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专宠和擅权政的故事

得专宠和擅权政

随着盛世的到来，乾隆皇帝好大喜功、贪图享乐的思想开始滋长，逐渐丧失了初期勤勉政事、务实谨慎的作风。中期以后，他又重用善于阿谀逢迎、精于政治投机的和珅，使得朝政日渐松弛。

和珅开始政务活动后，把取媚邀宠、察言观色的本事施展得淋漓尽致，深得乾隆宠爱，以至一路官运亨通，最终集军事、政治、财政、文化、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清代官场上一个传奇。

由于和珅专权二十余年，嘉庆亲政后，大清朝政已乱，吏治败坏，国家由盛转衰。为此，他开始实施整肃朝政的计划，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置大奸臣和珅。

平步青云

乾隆即位后，一改其父雍正的苛政，以较为宽松的策略治理国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执政之初，他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以务实的精神，重视农桑，发展手工业，社会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他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贪官，整肃吏治，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经过乾隆十几年的经营，清王朝由此进入全盛时期。

然而，随着盛世的到来，乾隆皇帝骄横傲慢、贪图享乐的思想也开始滋长起来，逐渐丧失了初期的勤勉精神和谨慎作风，陶醉于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盲目自满，极端自负，不仅看不到社会存在的弊端，而且还不允许大臣们指出揭发，致使这些问题渐渐成堆，矛盾隐患也不断加深。更为严重的是，他极度宠爱善于阿谀逢迎、精于政治投机的和珅，使得乾隆后期的朝纲大权都把持在和珅一人手中。

要说这和珅，也是大清官场上的一个传奇。他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为满洲正红旗人。他的高祖尼雅哈纳凭借军功，曾获得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后来他的父亲常保承袭了这一职务，并一度担任过副都统，要说家庭背景，也只能算是个中等官僚。

和珅童年时期接受了私塾启蒙教育，少年时期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这是一所为八旗及内务府优秀子弟接受教育而设的官方学校。在他二十岁的时候，承袭了先祖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二十三岁时，授予三等侍卫，又被挑补进入黏竿处，专门负责皇帝出巡等仪仗事宜，不久又被调任到銮仪卫充当侍卫。正是这一调动，给和珅创造了一个机会。

侍卫一职，地位看起来虽不高，但也绝非一般常人所能担任。侍卫长期工作在皇帝身边，拥有传旨、奏事、出使等权力，在政治上必须可靠，所以侍卫的人选也多在八旗大员子弟中挑选。另外，充当侍卫还要英勇、果敢，外表也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和珅凭借其口齿伶俐、办事机敏、善于应变的能力和在官学读书多年所具备的一些文才，才得到了这一职位。

但是在皇帝身边的侍卫这么多，和珅又是如何得到赏识的呢？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出巡，仓促间找不到专用的黄龙伞盖，乾隆很生气，就用《论语》上的一句话问道：“是谁之过矣？”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和珅灵机一动，将书上对这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作了回答。乾隆听后，脸露笑容，见答话者长得眉清目秀，仪表俊雅，说话也口齿清楚，声音响亮，遂大加赞赏。乾隆是个知识较为渊博的人，好卖弄文雅，也很喜欢读书人，特别是对读过四书五经的满族子弟，更加另眼相待。因此，和珅的一番言语举止，让乾隆甚是高兴，遂召到身边，攀谈起来。正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和珅被乾隆看重，逐步得到重用。

和珅确实才华出众，他精通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而且在办事、治政上，也精明干练，颇有能力。最主要的是，他还善于揣摩乾隆的习性和脾气，甚至对皇帝想说什么、做什么，都能琢磨得八九不离十，如此得心应手之人，乾隆自然宠爱重用了。

所以，步入政坛后，和珅的提升速度是惊人的，可谓平步青云。仅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就一年之内连续几次升官。正月，由三等侍卫任命为户部侍郎；三月，擢升为军机大臣；四月，兼任内务府大臣；八月，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任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朝冠；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对和珅来说，这一年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仕途一帆风顺，从此，他开始了独擅朝政二十年的政治生涯。

渐揽大权

和珅凭借一句取悦了皇帝的话，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让他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因此，当他开始政务活动后，就把相当部分的精力用在了处理好与乾隆的关系上。

乾隆晚期好大喜功、自满自负的思想日益严重。和珅投其所好，把取媚邀宠、阿谀逢迎的本事，施展得淋漓尽致。为了迎合皇帝贪财好货、爱摆阔气的心理，和珅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等权力，大肆盘剥商民，将勒索所得财物解送内库以供乾隆恣意挥霍；另一方面又以盛大的场面，亲自主持筹办乾隆的生日庆典等，博得了皇帝的欢心。对于皇帝的日常生活，和珅更是体贴入微，一副无微不至、倍加关心的样子。每当皇帝稍有咳唾之时，他都像近身侍卫那样，立刻“以溺器进之”，而且平日里同皇帝说话，也不称臣，一口一个奴才，使得乾隆唯我独尊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此，对和珅也越来越器重，一口一个爱卿地叫着。

和珅虽然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但是，只凭这些嘴上功夫，还远不足以使其在政界站稳脚跟。作为皇上面前大红大紫的宠臣，和珅还是颇有能力的，在办事、治政等方面，都很精明干练，乾隆交代办理的事情，他都能高标准地完成。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人告发云贵总督李侍尧贪婪骄纵，乾隆下令派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赴云南处理此案。和珅到云南后，派人先把李侍尧的管家拘捕起来，进行严刑拷问，很快便获得了李侍尧贪污营私的第一(www.guayunfan.com)手材料。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李侍尧不得不俯首认罪。和珅此案办理得迅速、利落，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办事能力，更加深了乾隆对他的好感。因此，当和珅还在返京的路上，乾隆皇帝就迫不及待地擢升他为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回到北京后，和珅又向乾隆陈述了在办理李侍尧案过程中了解到的关于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如何进行整治的意见。这些汇报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乾隆听后很是满意，对其大加肯定和赞许，紧接着又授予他御前大臣兼都统之职。

在乾隆的宠爱、重用和扶植下，和珅的官运一路亨通。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和珅升任吏部左侍郎兼署右侍郎，十月兼步兵统领。第二年初，他兼任崇文门税务总监；六月，授正白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乾隆四十五年（1780），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兼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议政王大臣；十月，又任四库馆正总裁，兼任理藩院尚书。第二年，和珅又任钦差大臣至兰州镇压起义，回京后兼署兵部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与户部主事。两年后，又晋封为三等忠襄伯，赏紫缰。短短几年时间，和珅就从一个三等轻车都尉升为三等伯，从一个侍卫升为大学士，先后在吏部、户部、兵部、理藩院、内务府任职，同时还充任《四库全书》等多部书的总裁、正总裁，其管事范围日渐广泛，权力也愈来愈大。

为了表示对和珅的宠信，乾隆还把他最小也是他最为心爱的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这样，政治上已握有相当权力的和珅，在与皇帝的私人关系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两家以联姻的形式更加亲近起来。从此，和珅就拥有了朝廷重臣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为其进一步专横跋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而进入晚年的乾隆，对国家政务日益倦怠，对安逸生活无节制地享受，还时常陶醉在自己的过往功绩中，做着太平盛世的美梦，这些都为和珅独擅朝政创造了机会。

进入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和珅的权势进一步膨胀起来，他的一个女儿和一个侄女，分别被选为贝勒永鋆及质郡王绵庆的妻室，其与皇家的关系更加密切。除此之外，和珅还在政治上排除异己。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曾得到乾隆的倚重，后来因收受贿赂遭到训斥，和珅借机鼓动乾隆皇帝没收于敏中二百余万家产，削夺于敏中之妾张氏的夫人诰命，使于敏中及其亲信党羽信誉扫地，权势大减。不久，接任于敏中为首席军机大臣的阿桂，也受到了和珅的排挤和打压。阿桂是乾隆的得力助手，是一员福将。所以，乾隆皇帝得知二人矛盾颇深后，为了保护阿桂，采取了让阿桂避开的方式，常常命他赴各地治河、办案、督师等，以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但是，这恰恰给了和珅一个绝好的机会，没多久他就把军机处的大权独揽了过来。

结党专权

在打击政敌，成为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后，和珅更加专横跋扈，俨然成了大清王朝的“二皇帝”。他开始大力培植党羽，结党营私，在中央和地方各个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随着官位的迅速提高，其关系网也迅速膨胀，党羽可以说遍及全国各地。

和珅的弟弟和琳，本是笔帖式，但自从哥哥成为皇上身边的红人后，其官位竟直线上升，从湖广道御史至吏部给事中、内阁学士、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川总督，爵位也封到了一等宣勇公。和珅的亲信、孝贤皇后的侄子福长安，也从蓝翎侍卫累迁至户部尚书。大学士永贵的儿子伊江阿对其忠心耿耿，最后提拔他做了山东巡抚。其另一个骨干苏陵阿，因与和琳是儿女亲家，也得到了和珅的特别关照，由内阁中书很快提拔为兵部侍郎、工部侍郎、户部尚书、两江总督、东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其他的同党如伊江阿、国泰、景安、明保等人，也都先后身居高官，成为和珅关系网中的骨干，最终形成了“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的局面。

有了皇帝的宠用为后盾，加之又有遍布全国的党羽关系网为依托，和珅便开始躁动不安了，逐步插手各个领域事务，而且这一切都进行得顺风顺水。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和珅把军事、政治、财政、文化、外交大权集于一身。特别是乾隆年老体衰、疲于政事后，他擅权专政，颇有挟天子以令群臣之势，就连诸皇子对他也望而生畏，成了一个仅次于皇帝的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

和珅在攫取政治权力的同时，也不忘贪污聚敛，大肆掠取财物。刚刚踏上政治舞台，其内心贪婪的欲望就驱使着他不择手段地去征求财货。和珅掌管户部大权，又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同时还掌握着内务府三库等财政部门，几乎把全国的财政大权都集中在了自己的手上。因此，他利用掌管财政大权之便，大量掠取财富，举凡朝廷蠲赈、河工奏销、盐政税务甚至各地进贡和军费开支，都成了他榨取豪夺的对象。同时，乾隆在生日庆寿、外地巡游、皇室成员的婚丧嫁娶等方面，往往挥霍无度，所需经费也都让和珅筹备，他就利用这种机会，无休止地向下勒索，而这些以皇帝及朝廷的名义索要的钱财中，和珅又将里面的相当一部分据为己有。

由于和珅大权在握，各级官吏深知其权势之大和为人之贪婪，为了寻求庇护或者升迁，都纷纷结交归附，投其门下，或献钱财，或献宝物，以投其所好，这些行为更加助长了和珅贪得无厌的心理。

乾隆六十年（1795），已八十五岁高龄的乾隆把皇位禅让给了儿子颙琰，改元嘉庆。乾隆当了太上皇之后，和珅仍受到重用，而且他政治上弄权、经济上贪黩更是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利用乾隆年老昏聩之际，和珅大肆揽取权势。嘉庆二年（1797），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死，和珅升任此职。之后，他对军机处进行了改组，使之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不仅以各种理由任意撤去军机处人员，而且还通令各省，凡有奏折，先报军机处，然后再呈送给皇帝，以便迅速及时掌握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此外，和珅还未经请示皇帝，也不与其他大臣商量，就擅自修改朝廷成规，其专擅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嘉庆三年（1798），和珅被封为“一等忠襄公”。到此时，他上可以左右太上皇，挟制嘉庆皇帝，下掌握着一批效忠于他的政府各级要员，部院群僚、督抚提镇，很少有人不巴结讨好他。整个大清帝国文武百官无人敢与之抗衡，朝野上下亦无人敢与之龃龉，就连诸皇子们也是对他毕恭毕敬，不敢造次怠慢。

禅位大典后，嘉庆虽为一国之君，但乾隆仍以“太上皇训政”的方式，迟迟不肯放权，和珅也依旧深受宠信。和珅利用乾隆对他的信任和赏识，弄权纳贿，结党营私，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特别是乾隆退位后，对政事已不甚了解，和珅遂成了他的传声筒，四处传达帝命。很多时候，没人知道和珅所说的究竟是他的私意，还是皇帝的本意。嘉庆心中虽多有不满，但表面上也是言听计从，不露声色，而且还常常表现出要依靠和珅处理政务的样子。因为嘉庆深深知道，自己刚刚继位，皇位尚未巩固，和珅秉权二十余年，手握实权，朝廷上下内外多为其党羽，如果与他针锋相对，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一旦和珅在乾隆面前谗言诋毁，自己势必会失去太上皇的信任，现有的皇位恐怕也难以保住，所以他只能采取忍让三分的方式，任和珅放纵行事。

处置和珅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病故，嘉庆开始亲政，他立刻开始实施整肃朝政的计划，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置和珅。

嘉庆对和珅的忍耐已有时日，对和珅的擅权和贪婪，在做储君的数十年间也早耳闻目睹。只是当时有乾隆庇护着，所以也不敢与和珅明着对抗，只能不动声色地与之周旋。有的时候为了自保，他还要故意讨好和珅，给他造成一种错觉，以麻痹他。

乾隆去世后的第二天，嘉庆终于不再容忍，他当即下令褫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官职，命其与福长安昼夜守在直殡殿，不得擅自出入，以限制其活动自由。正月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和大学士刘墉等人纷纷上奏，列举和珅种种罪状，并对其进行弹劾。初八日，嘉庆根据御史的参劾，下令逮捕、收禁和珅及其党羽福长安等人，同时派人查抄和珅府第。十一日，下令各省督抚对和珅的罪状进行议论，如有其他补充罪行也据实上报。十五日，根据大臣的揭发检举，嘉庆宣布了和珅以拥戴为功泄露乾隆皇帝册封储君机密、任意拖延剿办白莲教各路军营的奏报、随意裁撤军机处记名人员、一人把持户部事务、所住房屋多有僭侈僭制、私藏大量金银衣物、不顾廉耻娶出宫女子为次妻等二十条大罪。对于这些罪行，和珅供认不讳。

和珅下狱之后，对其如何处置，嘉庆颇伤脑筋，朝野上下也议论不一。为此，嘉庆首先征求了朝臣的意见。直隶总督胡季堂提出，和珅丧尽天良，蠹国病民，应凌迟处死。大学士九卿等也拟定了和珅罪名，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即行正法。此时，和珅的儿媳和孝公主等人又前来向嘉庆求情。考虑再三后，嘉庆决定参照前朝先例，宣布和珅赐死，令其自尽。福长安也从宽处置，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珅的其他主要党羽，或削爵或降职，都作了相应的处理。同时又派庆桂、盛住、永瑆等人查抄和珅的家产。

和珅一生究竟贪吞了多少财产，一直是个谜。据说，其被抄家产一共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土地八千余顷。此外，还有大量的古玩、瓷器、绸缎、皮张、珍珠、宝石等等，家产总值达白银八亿多两。没收的这些家产，一部分上缴国家银库，一部分赏给了王公大臣，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内务府接收，成为皇帝的私人财富。因而，当时有民谣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是乾隆晚期政治舞台上一位非常显赫的人物。在他二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由一个普通的三等侍卫升迁为权倾一时的军机首辅，由一个穷官学生变成了富可敌国的大贪官，扮演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专横跋扈、贪赃枉法、臭名昭著的奸佞角色，也成为清代官场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和珅的倒台，并没有在清朝政坛引起大的震动，朝野上下期待的吏治整肃也没有大的改观。相反，不久后，嘉庆又对和珅同党进行了重新启用和宽大赦免。这样，积弊日深的官场政习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变，贪污腐败、徇私舞弊之风也愈演愈烈，持续百余年的康乾盛世也随之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