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抄苏联大使馆内幕_李大钊被捕资料

查抄苏联大使馆内幕_李大钊被捕资料

习五一

一九二七年春，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面临了崩溃的局面。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为了维持其军阀统治，加紧同帝国主义勾结，大肆追捕、屠杀革命者，四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查抄苏联使馆事件。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急赴荷兰使馆，与领袖公使欧登科秘密接洽。十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大使馆区。陈兴亚向欧登科递交了一份警厅公文，声称：“近来，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大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13]十时二十分，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14]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使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维持秩序”。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搜查一开始，军警们便按照事先绘好的地形图，分别把守，“隔绝交通”。这次大搜捕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军警们非法拘捕拦阻搜查的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十五人。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等革命党人三十多名，当日被捕入狱的还有其他一些人。(www.guayunfan.com)下午二时，军警正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消防队立即赶到现场扑救。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彼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15]

当日搜查一直持续到晚七时。在远东银行、中东铁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而在使馆所属的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连使馆俱乐部内的图书也被洗劫一空。

查获苏联使馆事件，立即成为轰动一时的要闻，对政局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评论说：“虽然，它不能被称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上转折点的标志，但是，至少大大缓和了”由反帝爱国风暴所引起的列强公使们的“紧张焦虑”。[16]奉系军阀的反共暴行，使列强看到了局面扭转的希望。

奉系军警悍然袭击苏联驻华使馆属地，这一暴行密谋策划的内幕，一直如雾罩云山，模糊迷乱，要识破庐山真面目，必须探赜索隐。

首先应当指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为树立“反赤”领袖的形象，争取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亲自主谋策划了查抄苏联使馆事件。

在查抄苏联使馆前，张作霖以吴晋为特使，屡次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17]，加入国际反苏阵线，乞求列强的支持。

三月下旬，张作霖亲自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寻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希维克主义”[18]。在“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叫嚷声中，奉系军阀抢先制造了查抄苏联使馆事件，以此向列强表示，奉系拼凑的北洋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得力干将。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论这次搜查事件时声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19]张作霖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信函中，把查抄苏联使馆之举作为赫赫战功加以夸耀，并且招摇相告：“赤化流毒，环球共愤”，“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沧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20]

其次应当指出：列强驻华公使为策动反苏反共逆流，实际上参与并策划了查抄苏联使馆的预谋与行动。

苏联史学界一向认为：“这起袭击事件是英美两国策划和领导的”。[21]其实，法、日公使对此应负首责。据当时知情人回忆：“李大钊避居苏联兵营时，被隔壁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发现。法国使馆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外交次长吴晋（亲法派）[22]，同时，也和日本使馆进行联系。日本使馆在御河桥东边，也发现苏联兵营常有人出出进进。”[23]“法国人想知道苏联在中国搞的什么？除了李大钊外，在国际上搞什么？支持这件事的还有日本大使，希望张作霖坐天下，日本得到二十一条利益。”[24]

奉系军警在得悉法日公使提供的密报后，派遣侦探“购线侦查”，获得详情确报，便立即与列强公使商议。虽然各国公使对于搜查苏联使馆皆无异议，但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系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议。于是，安国军总部将此意通告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决定自行交涉，派遣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四月四日，领袖公使欧登科召集列强公使，举行秘密会议。欧登科转告与会公使：“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四千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帝国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25]会议结果，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并授权领袖公使欧登科主持安排。安国军总部与荷兰公使欧登科商定方案后，五日夜晚，召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等人，密授方略。随即，陈兴亚向军警指示查抄范围，“凡属外人居住处所，除有容纳党人及宣传赤化证据者外，一概不得侵害自由安全。”[26]这项“例外”原则公然明令，为搜捕革命党人，可以无所不往。

搜查事件发生的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27]。这一抗议并非真心实意地反对奉系军警查抄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而是唯恐此举成为今后侵犯列强特权的合法先例。

首席公使抗议照会中冠冕堂皇的词句，被事实撕得粉碎：

第一，在公使团会议上，警方对苏联旧兵营已经提出明确的“指控”。而公使们批准警方行动时，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限制。

第二，奉系军警“逾越所准许”的范围，“非法”查抄之后，搜捕的“叛乱”武器不足其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其后，公使团竟然将原先的许可延长两日，以便军警继续搜查。

第三，四月七日，天津军警搜查法租界内苏联驻华贸易处。事前，法国领事接到本国公使电话指示，同意照办。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这一切表明，在北京发生的搜查苏联使馆的暴行，决非孤立偶然。中外反动派正在加紧勾结，企图用绞架和刺刀扑灭东方的烈焰。

奉系军阀制造的种种暴行，是国内外反苏反共逆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了这股逆流的恶性发展。

在国内，查抄苏联使馆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台湾历史学家曾毫不掩饰地总结说：“此次北京政府搜查俄国使馆的结果，更促成国民党在南京清党的决心。”[28]同时，日本驻武汉总领事也利用查抄苏联使馆所缴获的文件，策动武汉政府右转。[29]

在国际上，五月十二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商务代表处。事后，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尤其是在中国，所以英国决心“与苏俄断交”。[30]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加紧迫害本国进步人士。

由此，奉系军警查抄苏联使馆的暴行，构成了二十年代国际反苏反共政局中罪孽深重的一幕。

（《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第56- 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