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疆前的全面部署_关于左宗棠事迹

进疆前的全面部署_关于左宗棠事迹

清廷定下了收复新疆的决定，并由左宗棠作为钦差大臣、新疆军务督办，全程负责收复大业。由是，左宗棠得以展开手脚，并在1876年进驻肃州之前做好部署规划。

清廷为何选择已经60多岁的左宗棠而不继续由之前任命的几任伊犁将军担此大任呢？很显然，无论在军事、政治还是经济职能上，都没人能和左宗棠相比。平定太平军在湘、赣、浙、闽等南方诸省的势力，而后受命陕甘总督剿灭捻军，安抚回民，连年征战二十载，当时还有谁比之更有威望和军事勋绩？非但如此，左宗棠在每次战后的善后工作，都几乎是每场内乱平定后做得最好的，民心所向，又有谁比之更懂得经济利民？而面对广漠之地，又有谁力排众议，以苍鹰般锐利而长远的目光，以钢铁般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决心誓死收复新疆？综合考量，凡此种种，除了左宗棠，晚清大员之中再也没有人能够敢于担此大任。因此，在出征之前，左宗棠如此说道：

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惟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顾”。……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

“不得不一力承当”，这话的背后既有一江春水流不尽的无奈，也有重于泰山的责任，既在其位，则谋其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管是向以寒儒自称的左宗棠，还是打小心忧天下的左宗棠，抑或自喻今世诸葛亮的左宗棠，总而言之，新疆唯左宗棠不破。左宗棠心知此次行动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否则不仅为天下人诽谤，更令他国耻笑，因此在出征前就对战争方略与后勤保障工作做了详备的部署。(www.guayunfan.com)在战略方针方面，左宗棠总结为“缓进急战，先迟后速”八字方针。“缓进”与“先迟”，讲的是在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部署，包括部署线路、进攻顺序以及救援、后勤补给等各项事务。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作战亦同理，做好充分准备，才不至于在战时无以应对突发情况。而“急战”与“后速”，讲的就是要速战速决，勇往直前，不可拖泥带水，畏首畏尾而犹豫不决。特别是对于将领来说，在战争中随机应变，作决定果断决绝，用兵神速，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样才能把握战斗的先机，赢得胜利。

这八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易，非谙熟兵法，并由丰富的临敌经验者所不能领悟调度。我们下象棋，高手对决的时候，往往一子扭转乾坤定胜负，就在于全局部署和战时应变。因此，数十颗棋子按照既定规则行走，越走到后面，高手之间的胜负就越难武断下判定。很多时候，他们每下一棋，却早已想到后面数步乃至十数步。象棋者如此，比之难百十倍的围棋更是如此。而围棋比之实际战场，又何止容易千百万倍呢？因此，千钧一发，虽争在一时，而更在战前谋略。左宗棠由是说“宁肯缓进，断不轻退”，就在于他在缓进之前早已考量了各方面的利弊，以确保最佳战斗时机再发兵速战速决。在这方面，太平军、捻军都没能做到，清廷也无左宗棠如此深思熟虑的考虑。而即使被左宗棠视为“英锐果敏，才气无双”的刘锦棠，也没能领悟其中真义。

1876年秋，刘锦棠率军收复乌鲁木齐之后，认为北路已经基本肃清，可以急进师南路。而左宗棠却从兵将、军器、天时、地利等诸方面，与之分析需留待明年再进兵南攻的原因。左宗棠分析道：

以现在局势言之，则今年万无进兵之理。总统新病甫愈，将养复元尚须时日，所部患病甫痊者亦多，非缓养不可即戎，一也；玛纳斯南城未复，助剿之军未能归营，二也；蜀军、嵩武转运军粮于药未能加以迫促，三也；古城采运不能迅速，民车民驼既经周守迫压从事，人多逃散，见难招致，而伏贼四出，劫掠频仍，人皆视为畏途，该总统前存之粮尚未运竣，后采之粮凭何转挽？四也；节届大雪，冰凌载涂，南进之后战事、运事均难着手，而人马已形困瘁，五也。思之，思之。察看情形，通筹利病，进兵之期非俟明岁春融不可。天时人事皆显而易见，智勇所不能违。……惟进兵虽俟明春，而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如此则明岁春融师期不致再误，而局势仍以缓进急战为义，可以制胜矣。

左宗棠再次强调“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并明确告诉刘锦棠缓进不是无所事事，而应趁此机会抓紧时间做好明年进军的各项准备，以俟明年雪融之际则速战之，打他个措手不及。

何以为“应办之事”？对于整个军务而言，应办之事就是筹粮、筹饷、筹兵和筹运四大事宜。总体来说，也就是后勤保障事务。我们知道，在确定收复新疆之前，清廷内部有过一次关于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议，而争议的最大焦点就是军饷问题。左宗棠指出历年来各省积欠塞防3000多万两军饷，塞防本已是艰难维护，如今又要大举进军新疆，其路途遥远且艰险，战事期限未定，所需军饷耗费巨大。这个难题，若不在战前完全处理好，那么就绝不能贸然进军，以免半途而废，得不偿失。

左宗棠大致算了一笔账，即便再精兵简将，出征第一年所需军饷仍在千万银两以上。如此大数额的一笔款项，国库空虚而又要兼顾海防以及之前所签种种不平等条约索赔项目，清廷断不能全部埋单。而若筹不到军饷，那么刘锦棠24营、金顺率部20营、金顺所辖景廉旧部19营、张曜14营、徐占彪5营，总共82营将士的温饱从何解决？参战将士多为贫苦子弟，他们都是抱着一颗爱国热心前来的，在征战途中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为国捐躯的生命危险，若使其饿着肚子打仗，如何对得起这一个个追随他跋山涉水艰苦作战的将士？因此，左宗棠尽管苦恼已极，便想到外借洋款，以渡时难。

提到借洋款，左宗棠首先想起当年他力荐之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昔日因为台湾军事告急，各省并无军饷支援，沈葆桢不得已之下成功举借洋款200万两。左宗棠上疏清廷，希望清廷令其帮借1000万两，由各省关分十年清还。清廷十分同情左宗棠的艰难处境，于是诏令沈葆桢照办。不料沈葆桢本不赞成西征，又因有李鸿章在后台支持，沈葆桢不赞成也不愿意再经他手外借洋款。左宗棠为之愤懑难抒，指责他“是诚何心哉”。然而愤懑归愤懑，两江总督沈葆桢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如此极力反对，不愿出手相助，左宗棠也只好在历陈借洋款之必须之外，主动把借款千万两减至四百万两。如此一来，或可稍缓反对派的意见。

清廷深知左宗棠的不易，愿意极力配合，想方设法给他凑足千万两出征饷银。经过商议，清廷颁布“上谕”：“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各营将士踊跃前驱，尤深廑念。各省协解西征饷银未能足数，致有积欠口粮。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

清廷以坚定的决心和实际行动支持左宗棠的西征事业，很快就给他拨款200万两，并饬令各省筹得300万两，总共500万两给到左宗棠帐下。但对于外借500万两，则让左宗棠自行去借，并属意他“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左宗棠由是感恩不已，主动延迟一年举借洋款，以减少一年利息。翌年，左宗棠委托胡光墉借款，最终经由德商泰来洋行出面斡旋，敲定债主为英商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分7年归还，以月息一分付给汇丰，并以贴息二厘五毫每月付给泰来。借洋款一事遂定，军饷也就初步有了着落。

行军中有这么一句话，筹兵容易筹饷难，筹饷容易筹粮难，筹粮难来莫若筹运最难。军饷已筹来，82营的粮、运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陕甘地区向来粮少，并不足以供左宗棠这支新出关的大部队，因此，军粮全部需要从内地转运而来。这也就是刘锦棠以急进夺取北疆而左宗棠以为时机未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内地与新疆地隔何止千百里，最远的北路运粮队需要绕道5000多里地才能运到目的地，这期间运一次粮就要一整年的时间，而且耗费的人力、物力和佣金巨资。由此可见筹运之难。

而筹粮之难就难在需求大而供应不足，因此需要多地采购、转运。左宗棠筹粮分三路，一路就是北路，在归化、包头采粮500万斤，运到巴里坤；一路就是南路，在肃州采粮1400万斤，运到安西、哈密和古城等地；最后一路，就是俄国人自告奋勇采购的400万斤粮食，这是之前原俄国总参谋部军官索斯诺福齐来华“游历”（视为一探中国虚实）经过兰州时与左宗棠商定的一桩贸易。

粮已备，兵已足，“士饱马腾”正待时，左宗棠由是部署进攻方案。新疆全境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阿古柏占领的新疆大部分地区，二为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左宗棠以为应当先灭阿古柏匪帮，夺回新疆大部分地区，然后再向沙俄索还伊犁。而收复新疆，又分两步走，左宗棠根据地形、地利分析得出，“天山南北两路”，“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因此先取北疆，再定南疆，并定下进攻路线。

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陕甘窜逆及上回合势死抗官军，当有数大恶仗。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之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

做好出兵规划之后，左宗棠在正待军粮运到期间，以刘锦棠总理行营事务，并“精择出关之将”，严格训练各营将士。左宗棠的治军理念是“整军，乃可经武”，因此，在训练将士方面，他不单强调练习军事技艺，更注重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也。”所谓练心，即练爱国之心；所谓练胆，即练不惧强敌之胆。左宗棠以心为本，胆为要，目的就是要稳定军心，让他们誓死效忠，听随将领的安排，跟随大队无所畏惧为国征战。

攻之以心，左宗棠从根本上治军，不可不谓高招。1876年春天，左宗棠的兵已然练成，而粮饷也都准备好，作战方针和战略都遍告全军将领，于是率部自兰州移师肃州，准备在西陲边疆展出苍鹰令敌为之颤抖的第一声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