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的苦乐

打工的苦乐

——工厂、公司，车间、流水线，钞票、财富，离开土地的农民所追求的目标，在给他们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带来痛苦。

打工，是近三十年里最热门、最流行、最时髦的词。它搅动了整个中国大地，带动了广大农村，牵涉到亿万家庭，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推手，是农村走向富裕的天桥，是民众实现梦想的航道。

43岁的李冬香（化名），谷村下节人，高中毕业，1991年前往广东打工，是谷村较早去广东打工的人。当时，托了亲戚的亲戚的关系，比较顺利地进入了深圳市布吉镇的一家电子厂，被主管安排在流水线上工作。她说：“那段时间真是累啊，又疲劳，经常打瞌睡，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连中午吃饭的时间都非常短，上个厕所都要抢，慢了就可能迟到。说是计件工资，做多少事得多少钱，但工作时间规定得死，不到时间不开门，你想出去也出去不了。违反了规定就要扣钱，请假多了也要扣钱。好不容易才进了厂子，辛辛苦苦做了事，到头来要扣工钱，心里头又害怕又不甘心，只有拼命做、拼命做！要是现在还这样，肯定吃不消。”问她当时做工烦不烦，她说：“烦啊，当然烦，天天做同样的事情，天天重复同一个动作，自然烦啊。可烦也没有办法，流水线，产品传到了自己手上，不做也得做。想想，这样做下去能挣钱，也就没有什么，做久了也就麻木了，习惯了就好了。”当问及她那个时候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时，她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当然是发工资的时候。一般发了工资就会放假。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都掉眼泪了。后来想想，我怎么这样不争气呢，挣了点钱就流眼泪？发完工资，老板宣布放假一天，大家真是高兴啊，发疯一样跳起来，一窝蜂样上了街。想想也好笑，我到街上转了一圈，什么都没买，就买了一把梳子，就是那种比较洋气的梳头发的梳子。”

打工的日子是辛苦的，但挣了钱又是高兴的，工作过程当中感情却是麻木的，这是打工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像李冬香这样进入沿海地区工厂打工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感受。他们为着自己心中的致富梦想，不惜投入自己勤恳的劳动、辛勤的汗水。(www.guayunfan.com)李冬香到深圳打工的第一年，先后给父母寄回来五百元钱。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微不足道，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国家公职人员月工资的五倍。年底回家过年时，她又交给父母五百元。父母向别人说起她带回家这么多钱时，脸上充满了自豪与喜悦，而邻居却是一脸的羡慕与嫉妒。于是，在邻居和村民眼中，李冬香拥有了财神爷一般的光彩，有想去广东打工的姐妹就来找她，央求她带她们去广东打工。

打工大潮席卷全国的时候，打工者的去向已不仅仅是工厂，而是广泛地遍及装修、建筑、运输、餐饮、销售、技术、艺术等多个领域。谷村外出打工的女性基本是进厂，男性则多在其他行业，他们大多身怀手艺，诸如木匠、泥水匠、篾匠、油漆匠等，进入装修行业的最多。

谷村街上的李达岫（化名），曾先后在深圳、厦门等城市开过出租车，后来改行从事过油漆行业，先后在南昌、九江、武汉、长沙等地打过工。

长期的打工经历，磨炼了不少人，许多打工者在打工生涯中发现了机会，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自主创业成功的人士，在谷村有很突出的例子，李亮光就是一个。凭着一把斧头起家，在装修行业里打拼多年。后来转行到建筑行业，逐渐做大，再后来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现在又进入了土地整理、抬田工程的行列。

在谷村为人称道的，当属在深圳宝安的李林生，下老屋村人，从事表带行业，投资兴办了自己的“宝西乡手表带厂”，从几十个员工做大到一两百员工，去年投资五百多万元，扩建了一座新厂，规模进一步扩大。村干部们推测，他目前拥有的资产起码在三千万元以上，家中拥有几部名车如奔驰、宝马，还在深圳购有三四套房产。他回村所引起的羡艳，总是给村民留下无尽的话题，以及与外人提起时的宗族自豪感。

谷村在外打工的成功人士还有：太园村的李木华，从事建筑行业，年收入几十万元；李建军，深圳立信集团销售经理，年收入八十至一百万元。下老屋的李三根，投资兴办深圳市模岗镇手表带加工厂，年收入至少在十万元以上；李成斐，南昌莲塘镇电脑绣花厂，与人合伙，年收入也有十万元左右。老屋村的李旭根，北方工业大学毕业，与人合伙投资开办浙江宁波制衣厂，任总经理，年薪至少以十万元计，还未计算分红。

他们的成功，为谷村打工群体赢得了荣誉，也为后续的打工人群提供了现实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