯也取消了。

张学良在幽居中爱上了养兰。他说：

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

张学良认为养兰是一种享受。为了养兰，他买了不少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家中共养200多盆兰花。[38]

近来，张学良身体日趋欠佳，经常奔波于复兴岗与荣总医院之间。他的心肺功能不好，前些年曾由荣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为他在胸前锁骨下，安装一个小型打火机式的人工心律调整器。心脏跳动过缓时，调整器会随时释放微量电流刺激心脏跳动，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除了患有轻微心脏病外，右眼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今日张学良，背脊微驼，两耳重听，点点老人斑浅浮面部，头发脱落。身体欠佳，步履艰难，垂垂老矣，固然为人生之痛苦，对张学良来说，更大的痛苦则是故人渐凋零，熟知者寥若晨星，历史恩怨至今未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于午后故去。次日，张学良获准来到荣总怀远堂吊祭。这位曾经扭转过世界历史的风云人物步入灵堂时，极少有人知晓是何许人光临。

台湾《自立早报》曾载文：

他的到来，并未惊动新闻界，……年轻记者不识此老。

张学良是老了，步入灵堂后，脸上神情哀伤凝重，他在经国先生灵前深深鞠躬。就在这弯腰顿首间，多多少少纠缠的历史恩怨，从此云淡风轻，留存少帅心中默默蒸发。至于后人如何公道臧否这段近代史账目，则有待史学家费心。[39]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长期幽居山野，与世隔绝，由翩翩少帅，熬成白发老翁。51年了，在囚禁中度过了他的“不惑”之年，“耳顺”之年，“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现已是88岁的老人了。这50多年中，“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多数作古，张学良备受瞩目，成为政界、史学界、新闻界人士眼中的神秘人物。多少政治同僚想为他翻案，却难以与他谋面；多少史学家欲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为其立传，终难遂愿；多少干练记者想探知历史陈迹中的是非恩怨和今日之现状，尽成泡影。半个世纪过去，神秘的人物依然神秘，历史的悬案依旧未解。张学良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对中华民族的命运究竟有何影响？这一千秋是非功过本该早有定论。然而，由于国共两党至今未能和解，个人恩怨亦长期纠缠不清，致使张学良的真面目始终半揭半露，功耶罪耶，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但是，昔日“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深解其中奥秘。多年来，她对少帅张学良的遭遇感叹不已，常常私下表示：“我们对不起张学良。”一句“对不起”，道出了这一千古冤案的真情，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多少不便明言的由衷也尽在此言中了。

注释

[1]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6—227页。

[2]李毓沐：《戢翼翘访问记》，台北，1985年。

[3]夏明曦：《张学良在奉化》，美国《中报》，1985年12月13日。

[4]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香港春秋出版社。

[5]《辽宁文史资料》。

[6]《辽宁文史资料》。

[7]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台北，1987年。

[8]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台北，第252页。“西安事变”后，由苏联归国的蒋经国也被他的父亲蒋介石安排在溪口闭门读书。为避免与外界接触而分神，特别派人跟随蒋经国，因而蒋经国的行动也等于受到了“管束”。当时蒋经国偶尔出门到汉口街上，身边也随四名军统特务队的人。因此，蒋经国在汉口街上有时就会和张学良擦身而过，不期而遇。只不过双方都不知道是什么人，而没有打招呼。见李迅：《蒋经国与张学良》，《蒋经国是张学良的仇敌还是朋友？》，美国《中报》，1984年11月6日，星期一，第5版。

[9]辽宁文史资料委员会前引书，第237—238页。高山流前引书，第33—36页。

[10]高山流前引书，第26页。

[11]高山流前引书，第35—38页。

[12]高山流前引书，第238—239页。

[13]高山流前引书，第45页。

[14]高山流前引书，第66—69页。

[15]高山流前引书，第66—69页。另见辽宁文史资料委员会前引书，第243页。邹云峰：《张学良被囚苏仙岭》，美国《中报》，1985年12月13日，星期五，第21页。

[16]高山流前引书，第88—97页。

[17]政协沈阳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1986年，第21页。

[18]高山流前引书，第120—121页。另见《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198页。

[19]高山流前引书，第116—118页。

[20]高山流前引书，第117页。

[21]《沈阳文史资料》，第17辑，第248—249页。

[22]《沈阳文史资料》，第17辑，第205页。

[23]萃学社编集：《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铺平通路的西安事变与张学良》，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

[24]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1985年，第316页。

[25]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1985年，第316页。

[26]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1985年，第316页。

[27]萧承恩：《孤岛野火》，东京，1950年。

[28]《世界日报》，美国，旧金山，1985年8月11日。

[29]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1985年，第321页。

[30]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1985年，第320页。

[31]1978年9月，作者在旧金山亲自采访周鲸文所得。

[32]1978年9月，作者在旧金山亲自采访周鲸文所得。

[33]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史》，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年，第417—418页。

[34]张学良14岁时奉父亲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婚。大约1926年前后，在天津认识了在北洋政府做官的赵庆华的四女儿赵绮露（又名赵一荻），两人产生爱情。于1928年秋天，在沈阳北陵同居。因张学良同于凤至已结婚多年，并且生有子女，为了家庭和睦，张学良提出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侍从小姐，于是赵绮露便有了“秘书A”和“赵四小姐”之称呼。

[35]访问周鲸文先生。

[36]访问周鲸文先生。

[37]赴台北采访张学良旧友所获。

[38]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台北，1987年。

[39]《自立早报》，台北，1988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