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话人”与“替罪羊”_

“传话人”与“替罪羊”__徐懋庸夹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

“传话人”与“替罪羊”——徐懋庸夹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

徐懋庸（1910—1977），杂文家、文学翻译家。原名徐茂荣，笔名高平、致力、力生、慕蓉等。浙江上虞人。早年曾任小学教员，1926年参加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虞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当干事，编辑《南针报》。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入劳动大学半工半读。1930年学习结束后，去浙江临海教书，并从事文学翻译。1933年到上海，次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左联工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主编《华北文化》。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第三分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生平著译甚多。所作杂文涉及面广，知识丰富，揭露时弊尖锐泼辣，讽刺错误严肃热烈。

鲁迅曾热忱地称赞过徐懋庸，并为他的《打杂集》作序，对他的杂文给予很高的评价。鲁迅也曾不留情地批评过徐懋庸，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对徐懋庸写给他的信逐一进行批驳。

由于鲁迅的称赞，不少人把徐懋庸看成是鲁迅的弟子。因此，鲁迅与徐懋庸的“闹翻”为一些人所幸灾乐祸。比如，杨光政在《鲁迅及其流派》一文中说：“……有意模仿鲁迅作风而比较似的，可指者惟有专做骂人文章的杂文家徐懋庸……”又说，徐懋庸“因为争取‘国防文学’的口号问题，与鲁迅翻了脸，两相对骂一通，与向培良一样，被鲁党踢出门外”。其实，在我看来，徐懋庸和鲁迅的矛盾是有的，但是，第一，这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个口号”问题引起的，换一句话说，是由于鲁迅与周扬他们的矛盾引起的；第二，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也不完全是针对徐懋庸的，他骂徐懋庸有骂他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通过他骂周扬一伙。与其说是针对徐懋庸的，不如说是针对周扬他们的，至少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四条汉子”的。鲁迅将徐懋庸绑在“国防文学”上一起批了。

那么，徐懋庸在鲁迅和周扬们的“左联”之间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以为，不论徐懋庸本人自觉与否，他实际上是鲁迅和周扬们之间的通讯员了。徐懋庸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周扬之所以看重他，也就在于他和鲁迅的关系不错，说得来话。(www.guayunfan.com)周扬们尊鲁迅为“左联”盟主，但却与鲁迅说不上话，与鲁迅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很多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是撇开鲁迅的。那么，鲁迅在“左联”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说穿了，是他们利用和借重的工具。周扬们是不是把鲁迅当作自己的同志？我觉得，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把鲁迅当作“统战”的对象。这就是他们与鲁迅搞不好关系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他们需要一个人在鲁迅和“左联”之间充当“传话人”，所以周扬才重用了徐懋庸这样当时还不是党员的人，在“左联”充任要职。

为了完整地梳理清楚鲁迅与徐懋庸的关系，对他们交往的历史做一下回顾，也许不是多余的。

1934年1月6日，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十来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周木斋、林语堂……还有徐懋庸。这是徐懋庸第一次同鲁迅见面。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后，就对鲁迅说：“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说罢，大家都笑了起来。无疑，这条带有笔记色彩的逸闻，给徐懋庸带来了声名，也使得徐懋庸在文学史上与鲁迅联系在了一起。

任白戈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鲁迅、徐懋庸之间的交情是深厚的。他说：

懋庸很崇敬鲁迅，以鲁迅为师，鲁迅对他很爱护，很器重，并且用心培养。当懋庸开始编《新语林》的时候，鲁迅劝他不要当编辑，以便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及至徐当了编辑以后，鲁迅又大力支持，并对他多所指教。鲁迅对懋庸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这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这显然是对懋庸的一种赞许。

鲁迅对懋庸的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当他知道懋庸正患着消化不良时，亲自到药房买过一瓶蓖麻子油送他，说：“服了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物，没有副作用的。”甚至他的孩子病了，鲁迅都曾亲自给开药方。[1]

可以看出，鲁迅不仅在创作上给徐懋庸帮助和指导，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徐懋庸。这说明，他们已不只是文坛上的同仁，而且是朋友；这还可以看出，鲁迅的心地是多么单纯，他是一个善良的老头儿。

鲁迅和徐懋庸的矛盾，最主要的就在于“左联”解散问题和“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说：“总而言之，直到‘左联’解散的问题发生为止，我同鲁迅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他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对他是由衷地敬爱的。我的前妻刘蕴文，有一次同我发生口角，她认为我很错误，说：‘我要写信到鲁迅先生那里告你一状。’由此可见，她也相信鲁迅是真理所在，而且也知道我是敬服鲁迅的。至于我虽不才，但鲁迅说我对于上海文坛的鬼蜮们，‘决非其敌，一定要上当的’，倒也是真话，不但当时如此，即后来的几十年，也还是如此！”[2]应该说，他的叙说是符合事实的。

我在本文的开头就指出，徐懋庸是“左联”与鲁迅之间的“传话人”。徐懋庸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他的“传话”经过。他说，关于“左联”解散问题，他第一次找鲁迅谈事，鲁迅的答复是：

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徐懋庸说：“我当时是同意这意见的，但并没有领会其深刻的意义。”不久，“左联”常委会开会了。代表“文总”来出席“指导”的却不是周扬，而是与徐懋庸第一次见面的胡乔木。徐懋庸在会上传达了鲁迅的意见，并表示了自己同意鲁迅的态度。于是胡乔木做了长篇发言，主要的意思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徐懋庸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听了胡乔木的“第二党”的说法，他觉得倒也是个问题，“但关于宗派主义，我认为‘左联’不存在，统一战线组织中还是可以产生宗派的，‘左联’本身之有周扬派和胡风派，即是一例”。但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左联”解散。胡乔木看到徐懋庸对鲁迅的意见还有点儿留恋，在会后又同他长谈，打通他的思想，徐懋庸说，“打通了我，就要我去打通鲁迅”。

于是，徐懋庸第二次去见鲁迅，把会议的决议和胡乔木的一套道理向他汇报。鲁迅听了以后表示：

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的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徐懋庸又把意见带回给周扬，周扬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文总”讨论一下再说。但是，过了几天，周扬对徐懋庸说：“文总”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于是徐懋庸第三次为这事去见鲁迅，这次鲁迅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然而，又过几天，周扬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组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成立，国民党就会把救国会看作“文总”的替身，这对救国会不利。

于是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此事，鲁迅听了，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觉得很窘，别的话也无从谈起了，就告辞而回。

我不能说胡乔木、周扬他们有什么错，他们是职业革命家，一切讲策略讲方法，按革命的操作程序操作，他们的决定对共产党有利，对革命有利。至于鲁迅，本来就只是他们手上舞来舞去的大旗，现在，这面旗要暂时收起来了，所以鲁迅的意见在这种时候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也真为鲁迅悲哀，没用的时候，是他们攻击的“二重反革命”，一时可以用一用了，就一定要把鲁迅摆在“左联”盟主的宝座上，“左联”解散了，现在鲁迅干什么呢？鲁迅也只好“下岗”了。

鲁迅太过呆气，太过用心，周扬他们对于“左联”就像一件用过的汗衫给扔了一样，而鲁迅却还在那里对于“左联”的“解散”和“溃散”的界限“分得极严格”。鲁迅不愿意看到他付出许多心血的“左联”的“溃散”。它的结局是怎样的呢？鲁迅也不知其所终了。1936年4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采访鲁迅，山本问起“左联”，鲁迅答：“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鲁迅答山本等人的说法，当时使徐懋庸感到他不顾事实，所以于5月2日写了一封信指责鲁迅。徐懋庸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的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鲁迅即于下午复信，他说：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徐懋庸说：“看这信就十分明白了，他的意思，第一，解散而不发表宣言，就是‘无下文’；第二，解散而不发表宣言，……就是‘溃散’，也就是投降。”

这封信末了，鲁迅还说：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从口气上看，充满着决绝，这是一封绝交信。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给徐懋庸的最后一信——除了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章不算外。这不仅是鲁迅和徐懋庸“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也是鲁迅与周扬他们“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徐懋庸说：

我素知鲁迅先生的脾气，当他认为一个人可以交的时候，他的关心爱护是无微不至的，而当他憎恶一个人的时候，就拒之于千里之外，决不留情的。我知道他对我已经失去信任，认为我是周扬的人，交谊至少暂时是不能恢复了。我自然非常沉痛，但对他的革命性，他的文章、道德，丝毫没有怀疑，也无怨怼之心。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政策路线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所以，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我经过反复考虑，在当时的争论中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虽然我对周扬的作风有些方面也是不满意的。又因为周扬他们的经常议论，以及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以为胡风不是好人，鲁迅是受了胡风的蒙蔽，“浮云蔽白日”，一时也是难免的。[3]

周扬是党员，而鲁迅不是，在“党”和鲁迅之间，徐懋庸当时虽然还不是党员，但还是选择了“党”，选择了周扬。在“两个口号”和“左联”解散问题上，徐懋庸自己的是非判断到哪里去了呢？由此看来，鲁迅在徐懋庸心目中的所谓魅力，也是十分有限的。

徐懋庸年轻气盛，他沉不住气，也许也依恃着鲁迅曾经有过的对他的几分厚爱，于是，他打上门，写信“声讨”鲁迅了。在那封著名的被鲁迅收进《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中，他对鲁迅说了以下这些内容的话。

徐懋庸认为，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总之，鲁迅没有察人之明，被胡风他们利用作“极端的宗派运动”，“助长着恶劣的倾向”。在徐懋庸看来，周扬他们是“革命派”，你不服从他们的，又另提什么口号，你是注定的“宗派”了。

徐懋庸以他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来给鲁迅上课，换言之，来开导鲁迅。他说：“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徐懋庸的话倒是直截了当的——鲁迅不懂党的政策，所以鲁迅你错了。

接着，徐懋庸对一些人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集合在鲁迅左右的“战友”，自然也未必个个都是好的。他说，“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徐懋庸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鲁迅被巴金、黄源这一类小人包围了，被利用了？

在这封信中，徐懋庸还帮鲁迅找“错误”的“根由”，认为是“不看事而只看人”，而“看人又看得不准”。

通观全信，措辞之激烈，口气之狂妄，可以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鲁迅一生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第二个如此教训鲁迅的人吗？也许，这时徐懋庸自认为是周扬的代言人，因而也是“党”的代言人了，他是以“党”的名义来教训鲁迅的。若非如此，他怎么会这样神志不清呢？

徐懋庸的叫战，让鲁迅回想起了“左联”时期的许多痛苦的记忆，于是，鲁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一著名的公开信。这篇文章题目的一个“并”字是很有余味的，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这样的，答徐懋庸，也一并对解散“左联”及“两个口号”等问题做一了结。这一“并”字，反映了鲁迅的厌烦和厌恶的情绪。

解散“左联”基本上是幕后的纠纷，端到台面上的，是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鲁迅看到“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4]，经与冯雪峰等商议后，由胡风在1936年6月1日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但胡风的文章没有说明新口号与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了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而“国防文学”的倡导者，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不能容忍新口号的提出，他们想用一个口号一统文艺界，所以爆发了论战。

因为胡风似乎不够“权威”，他的文章也有“解释得不清楚”的地方，鲁迅先后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做出阐述。鲁迅认为这个口号比“国防文学”的口号“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同时指出，新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两个口号可以“并存”。

徐懋庸曾经是鲁迅的“弟子”，“弟子”叫骂上门，鲁迅的心情格外沉痛。在他的几封致友人的信中，可见其心情之一斑。1936年9月15日在致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的那篇文章（按：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1936年10月15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

不久，鲁迅去世了。

1936年10月19日正午，徐懋庸得到鲁迅逝世的噩耗，他在昏昏沉沉中跑来跑去，将这消息转告给许多朋友。跑了半天，回家以后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按照徐懋庸的解释，这是说：“我到底是先生的敌人，还是朋友呢？这我只问自己就是了。”）下联是：“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解释说：“先生生前，看到我的好处，坏处，都不吝批评，但现在是‘无言’了，在我这面是不能再受教诲了。”）这似乎很能体现徐懋庸当时那种“成分十分复杂的痛苦”，正如徐懋庸自己所说的，“我在我和鲁迅先生的私人关系上所感觉到的哀痛，总算是寄托在这十六字之中了。”[5]

其实呢，徐懋庸当年对鲁迅并没有这么温柔敦厚，他对鲁迅的公开信，也是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的。他在《还答鲁迅先生》一文中就写道：“……这一回鲁迅先生实在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并说，“倘不辩明几句，倒显得我是‘唾面自干’了。所以，终于决定要还答几句”。[6]

《还答鲁迅先生》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

徐懋庸认为，“这信，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而且是只对鲁迅先生个人负责的一封私信，并不如鲁迅先生所武断那样，是我准备请他发表的‘作品’，更不是什么‘有计划的’‘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鲁迅先生这回完全是‘诬枉’。未得发信人的同意，而公布其私信，藉以引起多人的恶感而相威胁，这种‘恶劣’的‘拳经’的出手，在鲁迅先生好象是第一回。”又说：“这回使我非常惊异的是，……鲁迅先生竟有那样的魄力，把许多不应公开发表的言语公开发表出来。因替胡风辩护而把左联里面的人事尽情揭露，同时也证实了我和左联的关系，这种魄力，是唯鲁迅先生所独有的。”徐懋庸认为，他给鲁迅的是私信，私信被发表了，而又没有征求写信人的意见，这当然让徐懋庸有话可说。

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徐懋庸的申辩，徐懋庸在私下通信中议论了一些人，却被鲁迅公开了，这应该是鲁迅的因激愤而欠考虑，或是考虑不周全。谁不背后说人家，谁不背后被人说呢？有时候私下随便聊天的事，一俟公开，其性质就大不一样了。徐懋庸提到了《两地书》，他说：“上面已经声明过，我写给鲁迅先生的那信，只是一封私信；因为是私信，所以拉扯了许多人，信口雌黄了一通，只是等于私人的闲谈。身非阮嗣宗，‘口不否臧人物’的美德的确缺如，私下褒贬别人的事，是常有的。即如鲁迅先生在私人谈话和私信中，也常用简单的评语，议论他人一样。鲁迅先生公开他和景宋先生的《两地书》时曾把其中的许多人名改掉，声明曰：‘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这一条例，对于我这样的人似乎并不适用。我的私信中拉扯到胡风、巴金、黄源诸位，经鲁迅先生一公开，使诸位知道我在背后作这样的私议，在我是不免有点惶恐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安，因为那些本是我心中所有的话，只是本不打算公开告人的而已。不过我在这里承认：‘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一语实在说得太笼统，这是应该向别的许多并不卑劣的安那其主义者道歉的。”另一方面，徐懋庸既然写了，而且议论的也无非是他对文坛人物的看法，他也应该有勇于正视的勇气。背后有此见解，当面又“今天天气哈哈哈……”，这大约也不是作为杂文家的徐懋庸所应有的性格。

徐懋庸讲的第二点是，他写信给鲁迅，鲁迅怎么会扯上别人呢？他说：“……鲁迅先生的这回的‘糊涂得可观’。‘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极通常的情理。是我写的私信，无论‘恶劣’到怎样，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但是鲁迅先生却要株连诬及我以外的‘他们’。这‘他们’是哪些人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信该叫什么人来共同负责。”这“他们”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无非周扬他们而已。我文章的开头已经说了，徐懋庸是为周扬他们跑腿，又为周扬他们受过。这时，他还不知道问题的性质，还在那里强充好汉，胡扯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之类。可以说，鲁迅对他们的怨气郁积已久，发作于一时，如此而已。

徐懋庸“所惊异的第三点”，实际上是第二点的补充，他说：“鲁迅先生这回‘罗织人罪，戏弄威权’的‘横暴’之甚。我这回的罪名，本来至多不过是‘教训鲁迅罪’，及‘攻击鲁迅的朋友巴金，胡风，黄源罪’罢了。但是，鲁迅先生却把田汉、周起应等的行为，《社会日报》的文字，一起拉扯出来，搁在我的头上，一则曰：什么‘覆车之鬼’‘附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再则曰：‘徐懋庸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好象我和田、周是一系，《社会日报》的文字全是我做的。……鲁迅先生借此来打击我，真是所谓‘含血喷人’！还有呢，我不过说到黄源的‘谄’，鲁迅先生却诬我是攻击《译文》，我不过说跟胡风他们本来可以在同一原则上，邀集有关系方面，评定双方的倾向的曲直、而‘实际解决’文艺界的纠纷，鲁迅先生却诬我是要把胡风他们‘充军’‘杀头’。还有呢，鲁迅先生说我是什么‘奴隶总管’‘倚势’，‘骄横’，‘横暴恣肆’，‘以鸣鞭为唯一业绩’，‘抓到一面旗子，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我的那封私信的寥寥千余言，难道竟包含着这许多罪状么？还有呢，鲁迅先生又怀疑我是‘敌人所派遣’——呜呼，在这样的罪状下面，倒是我该先被鲁迅先生这面‘充军’‘杀头’了！”徐懋庸这里所说，都是鲁迅对周扬他们不满的话，这正可以证明鲁迅是针对“四条汉子”而不仅仅是冲着徐懋庸来的。当时，徐懋庸在气头上，情急失态，对问题缺乏判断能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自然了，不论是否针对徐懋庸，也不论有多少内容是针对徐懋庸的，徐懋庸和鲁迅的关系，毕竟成了鲁迅研究的一个课题，徐懋庸也将因此而不朽。徐懋庸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固然有始，却还没有完结。在当前，报刊上的文章也好，人们的闲谈也好，一提到鲁迅，常要牵涉到我同鲁迅的关系。不仅如此，鲁迅先生的名字和著作全集，一定是会“流芳百世”的，那末，我的名字，也将夹在他的全集中“遗臭万年”。至于我自己，只要分析到自己的思想，就离不了与鲁迅有关的问题，他所给予我的深刻的影响，以及我对这些影响的也有正确、也有错误的反应。这是要我死的时候才停止的。而且在我死后，不仅我的儿女们，下代的青年们也还会碰到我和鲁迅的关系的问题，而且对于他们会发生某些影响。[7]

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也可算“下代的青年们”，今天作着这篇文章，确实又碰到了鲁迅与徐懋庸这一问题了。

1938年5月23日“左右”，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徐懋庸做一长谈，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毛泽东给徐懋庸做了如下的指示：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三、“这个争论，是在政策路线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六、“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8]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结论，即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双方都是革命的，都是正确的。毛泽东的这个谈话，与他对萧三所谈，内容有所不同，我在本书关于“四条汉子”一节有引用毛泽东对萧三的谈话。萧三说：“我告以解散左联是王明的主张，他两次逼我写信回上海……主席这才知道，并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反帝而去掉无产阶级立场，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又笑说‘那就是和“右联”“中联”一道搞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应该相信哪一次谈话呢？好在哪一次内容是准确的，这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要看事实，看谁是谁非，而不是谁说了什么。

概而言之，周扬他们是“元帅”，徐懋庸不过是一个小兵，一个“元帅”与鲁迅之间的通讯员或“传话人”。徐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元帅”们受过。鲁迅的“打”徐懋庸，既是打徐懋庸，更是“打”“四条汉子”。既是“传话人”，当然就代表了捎话者的观点。何满子先生指出：“这场声讨由徐懋庸来出头，不管徐懋庸是受了指派，还是如后来‘指导家’们矢口否认并坚持是徐懋庸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但是徐懋庸事实上代表了‘指导家’一伙的心曲的。”[9]何满子笔下的“指导家”，指的就是“四条汉子”。

【注释】

[1]《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2]《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3]《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4]《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5]徐懋庸：《打杂续集·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6]《徐懋庸研究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7]《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8]《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9]何满子：《远年的蔷薇·试析鲁迅晚年一篇文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