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_中国儒学导论

《春秋公羊传》_中国儒学导论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是“公羊子，齐人”作“《公羊传》十一卷”。

公羊学的创始人公羊高为子夏弟子，“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与其弟子齐人胡母生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3]。自公羊高后，公羊氏父子五代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写定成书。

公羊学的第一位大师为董仲舒，其“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www.guayunfan.com)仲舒对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磗，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之与美玉也。”

董仲舒三次“对策”都因以己意解《公羊》之义而见重。从而说汉武帝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的形式即“尊经”，其重要表现即公孙弘以儒术而得为丞相、封平津侯。而“尊经”之中又“独尊《公羊》”，从此使社会的“记忆”为“历史哲学”，再以“历史哲学”为意识形态——这是“农业文明”中的一种必然。《春秋公羊传》_中国儒学导论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是“公羊子，齐人”作“《公羊传》十一卷”。

公羊学的创始人公羊高为子夏弟子，“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与其弟子齐人胡母生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谶”[3]。自公羊高后，公羊氏父子五代口耳相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写定成书。

公羊学的第一位大师为董仲舒，其“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载：

（汉）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www.guayunfan.com)仲舒对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磗，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之与美玉也。”

董仲舒三次“对策”都因以己意解《公羊》之义而见重。从而说汉武帝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取的形式即“尊经”，其重要表现即公孙弘以儒术而得为丞相、封平津侯。而“尊经”之中又“独尊《公羊》”，从此使社会的“记忆”为“历史哲学”，再以“历史哲学”为意识形态——这是“农业文明”中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