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老师常香玉_我与名人

启蒙老师常香玉_我与名人

韩玉生

常香玉老师坎坷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使不少人对她有一种神秘感，其实常老师一生平易近人，对同事对弟子充满真诚的爱。但在工作上、艺术上，她又是十分严格，她一生实践着“戏比天大”、“演好戏先要做好人”……我与老师相处了五十多年，时常回忆着难以忘怀的点滴往事……

1946年刚满七岁的我，随父亲所在的旧戏班逃荒到了比河南收成好的陕西省。我的母亲身患绝症，病倒在宝鸡，因大出血生命垂危；我父亲为了住院抢救母亲，跪倒在医生面前说：“请可怜一下我吧！她才三十几岁，不想叫她死！”此时正在宝鸡演出的常香玉老师得知后，托人送来了入院抢救我母亲的钱，使母亲的生命得以挽救。尽管母亲半年后仍与世长辞，但常老师对我母亲的这一救助，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1948年我与父亲又到了兰州，我的父亲患肺气肿，我也因生活的贫困经常发高烧，我们父子二人冬天只有一床破被子，生活把我们逼到死亡线上……正在此时，常老师创办的香玉剧校到了兰州，并已知道她的剧社收养对象主要是生活无着落的孩子。尽管父亲饱尝了旧社会“下九流”的艺人生活的辛酸，但为了活命还是决定叫我学戏。记得头一次见到常老师时，她穿着十分朴素，穿一件很旧很旧的旗袍，她那明亮的大眼，把她对人的爱、对苦难孩子的怜悯之情，顷刻表达无遗……当时她叫我喊了两声嗓子，立即就说：“中，能唱戏！有一点要记住，干咱这一行不吃苦不中！”后来常老师在同学们集合时，又说：“剧校的饭不好，但能吃饱。只要我有饭吃，你们今后就有饭吃！”就这样抱着“有饭吃”的目的，我投身到了香玉剧校，开始了我几十年的舞台生涯。(www.guayunfan.com)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回到了常老师“红”起来的大本营——西安。在控诉旧社会的诉苦大会上，她用大量事实诉说苦难的艺人生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反动派逼得她吞金喝煤油自杀。常老师声泪俱下，也使我们这些苦孩子认清了我们受苦的根源是万恶的旧社会。这种强烈的爱与憎，正是常老师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的动力所在。当时提出捐献飞机一架支援抗美援朝，好心的人担心，也有一些人对她热嘲冷讽。记得当时有一位京剧名旦就说：“香玉女士，你要捐成了，回西安我欢迎您，要是捐献不成功，可也要回西安哪！……”常老师当即站起来诚恳地说：“请大家放心，我们此次出发，半年捐献不行，我们演一年，一年不行二年，一定要把这架飞机送到志愿军手里！”就这样常老师与香玉剧社在全国爱国热潮的支持下完成了任务。

紧接着，1953年我们随西北文艺慰问团赴战火中的朝鲜，慰问志愿军。当时凡参加赴朝的人员都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常老师在动员会上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战场！任务是光荣的，但我做好了万一回不来的准备！记得赴朝后不久因水土、气候的不适应和环境的紧张，常老师曾一度旧病复发。她青少年时曾因手术去掉了两根肋骨，她忍着胸部的剧痛，坚持演《花木兰》这样分量很重的全场戏。下了场，她满脸都是豆大的冷汗，她身靠在墙上喘气，但上了场丝毫没有让观众看出。还有一次在演出中，敌机扫射我们演出的场地，为了安全关闭了汽灯，正演至花木兰擒突力子武打的最后，常老师情绪很激动。志愿军首长建议先停止演出，但她说：“不行，一定把这场演完再说！”就这样战士们把手中的手电全打在舞台上，台下口号四起：“向花木兰学习！”“向常香玉学习！”“不打胜仗不回祖国见爹娘！”……此时她带领我们呼口号：“向最可爱的人学习！”尽管当时我们演出的掩体已是尘土飞扬，但台下台上的气氛使人们都忘记了敌机扫射……当演完全剧后，常老师已经没有力气去卸妆，只是微笑着目送战士们返回营地。

我从看老师的戏到跟着老师学戏，又发展到陪老师演戏，她的艺德美名人人皆知。这有一件平凡小事使我多年不忘。20世纪60年代初期常老师为在郑州举行的一个重要会议演出她的代表剧目之一《大祭桩》。她对每次演出都是认真准备，生怕演出中有纰漏。我在这个戏中扮的是李彦贵，祭桩祭的就是李彦贵。那晚演出到法场祭桩时，我与常老师一时没有配合好，该李彦贵用嘴咬住黄桂英的裙子时，我没有咬住，她也没有发现，当她从法桩前站起来走几步时才发现我没有咬住裙子。怎么办？我当时是晕了，脑子一片空白。这时候只见常老师一个转身，高呼一声：“李郎！你就不能再看桂英一眼吗？！……”然后一串磋步又扑到我的身边，这一次配合得好，我用嘴咬住了裙子。这样，一次直接影响戏往下进行的大事故，被常老师机智地化解了。按照一般的常理，出了这么大的事，主演完全可以不顾一切地只管自己演下去，等演完戏后，再骂你个狗血淋头，你也没法儿。但是常老师没那样做，她用自己的智慧、经验、责任心不露声色地把事故化解掉了。这既是对戏的负责，也是对观众负责。下来后我很内疚。老师很善解人意，严肃但又亲切地只说了一句话：“好好记住经验教训。”常老师的艺德、人品又得到一次体现，她的宽容，反而感动了我。

2003年6月初，我得知常老师中年时代得的癌症突然复发，并已扩散到晚期，心情十分悲痛。6月的一天，我去看她，我一进门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很理解人，仍是那个微笑的神情说：“人过七十古来稀，我都八十岁了！”我们没有过多的话。我只是无法控制的心酸，常老师打开电视机，用电视转移我的情绪，同时又开玩笑地说：“在兰州你头一次见我时，穿了一双烂棉鞋，还留着鼻涕……”她唯恐别人为她难过。正在此时，电视节目中一组广告反复播出。我只是下意识地问她：“老太太，这么多年来没有人请你做广告？您也挣点外快！”常老师半晌没理我。最后她小声说：“有，好多次。前不久人家又来说了，拍三到五分钟，只用30秒，先给50万元定金，播出后再给50万或80万元。”这时我就说：“拍广告合法，拍就拍呗！”常老师认真地说：“当时我谢绝了。玉生，你想想人民群众、国家给了我那么多荣誉，我咋能拿我的名气去‘卖钱’哩！？半分钟我就挣了130万，拿了这个钱，我永远心里都是不安稳的呀！”

想不到我在无意中得知了常老师这件事，好像是老人家晚年又一非同一般的行为，对老师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她朴素勤俭，平时叮咛保姆买青菜下午去买，因为下午便宜。衣服补了又补，家中的用品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式东西。常老师对自己可以说是“刻薄”。出于一种高尚的情操，她把举手之劳就可获得的巨款坦然地拒之门外，令人深思，令人回味……

常老师走了，她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她是我永难忘记的老师……

200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