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语启蒙老师程玖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程玖

姚　泰

我和程玖老师的接触，是从我做研究生时开始的。我和导师徐丰彦教授第一次见面时，徐教授对我说，“不懂英文等于文盲”。但是，当时学校规定研究生必修的第一外语仍旧是俄语。因此，我们许多研究生都热切希望学校能为我们开设英语课。于是我就去找程玖老师，对她说我们研究生迫切需要学英文，希望她能为我们开英文课。程玖老师说，外语教研室只有两个教师能教英文，教学任务非常重，不可能再为我们开课了。有一天下班前，我走上一号楼四楼外语教研室的办公室。那时教师都已经下班了，但程玖老师还在。我抓住机会，进去和她谈谈。我说：“徐丰彦教授说不懂英文等于文盲，我应该怎么学习英文？”她说，你要好好抓紧时间学。说着，她顺手从桌上拿了一本英文的文学杂志，翻开第一页，叫我念几句给她听听。我当时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以为她想考考我的英语水平，就开始读。没读几句，她就叫我停下，然后对我说，“你读英文没有俄文腔，我愿意教你。”我一时受宠若惊，没有想到去外文教研室办公室几分钟，程玖老师竟答应教我学英文了，真是一个意外的大收获。后来，程玖老师对我说，她教我学英文，是指普通英文，不是医学或生理学的专业英文；第二，要学英文就要以“四会”为目标。四会是指会读、会听、会说、会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四会”这个词。我当场就表示，我跟她学英文，就是学普通英文。那时我心里想，要会读书是没有问题的，但要会听、会说恐怕实在太遥远；但我还是回答她，我会力争做到“四会”。

以后，程玖老师就很热情地和我约定，每星期给我一小时进行辅导。我向一位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同学要来了一本他们一年级下学期用的英语教本。我每星期自学一课，请程玖老师辅导。每次都是在工字楼找一个空的教室，两个人在那里谈上个把钟头。我做的英文习题，程玖老师都仔细地批改。因为我的英文可以说是在平地上起步，所以进步是很明显的。对于我的进步，程玖老师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为了让我练习听的能力，她要我听英国的BBC电台广播，要学“伦敦调”。她说，讲英文说英国调，别人就会认为你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但当时经常听英国电台可能会惹麻烦，所以我就每星期听两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英语广播“Radio Peking”。那时北京电台的英语广播员比较多是学的英国发音。有一次，程玖老师告诉我说，有一家电影院正在放原版的英语电影“红菱艳”。那天是最后一天，我就在晚上冒着大雨赶到延安东路一家电影院去看。后来她还问我，电影上打了中文字幕，是否影响我专心听英文？我说，我是第一次看原版英语电影，听英文的水平很低，中文字幕倒是能帮助我多听懂一些。

到放暑假时，程玖老师对我说，暑假期间她不来学校，但我可以每星期到她家里去一次。她家离学校很近，我很容易就找到了。第一次去她家，在辅导英文之后，她就和我聊家常，问我有girlfriend了吗？还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她，我的老家在苏州。她听了就问，“我认识一个苏州人，也姓姚，不知你会不会认识？”结果非常巧，她说的那个人就是我的伯父。我的伯父那时在香港，和我们家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程玖老师反过来告诉了我一些她知道的有关我伯父的情况。后来，程玖老师为学校的骨干青年教师开英文课，每周用两个晚上。我那时还是研究生，但程玖老师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让我去旁听，而且答应批改我的英文作业。

作为我的英文启蒙老师，程玖老师对我的帮助是我不能忘怀的。不幸的是，她后来得了严重的颈椎病，常年用石膏颈托，也不大能正常工作了。我也很少再见到她。“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她被隔离。有一次，我被安排到隔离室值班。我走过程玖老师住的房间，看到她一个人睡在床上，颈部仍旧安了个颈托。她看见我走过，就招呼我进去，说天冷了，要我帮助她穿一件外衣。她那时两条手臂好像都不大能动，自己没法穿衣。我就帮她穿上了一件短大衣。在穿衣的时候，她轻轻地问我，“我还有希望吗？”我也轻声地安慰她说，有希望的，你要相信组织。她伤心地对我说：“我已经全都坦白了，全都坦白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说更多的话，但我心里充满了对她的同情。第二天，我看到她交给组织的一份汇报，上面写的话我还记得，她说，“今天我看到了我很熟悉的一位党员，他说我还有希望。我今天又激动了。”可惜，“文革”以后，程玖老师一直生病在家，病魔使她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从1954年秋我作为一名新生进入上医，至今已经快53个年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多少沧桑，上医发生了多少变化！然而，上医的许多人、许多事，都历历在目，似乎就在我的眼前。作为一个上医人，上医就是我的母亲，她永远在我的记忆中。

作者姚泰，生理学教授。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1962年研究生毕业。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第二任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