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老舍全集》体现

◎史承钧

经过编者多年努力,《老舍全集》修订版(以下简称“新版《全集》”)终于在2013年1月面世。它多方吸取老舍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意见,在体例、内容和文字上均作了全面的改变和增补订正,使得《老舍全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值得庆贺。

它改变了旧版《全集》在编排上的一些随意性,在体例上严格按老舍生前编订的作品集的原貌,按体裁和时间顺序编排;重复的存目,老舍生前未编集的按时序另行编列。这就更能体现作品问世时的时代气息,也更为符合老舍自己的意图。

它吸收了老舍研究界多年的研究和发现,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和认真的校勘。这既充实了《全集》,又更符合历史面貌,显得更为丰富和扎实。尤其是对老舍的短篇小说,摆脱了仅仅根据《老舍短篇小说选》带来的局限而采用了老舍自己编订的短篇集子,文字也全部按初版订正,恢复了老舍的原汁原味的俗白和生动,令人欣喜。增加了简要的注释,也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这无疑是更全面、更准确、更能显示老舍特点的《老舍全集》。

但它毕竟还只是《全集》的第二版,它仍然需要在读者的批评、质疑、补充、校正中不断完善。为此,我愿意说说自己感到遗憾的地方,请编者和专家、读者指正。

一

首先,我感到仍有部分作品未能严格地按真正的初版加以校订,以至仍有部分遗漏和不通之处。尤其是第一卷。

（一）在《老张的哲学》中，新版《全集》有两处明显的脱漏

1.新版《全集》(一)125页9行“礼多人不怪”后,就脱漏下列文字:英国鬼子给我们总统磕头,把西藏、青海全给了他们有何不可?人家懂得礼教!反之,英国鬼子给我一块钱,又何尝不可以给鬼子们行三跪九叩!……反正我们是礼仪之邦!(商务印书馆1928年4月初版,第228页)

2.新版《全集》(一)175页“第四十一”第1行之下,也脱漏一段:

被鬼子用四十八“生地”的大炮把中国人都轰了,还比凭瞎眼,短耳,没脑子的男女任意繁殖,为民族的自杀,为文明的蚀蠹,较为痛快!不要这么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口限制法!你看见他们乱生殖,看见他们乱杀没有呢?乱生与乱杀不是顶好的调剂法,不是科学的正负相消法?是!对!(同上,第321页)

注:“生地”,英语centimetre(厘米)的音译。

——这两段体现了老舍对于当时所谓“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和愤慨。老舍是坚持批判国民性的作家,其用意和鲁迅相同。同时,它也体现了老舍初期作品中往往借着个别细节议论国事的特点。老舍早年就关心国民素质,也注意到限制人口、计划生育的必要,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虽然现在如果不以全面的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两句有些不合时宜,但它是历史地存在着的,我们无权删改它。

（二）在《赵子曰》中，对初版有一些改动

新版《全集》(一)有许多作“军阀”的地方,初版均作“大兵”或“兵”。这种情况有30多处,不及一一列出,仅举几个例子:

1.新版《全集》(一)第236页:“谁叫他不去当军阀而作校长呢!军阀作错了事也是对,反正我不惹他们拿枪的;校长作对了也是错,也该打,反正打完他没事!”他越想越痛快,越想越有理,觉得他打校长与不敢惹军阀都合于逻辑。

初版作:“谁叫他不去当大兵而作校长呢!大兵作错了事也是对,反正我不惹他们拿枪的;校长作对了也是错,也该打,反正打完他没事!”他越想越痛快,越想越有理,觉得他打校长与不敢惹大兵都合于逻辑。(商务印书馆1928年5月初版,第81页)

2.新版《全集》(一)第248-249页:“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不打军阀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

初版作:“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大兵与学生。大兵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大兵,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大兵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大兵的资格。不打大兵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同上,第104页)

3.新版《全集》(一)第283页:“中国人是最喜爱和平的,可是中国人并不是不打架。爱和平的人们打架是找着比自己软弱的打,这是中国人的特色。军阀们天天打老乡民,学生们动不动便打教员,因为平民与教员好欺负。”

初版作:“中国人是最喜爱和平的,可是中国人并不是不打架。爱和平的人们打架是找着比自己软弱的打,这是中国人的特色。大兵们天天打老乡民,学生们动不动便打教员,因为平民与教员好欺负。”(同上,第168页)

——这里,“大兵”或“兵”应该是当时一种社会用语,改成“军阀”抓住了罪魁,但有时也有说不通之处,因为军阀往往并不出面打学生、杀乡民。

4.初版中也有用到“军阀”之处:如新版《全集》(一)第284页:赵子曰是怕事!是软弱!是头脑不清!他一听兵队两个字,立刻就发颤,虽然嘴里说“打倒军阀!”一个野兽不如的退职军官还不敢碰一碰,还说“打倒军阀!”

初版作:赵子曰是怕事!是软弱!是头脑不清!他一听大兵两个字,立刻就发颤,虽然嘴里说“打倒军阀!”一个野兽不如的退职军官还不敢碰一碰,还说“打倒军阀!”(同上,第170页)

——这里的“大兵”被改为“兵队”,但“军阀”两字是和初版一致的。显然在初版中“大兵”与“军阀”是有区别的,不能互换。

5.新版《全集》(一)《赵子曰》中李景纯提到的救国方案,其中364页的第一个“救民”,初版作“教民”:

《全集》(一),364页:“我常说,救国有两条道,一是救民,一是杀军阀,——是杀!我根本不承认军阀们是‘人’,所以不必讲人道!现在是人民活着还是军阀们活着的问题,和平,人道,只是最好听的文学上的标题,不是真看清社会的有志革命的实话!救民才是人道,那么杀军阀便是救民!军阀就是虎狼,是毒虫,我不能和野兽毒虫讲人道!”

初版作:“我常说,救国有两条道,一是教民,一是杀兵;不是裁兵,是杀!我根本不承认兵们是‘人’,所以不必讲人道!现在是人民活着还是兵们活着的问题,和平,人道,只是最好听的文学上的标题,不是真看清社会的有志革命的实话!救民才是人道,那么杀兵便是救民!兵就是虎狼,兵就是毒虫,我不能和野兽毒虫讲人道!”(第322页)

我相信应是“教民”才确切,因为古籍中就有“圣人教民”之类的记载。李景纯接下去说的一段话也说明他指的是“教民”:

“老莫!老赵!你们好好的去作事,去教导人民,你们的工作比我的难,比我的效果大!我只是舍了命,你们是要含着泪像守节受苦往起抚养幼子一样困难!”

在他认定的救国的两条路中,他选择了“杀兵”,而要同学莫大年与赵子曰去“教民”。

否则,便是将目的当成手段了。

6.此外,《全集》也有将初版的“英国”改为“外国”和“帝国主义”的情况。

如:《全集》(一)第283页:“外国的中学生会骑马,打枪,放炮。外国的卖青菜的小贩,也会在战场上有条有理的打一气。所以外国能欺负中国。中国的学生把军事训练叫作‘奴隶的养成’,可是中国学生天天喊‘打倒帝国主义!’设若这么一喊就真把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早瓦解冰消了!不幸,帝国主义的大炮与个个人都会打枪的国民,还不是一喊就能吓退的!”

初版作:“英国的中学生会骑马,打枪,放炮。英国的卖青菜的小贩,也会在战场上有条有理的打一气。所以英国能欺负中国。中国的学生把军事训练叫作‘奴隶的养成’,可是中国学生天天喊‘打倒英国!’设若这么一喊就真把英国打倒,英国早瓦解冰消了!不幸,英国的大炮与个个人都会打枪的国民,还不是一喊就能吓退的!(第169页)

再如《全集》(一)第248页:“军阀不会倒,除非学生们能领着人民真刀真枪的干!军阀倒了,洋人也就把大炮往后拉了!”

初版作:“军阀不会倒,除非学生们能领着人民真刀真枪的干!军阀倒了,英国老鬼也就把大炮往后拉了!”

——这里前一段3个“英国”被改为“外国”,后面4个“英国”被改为“帝国主义”了。后一段将“英国老鬼”改为洋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视英国为主要敌人,把“美帝国主义”作为死敌是后来的事。

(以上初版的引文这次笔者都重新核对并和初载的《小说月报》进行过比较,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三）在《四世同堂》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1.新版《全集》(四)第496页:“七七一周年,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他的眼亮起来。他对国事的推测与希望,看起来,并不是他个人的成见,而是全中国的希望与要求。”

初版作:七七一周年,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他的眼亮起来。他觉得一夏天的苦闷完全跑到九霄云外。中国还是中国,还有个伟大的声音向全国全世界说出宁死不屈的见解与勇敢!他对国事的推测与希望,看起来,并不是他个人的成见,而是全中国的希望与要求。(《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上册,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11初版,第140页)

2.新版《全集》(四)第507页:“在地图上,正如在他心里,重庆离他好像并不很远。在从前,重庆不过是他记忆中的一个名词,跟他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今天,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极亲密的关系。”

初版作:“在地图上,正如在他心里,重庆离他好像并不很远。在从前,重庆不过是他记忆中的一个名词,跟他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今天,重庆像耶路撒冷之在基督徒心中似的,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极亲密的关系。”(同上,第158页)

注:耶路撒冷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及基督三教大宗教的圣城。

——这两句写的是当时沦陷区人民的实际感受。这并不奇怪,因为代表抗日的中国政府的首脑的是“蒋委员长”,重庆也的确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中心之一。这里即使有“问题”,我们也只可以做出分析说明,但不能改变老舍当年是这样写的这一历史事实。

此外,《离婚》与《骆驼祥子》在“文革”前出版时,均由老舍本人作了较大的修改。1999年版《全集》据初版恢复了它们的原貌,仅《骆驼祥子》仍遗漏一段,这段也已在新版《全集》中补上了。

二

其次,我觉得新版《全集》中仍有非老舍作品混入的情况。

别的不敢说,但我能肯定《全集》(三)中的《文博士·序》确实是伪作。有充分理由可说明此篇非老舍所作,其书可能是盗版,书名也可能不是老舍所起。

理由主要是:

第一,时间首先不对。新版《全集》第三卷的《本卷说明》,“《文博士》1936年写于青岛,发表在同年的《论语》上,名为《选民》。香港作者书社1940年11月初版,名为《文博士》。同时成都作家书屋初版。”我未能见到“初版”。我见到的是“香港作家书社”的第三版,版权页写道“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再版/民国三十年一月上旬三版”。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但这篇《序》,最后署的是“1940·12·5,老舍于滇上”,而且《序》说是《文博士》是应“作者书社出版部”之邀才写的。12月写的序出现在11月出的“初版”上,怎么可能呢?

第二,地点也不对。老舍这年正在重庆,没有到过昆明。这年夏天,老舍在重庆乡下陈家桥写《剑北篇》,后来又应军界朋友之请写《张自忠》,冬季又在重庆城内写《面子问题》,一直没有离开重庆。据报载,这年十二月七日,老舍出席“文协”欢迎冰心、茅盾、巴金等来渝的茶会并代表“文协”致辞;十二月二十三日,老舍还出席了《抗战文艺》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没有一则消息说明老舍曾经离开重庆。这就说明,老舍是不可能在“滇上”写这篇《序》的。诚然,老舍于第二年(一九四一)到过昆明。那是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邀请去讲学,于是年八月二十六日乘飞机去昆明,同年十一月十日飞回。和《文博士》无关。

第三,内容可疑。这篇《序》的文字几乎全部出自老舍三十年代写的《<牛天赐传>广告》,只改动了几个字。如改“《论语》编辑部”为“作者书社出版部”,改“上海”为“香港”,改“暑假”为“寒假”等。由于把三十年代的文字搬至四十年代,它的内容和老舍的实际生活就大相径庭,牛头不对马嘴了。如《序》开头说,“眼看寒假了”。^[1]老舍这时并不在教书,行动不受寒暑假限制,特意提寒假,岂不荒唐?《序》中又说,“对戏剧是超等外行”。按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五日算,老舍在这之前已经写了《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张自忠》等三个剧本,当时《面子问题》也在写作中(一九四一年初版)。按一九四一年老舍“在滇上”的时间算,则又写了《大地龙蛇》。岂有一面写了三五个剧本,再来说自己是“超等外行”不能写剧本的事?这不符合老舍既谦虚又踏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序》中又说,“只能写小说”,“题目决定是《文博士》,是什么呢?不能说,……”明明是出版已在杂志上刊登过的作品,老舍有必要如此故弄玄虚吗?末尾还有:“这是广告,……”这就更令人骇怪了。老舍难道连“序”与“广告”的分别也不清楚吗?难道老舍能如此自己抄袭自己吗?因此,这肯定不是出自老舍手笔而是伪造。而且作伪者也不顾世事变化,想当然地揣测老舍在昆明任教(那儿有西南联大),因而闹出了笑话,露出了马脚。

第四,缺乏旁证。老舍在其他文章中从未提到这篇《序》,甚至也未提到过《文博士》这本书,这不符合老舍的习惯。他喜欢谈自己的写作情况。他写过一系列《我怎样写……》的文章,在散文、书信中也常常提到自己的写作情况。但现在却找不到一篇文章提到过这篇《序》和《文博士》这本书。这在他当年写的记叙云南之行的《滇行短记》没有提到,在他后来写的《八方风雨》中也没有提到,虽然其中有“由川到滇”整整一节。老舍挚友罗常培专门记叙老舍在云南的生活的《老舍在云南》中,也没有提到。此外,一九四三年,老舍在《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中,说到自己写了十七八年,“出了二十本书”,并开列了自己所著的详细书目,但其中却没有《文博士》。一九四四年,老舍在《习作二十年》中,再次总结了自己的创作成绩,其中写道:“《大明湖》以后,我写了四部长篇——《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与《骆驼祥子》。”同样只字未提《文博士》,也不提《选民》。我想,这只能看作老舍不知道有《文博士》这个单行本出版,更不会为它作序。《选民》一九三六年十月开始在《论语》上连载,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止,只有十六章,看来是没有写完(这需要专文论述,这里从略)。老舍是将它与《蜕》这样的未完成的长篇一同看待,看作“未成品”,而不再列入自己的创作书目中了。

因此这篇《序》,肯定不是出自老舍手笔而是伪造。本人在30年中曾两次撰文提出过这个问题。拙作《<文博士·序>非老舍作品》,曾经列表将这篇《序》与《<牛天赐传>广告》(载《全集》第十五卷第238页)两者对比,以见所论不差。读者也可以自行对照。另一篇《<选民>应是未完成之作》^[2],从它的《序》以及作者对之的态度、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发表情况等方面论证它应是未完成之作。

如《序》是伪作,也就可推论此书的出版预先并未得到老舍的同意,他对此并不知情。《全集》之所以收入了可能是盗版的书和伪作的《序》,我认为是对此前它的学术研究长期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和深入讨论的缘故。

为此,我觉得应将书名改为《选民》并将《序》删去,据《论语》第98期—115期(1936年10月—1937年7月)初载收入并注明,对卷首《本卷说明》也应作相应调整。

三

这次,新版《老舍全集》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粗略地统计一下,较旧版增加了48篇。其中有26篇参考了张桂兴先生在《<老舍全集>补正》“下编补遗”提供的材料,但还有40篇材料未予采用。这体现了编者积极又慎重的精神。不过我觉得如对这些材料加以甄别,加上近年来的不断发现,《全集》仍有充实的余地。

我说说和自己有关的几篇。

第一,1944年11月8日,重庆《扫荡报》第四版《扫荡副刊》上的一则《预告》,该文不足300字,却以扩大行距的方式排出,刊在该版上半部正中。占了千余字的篇幅,而且以花边环绕,十分醒目。我以为这应该是老舍的一篇重要的佚文。理由是:

(一)它的内容带有预告性和计划性的文字,只有老舍先生自己才能写出。因为《四世同堂》是逐步写出的。“随写随出,写到够十五万字左右,即出一本……”(《四世同堂·序》)。它的第三部《偷生》直到在美国的三年中才写完。因此,《四世同堂》的全部蓝图只存在于老舍自己的脑海中,别人是不可能写出。其次,它的文章风格是老舍的。简劲明白,干净利落,不足300字就把《四世同堂》这一巨著的故事、人物、段落、主要思想介绍得清清楚楚,并带有一种令人苦涩的幽默感,显示出只有老舍才有的笔力和风格。如果不是对要写的东西深思熟虑,胸有成竹,是很难办到的。

(二)它所透露出来的深层的思想,更是老舍的。它指明北平沦陷区人民所受的苦难,“一半‘咎由自取’,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这和老舍一贯地要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的原因中,从民族传统文化和性格弱点中,去探寻我国民族近百年来落后的原因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老舍看来,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病和它造成的民族性格弱点,正是我们百年来蒙受侵略而不能自强的重要原因。只有根本改造这种病态的文化和性格,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抗战的过程也必然成为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光荣传统而又清除它的毛病的过程。这种思想表现在他抗战以来一系列文章和作品中。这就使得《四世同堂》这部巨著不仅是一部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书,也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性格进行反思的反省书了。“四世同堂成了四世同亡!”这是老舍对这部巨著的结尾的最初构想,在敌人的铁蹄下惶惑、偷生,必然招致灭亡。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虽然由于抗战胜利,老舍部分地修改了这一构想,写到抗战胜利,但它的深沉的底蕴仍然存在。他写的是“惨胜”。他说:“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哀和痛苦,是不能像桌子上的灰尘那样,一擦就掉的”(《老舍全集》第五卷,第1104页)。而且就在写作《四世同堂》的1944年,日寇发动了对鄂、湘、桂的进攻,以图打通从东北至越南河内通道,并摧毁美国陈纳德领导的在华空军“飞虎队”的基地。当日寇占领独山、都匀,使重庆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说,“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的江水便是我的归宿!”^[3]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四世同堂变成四世同亡!”也体现了老舍这时的心境。

(三)以上判断得到了当时《扫荡副刊》的编者陆晶清先生的认可。1988年我曾为此访问她。当时八十高龄的陆先生曾明确表示:肯定是老舍先生自己写的。文字不是她的,内容她更写不出。当时《四世同堂》的原稿是老舍先生一部分一部分陆续交给她的,她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篇巨著的详细写作计划和全部内容,这只有老舍先生自己知道。那是《四世同堂》连载之前,为了引起读者的重视,她请老舍先生自己写一个介绍,由她加上标题和发表的。这就和笔者的判断相吻合了。

关于《四世同堂》最初在《扫荡副刊》发表的情况,陆晶清先生还进一步作了回忆。她告诉笔者:“在我接编《扫荡副刊》后,曾在上面连载了徐訏的《风萧萧》,反映还不错,使《扫荡报》的发行量有所增加。在这之前,我听说老舍先生正在动手写《四世同堂》,并准备交给某一刊物(杂志)发表。我就立即写信给老舍先生,把稿子争取过来。我在信中说,听说你在写一个长篇巨著,准备交某刊物发表。但我想由他们发表,周期太长,拖延时日。是不是能让我在《扫荡副刊》上连载,边写边登,可以早些和读者见面。同时,又表示稿酬从优,并可预付(因为我知道老舍在抗战中为‘文协’尽力,两袖清风,手头不宽裕,而当时老舍夫人与子女刚刚来到重庆,开支是不会小的,所以这样说。)老舍很快回信,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三个条件:1.预支部分稿费;2.要我亲自决定每日刊出的字数,并亲自校对,不能出错;3.原稿要保持清洁,不能排脏,登完后就退还给他。我都答应了,并向当时《扫荡报》社长黄少谷作了汇报。老舍提出先预支500元稿费,黄少谷一批就是1500元。这样,老舍就把稿子陆续寄来了。从这年(1944年)11月到第二年5月我离开重庆赴欧洲访问时为止,每次都是我亲自发排、亲自校对,并陆续将原稿寄还他的。《四世同堂》在《扫荡报·扫荡副刊》上每期发3000字左右,每次都放在第四版左上方的显著地位。它很受读者欢迎。《扫荡报》也因此销路大增,快赶上《大公报》了。”陆先生还说:“老舍先生这时和共产党人等左派人士十分接近,我曾问他:《扫荡报》是国民党报纸,你的小说在上面连载会有妨碍吗?老舍回答说:‘我是一个抗战派,只要是抗战的,发表在哪儿都一样。’这体现了他一贯的抗战不分党派,国家至上的思想。”

陆晶清先生的话,不仅肯定了《四世同堂》开始连载前两日《扫荡副刊》发表的那篇《预告》(为了方便起见,笔者称之为《<四世同堂>预告》)的确是出于老舍先生之手,是他的一篇重要佚文,而且使笔者了解到《四世同堂》最初发表时的一些情况,并由此领会到老舍爱祖国、重友情、讲义气的可贵品质,进一步懂得了他在艰难困苦中将“文协”的大旗支撑下去的崇高精神。

这篇《预告》,无论是对于研究老舍的生平思想,还是对于研究《四世同堂》创作意图、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都将是极其珍贵的文献。为此,本人写了一篇《一篇重要的佚文——老舍的<四世同堂>预告》^[4]。文章发表后,我曾将它寄给舒济先生。她给我寄来了刘以鬯先生的《“四世同堂”最早发表在什么地方?》^[5],其中说《四世同堂》是在陆晶清去欧洲后他接编《扫荡副刊》后,建议社长黄少谷约请老舍写的。我一看就感到与事实不符。因为陆晶清是1945年5月后才作为《扫荡报》特派记者访欧的,而这时《四世同堂》已连载半年了。陆晶清先生也觉得他这样说是错误的。她说你不必写文章,我去香港访问时会当面问他。我当时很自信,觉得我的文章已说得很清楚了,有关材料又是《扫荡副刊》主编陆晶清先生亲口说的。因此没写文章,也没有专门向舒济先生说明。现在看来是草率了。

不过我还是做了一点调查。原《扫荡报》编辑部主任沈杰飞先生告诉我,陆晶清第二次去欧洲,是在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后不久。她的《扫荡副刊》先由杨彦岐先生接编,半年后才交刘以鬯先生主编。原《扫荡报》记者史镇芝先生说,刘以鬯先生原本是专门负责英语监听的职员。1945年5月8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他首先听到的,使《扫荡报》较其他报纸早一天报道了此事,立了一功。可作为旁证。

所说的《预告》却未能收入《老舍文集》或《老舍全集》,我理解是编者的审慎。然而27年来,也没人就此反驳或论证。只有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年谱》和《老舍著译编目》将其作为老舍作品列入其中,他的《<老舍全集>补正》又将其收入其中的下编“《老舍全集》补遗”中。我想类似这种问题,应该通过充分的学术讨论和专家论证来解决。

第二,关于新版《全集》增添的《致赵清阁》(新版《全集》第十五卷,第649页)。

这四封信我首先在赵清阁先生编辑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的手抄稿中发现。我告知了舒济先生和张桂兴先生。后来《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出版时,我又根据手稿原件进行了校订。但是由于我的疏忽,犯了一个错误:第一封信最后的附言中“工作上的事”,按原信应为“生活上的事”,我没有校订出来。新版《全集》所收的这封信,也延续了我的这一错误。实在遗憾和惭愧!

最早发现这个错误的是日本的杉本达夫先生,因为《沧海往事》中附上了这封信的影印件,细心的他从影印件中看出了我的失误。他在信中问我:“工作上”和“生活上”有何不同?我回答说在那时的中国,工作是“公”;生活是“私”。他无言。

第三,《<老舍全集>补正》下编“补遗”部分,收入了老舍赠赵清阁的一首人名诗:

清阁赵家璧,白薇黄药眠,江村陈瘦竹,臧云远高天。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98年3月29日赵清阁先生的散文《诗话联想》中,最后一句作“藏云远高天”。后来她把这篇文章复印后寄给我时,又把它改为“高天藏云远”(“藏”为“臧”之误,赵先生未发觉)。张桂兴先生来访时,我告诉了他。他慎重地拍照留存,并收入了《<老舍全集>补正》中。后来,赵先生去世后,我在吴嫂那里见到了载有这首诗的半封信,才知道最后一句应作“臧云远高天”。这说明赵先生是凭记忆写的,有错可理解。她在文章末尾自称“八五老人”,年事已高,文章中引了三首诗(自己、老舍、杜甫各一首),均凭记忆,实在不易。

还是我的错:虽然《老舍全集》正在考虑修订,我只想到对小说部分提出一些意见,没想到这一篇,没有将发现的手迹寄给舒济先生。因此新版《全集》也就没收这首诗。这是编者的审慎之处。而同书的《蜀村小景》二首,是我在赵清阁先生客厅墙上发现后,拍照传给舒济先生的,因此得以在新版中补全(旧版只收了一首)。

最后,我感到,《老舍全集》未收而散佚在外的文章肯定还有。最近就从一些专著和文章中见到不少。如舒乙先生的《作家老舍》^[6],就收有“老舍赴美前后的十二封信”;解志熙先生的《文学史的“诗与真”》^[7],也有专章“‘献上我们的智与力’——老舍在抗战及40年代诗文拾遗”,收入了老舍这一时期的诗文十篇并加以解读;史宁先生也发现了老舍致梅林的另六封信;还有网上也见到有人拍卖老舍在美国时致赵韫如的七封信,等等。估计还会不断有新发现。

还有,笔者认为胡絜青先生在《党的阳光温暖着文艺界》(载北京日报1978年2月21日)中提到老舍晚年还写过一部未发表的剧本《在红旗下》,我觉得也应该让它在《全集》中有一席之地。这对于全面地了解老舍的思想和艺术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几乎各种《老舍年谱》均将其列在其中,已是众所周知、盼望一见的了。

此外,在写作本文的准备中,笔者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竟在残存的《扫荡报》(我20多年前曾查阅的报纸,仅存1943年的3个月)和已制成缩微胶卷的《和平日报》上,各发现老舍的佚文和同一文章的不同版本各一篇(已寄给舒济先生)。兴奋之余,我很感慨,惭愧自己在多年的老舍研究中,对这样的原始资料的接触仍然是太少了。由此感到要使“全集”更“全”,必须群策群力,抓紧蒐寻才行。

我觉得对于一些重要作品,可以先出汇校本,并将其成果纳入《全集》中。因为部分作品和初版不一致,有些是老舍亲自修改的(如《骆驼祥子》《离婚》以及许多短篇小说),有些是由编者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修改的,这可以见证作者思想的变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都是老舍研究中不可或缺的。

这些意见供今后参考。衷心祝愿《老舍全集》能不断完善、完美,老舍研究有更大的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注释】

[1]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2]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3]萧伯青:《老舍在武汉、重庆、北碚》,见《老舍和朋友们》第269页。

[4]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5]载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11月号。

[6]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