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削藩政策_朱允炆削藩为什么会失败？

朱允炆削藩政策_朱允炆削藩为什么会失败

朱允炆即位后，立年号“建文”，命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参与国事，依为肱股之臣。这些人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削藩，结果就捅了马蜂窝。

朱允炆还是皇太孙的时候，就预感到诸王对皇位的威胁。

有一次，他在东角门问黄子澄说：诸王在自己的属地一言九鼎，拥兵自重，大多不遵法纪，我当了皇帝后，应该如何？

黄子澄答道：诸王拥有护卫兵，只能够用来自己保卫自己，如果他们敢叛乱造反，我们就用全国的兵力讨伐他们，他们谁能支撑得住？从前汉朝发生“七国之乱”，诸王的兵力合起来够强大了，但终归还是灭亡。诸王和朝廷相比，大小强弱很分明，他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由此可见，黄子澄对削藩的态度是坚决而自信。朱允炆称帝后，召见黄子澄与齐泰，继续之前的话题。

他问黄子澄：先生你是否还记得，从前我们在东角门的谈话吗？

黄子澄顿首说：不敢忘。

于是三人密谋削藩的次序，确定先拿谁开刀。齐泰的意思是擒贼先擒王，先取威胁最大的燕王朱棣。略显迂阔的黄子澄不同意。

他说：先帝在世的时候，周、齐、湘、代、岷诸王，就多有不法之举，我们削除他们的封号，师出有名。现在动手，应该先拿周王开刀。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兄弟，先削周王，等于剪除燕王的手足。

黄子澄看中的是师出有名，要的是一箭双雕。他似乎并不担心削周藩有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而是更乐于看到把燕王逼得造反，将反叛的罪名扣到燕王头上。黄子澄的计划，第一步看似稳妥，其实第二步麻烦更多，风险更大。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建文帝即位，八月削除周王的封号，至第二年六月，又连续废除了湘、齐、代、岷四王，终于将燕王朱棣逼上了反叛之路。既然不愿束手就擒，那只有公开反抗了。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正式起兵。

这里设想一种可能，如果建文帝没有果断削藩，能否会在他即位一年之后就激起朱棣的军事反抗呢？洪武一朝，朱元璋多次采取政治恐怖政策。像蓝玉一案，大肆屠杀官僚军事集团，并没有激起军队的叛乱和高层将领的谋逆。为何等到建文帝上台，当他对皇族诸王采取恐怖政策时，竟然闹出了轩然大波？诸王形成尾大不掉，确实是事实，但在朱元璋看来，蓝玉等人也有相似的趋势。如果朱元璋也先清除蓝玉身边的羽翼曹震、曹兴等人，很有可能将蓝玉推向反叛之路。方法和策略的不同，会对结果的差异起很大的作用。朱元璋是快刀斩乱麻，建文帝却是欲速则不达。他手下的黄子澄等人，在该快还是该慢的问题上，就犯了一系列错误。

当时在建文朝廷内部，对如何处理诸王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是激进派，力主从重从快解除封藩之害，还国家长治久安的和平局面。

第二是缓进派，同意削藩，在解除诸藩对朝廷军事威胁的同时，不主张触动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希望采取逐步的缓和措施，达到削藩的目的。

第三是睦亲派，坚决反对削藩，保持国内政治格局不变，认为削藩如果造成叛乱，过在朝廷。

建文帝自己属于激进派，他倚赖的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人，无不是削藩的坚定支持者。但齐、黄等人，只不过是几个满腹经纶的书呆子，“兵事非其所长”，以为凭皇帝登高一呼，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所有藩王，丝毫没有考虑到战争的危险性。

像方孝孺这样的人，当时被称为江南士人的楷模，但对民生利病一无所知，而是津津乐道地从复古改革中，试图改变朱元璋时代的某些弊政。政治上他鼓吹孔孟的仁政，经济上又提出恢复井田制。像这样的迂阔之士碰到兵戎相见，除了策划几个纸上谈兵的败招，别的什么作用也发挥不出来。

相比之下，也有几个建文帝的忠臣如卓敬、王叔英、高巍、韩郁等人，提出用“加恩”的办法，逐步达到削权的目的。

御史韩郁和高巍给建文帝上书说：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是效法古代的制度，但当时做得有些过分，诸王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如果不削诸王，则影响朝廷的法令和权威；如果削藩，又会伤及亲亲之恩。他举例西汉“七国之乱”前后，朝廷的各种对策，希望建文帝不要效法汉景帝，“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具体建议如下：在北方的诸王，将其子弟分封在南方；在南方的诸王，将其子弟分封在北方。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削。

户部侍郎卓敬和齐泰都视燕王为最大隐患，但两人的处理方式却完全不同。齐泰主张先拿燕王开刀；而卓敬以为，燕王朱棣无论是智慧还是胆识，都是雄才大略，类似太祖朱元璋，而且北平是战略要地，兵强马壮，所以提议先把燕王迁到南昌，万一他在南昌谋反，朝廷也很容易控制。卓敬的建议，实际上既维护了亲亲之伦理，又达到了削弱藩王力量的目的。

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建文之初上呈资治八策，即务问学、谨好恶、辨邪正、纳谏诤、审才否、慎刑罚、明利害、定法制。他的资治八策，既是对朱元璋时期一些弊政的否定，也对新皇帝充满了希望。他在建文帝面前这样评价朱元璋：“太祖革除奸臣和弊政，就像给病人治病，给庄稼除草。但如果治病措施太急，就会伤害身体发肤，除草速度太快，就会殃及禾苗庄稼。”这实际上是暗示建文帝，在削藩问题上勿急勿严，在准备好了各种条件后，如同去病除草一样，将诸王所形成的隐患一步步解决。www.guayunfan.com

可惜，建文帝已经按捺不住，容不得这样慢腾腾按部就班地削藩，或许他已经得到密报，告发燕王正在招募武士，准备图谋不轨。

的确，从建文帝即位到燕王出兵这段时间里，朱棣表面上采取各种办法迷惑朝廷，暗中却紧锣密鼓地进行备战。周王被削除封号后，朱棣为了打消建文帝的猜疑，毅然进京朝觐，态度之果敢，犹如当年刘邦赴鸿门宴。软弱的建文帝没有利用这一机会。数月后，为了追悼朱元璋去世一周年，朱棣又派三个儿子入京致祭，再次表明没有反心，企图迷惑朝廷。但这个时候，诸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掉。建文帝将要处理燕王的消息已经传得很开，燕王送子为人质，也是冒着极大风险。

燕王的世子入京师后，齐泰提出要把他们兄弟三人都留在京师，以防万一。黄子澄又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不如放他们回去，表示我们不怀疑，可以用偷袭的办法获胜。齐泰和黄子澄虽然都是高谈阔论的书生，但相比而言，黄子澄更显得迂阔无知。

而朱棣手下的谋士们，如姚广孝、袁珙、金忠等人，则使用各种手段，力促燕王出兵。尤其是第一谋臣姚广孝，在朱棣态度趋于坚决之后，暗中挑选将校士卒，日夜操练。燕王的官邸是从前元朝的皇宫，墙高院深，姚广孝在里面操练人马和制造兵器。为了迷惑外人，他在王府里修筑大型的地下室，加高加厚守卫的城垣，并在墙根下密密麻麻地埋上缸瓮，用于防御。他还别出心裁地畜养鸭鹅，用鸭鹅的叫声来掩盖操练人马和制造兵器发出的声响。

当燕王觉得贸然起兵民心不可用时，姚广孝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鼓励说：“臣知天道，何论民心。”实际上，燕王的谋士们非常重视制造舆论和宣扬起兵的合法性，他们抬出“清君侧”的旗号，把自己打扮成挽救社稷、保卫太祖事业的靖难义师。在起兵文告中，朱棣是这样解释起兵的缘由：

我是太祖高皇帝和孝慈高皇后的嫡子，国家的亲王。自从受封为藩王以来，只知道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现在幼主嗣位，信任齐泰、黄子澄等奸佞，挑起祸端，屠戮诸王。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成功之后分封诸子为藩，用来守卫边疆，给天下带领太平。一旦这个制度被篡改，它的危害性，皇天后土很快就会作证。太祖高皇帝在世的时候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大祸临头，为了求生，不得已而为之。忠义和奸佞，不共戴天，所以我们奉天讨贼，以安国家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靖难之役的第一步，是先将北平控制在手中。北平布政使张昺和都指挥使谢贵，都是建文帝的耳目，他们二人均接受密诏，要求严格监视燕王府。当时朱棣称病不露面，张昺、谢贵知必定要谋反，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仍然冒险孤身进入王府，去削夺燕王的爵位，逮捕他的属官。此时燕王府中，还有长史葛诚和护卫指挥卢振作为内应，结果所有这些有利条件，张、谢二人都没有用上，反而自投罗网去送死。建文帝手下之愚，可见一斑。

朱棣在处死张昺、谢贵之后，很快控制了北平，接着马不停蹄地进攻周围的险关要隘，为自己打出了一个安稳的大本营。屯兵开平的总兵宋忠，这时正带领三万兵马前来北平，试图声援张昺、谢贵。但在北平和居庸关相继失守的情况下，兵力占优的宋忠没敢兼程突袭，而是采取了保守战术，退守怀来，坐等燕王部署完备后，与他的八千精兵决战怀来城下。宋忠手下多为燕王旧部，燕王以亲情故旧来策反，宋忠全军很快丧失了斗志，燕王乘机攻陷怀来，再次获胜。怀来大捷的消息传出后，开平、龙门、云中、永平等守将，陆续归降，很快壮大了靖难军的武装。

耿炳文对抗燕王

当北平上空战云密布的时候，金陵的皇宫里还歌舞升平。“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建文帝显然认为，还有许多事情比战争更重要。他时常与方孝孺讨论一下古代的官制和律令，为将来合并州县、裁撤冗员、取消苛政做准备。一般来说，建文帝对北平的部署还算严密，服从他的力量也远远胜出燕王。等到北平易手之后，旁边州县接二连三地丢失，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

燕王在诸王中最难对付，必须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彻底打垮他。公布燕王的罪状，向四海发出讨伐的诏书并不难，难的是朝廷之中，已经选不出能征惯战的领兵统帅。前方交战的败绩，无法让建文帝高枕无忧，选来选去，似乎只有年逾花甲的老将耿炳文可以一试。可惜耿炳文不是当年的周亚夫，无法再现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的辉煌。这一个难堪的局面也应该由朱元璋负责。

洪武时期的政治恐怖，已经把随军征战的老将差不多杀光，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也很少再统兵打仗，因此军权都转移到了藩王手中。蓝玉案之后，耿炳文只带兵平定过一次规模很小的叛乱，这次让他再披挂出征，多少有些勉强。

七月二十四日，建文帝拜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大军号称三十万，实际只有十三万人马，前往真定，与北平的对手决战。八月十二日，耿部兵马到达真定，前锋部队暂驻雄县，都指挥潘忠、杨松在鄚州负责接应和保护，都督徐凯率师抵达河间。这样一个品字阵形，显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耿炳文这次出师，虽然气势汹汹，但有几点不足：一是时间上很仓促，军事动员不到位，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精心的准备。二是朝廷这次派兵人数明显多于北军，反而使士卒增添了盲目的傲气。三天之后就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即便在最前线，南军阵营里还沉浸在观月饮酒的美好时光之中。

北军迅速出兵，用偷袭的战术，将雄县县城团团包围。驻扎在这里的南军先头部队是一支擅长野战的骑兵，如今围困在城中，被高墙和街衢分隔，反而无法施展骑兵所长。先头部队九千人全部战死，连那些最后打算投降的也被俘杀，留下的八千匹战马，悉数补充到燕王的军队之中。

当雄县之战打响的时候，屯兵鄚州的潘忠和杨松很快接到战报，两地相距四五十里，其中月漾桥是驰援的必经之路。燕王棋高一着，先命谭渊率壮士千余人，埋伏在月漾桥水中，人持茭草一束把头盖住，只留下鼻孔呼吸。当南军冲过桥后，埋伏在水中的北军跃出，奋力夺得桥头，埋伏在路边的北军用火器和骑兵迎头痛击，很快又将这支匆匆而来的援军冲得七零八落。潘忠本人被俘后马上投降，供出了鄚州城中的情报。北军兵贵神速，直扑鄚州，城中万余守军情况不明，眼看主帅被俘，很快丧失了抵抗，全部献城投降。

耿炳文统率的主力集中在真定。如何与这支军队交手，成为北军将领们争论的焦点。多数将领以为敌众我寡，在连续取得两次小胜之后，应该暂避锋芒，与之对垒，打持久战。但朱棣和大将张玉的意见一致，他们都看出耿炳文部队的弱点，就是集结时间有限，号令难以统一。只要出奇兵直趋真定，还会再胜一仗。

耿炳文已经估计到新的战役即将在真定展开，于是急忙调兵遣将。但这支军队新近组建，将帅之间和各部之间，还缺乏协调与磨合。他也没有料到北军会迅速杀到面前，因此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南军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并未阵脚大乱。耿炳文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很快组织起人马出城和对手展开对攻。但他指挥军队总比对手慢半拍，因此处处受到牵制。他的军队刚刚开始出动，就碰到整装待发的燕兵，双方在城墙下摆开战场，耿炳文的军队连阵形还来不及摆开，就遭迎头痛击，只好再次败退到城中。

按理来说，士兵向内城败退的过程中，城头会有弓箭手等待接应，以防追兵在后面掩杀，耿炳文兵员充足，对此不会没有准备。但大家乱糟糟地都想早点退入城中，于是完全失控，城门口被堵塞，“蹈藉死者不可数计。燕兵遂围城”。这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典型表现。

燕王的军队连战连捷，首先是战胜了耿炳文的先头部队和增援部队两万人，接着在真定之战中，又击溃耿炳文部三万人，还包括后续增援的安陆侯吴杰所部。通过胜利，北军所获粮食、马匹无算，更重要的是一些大将如宁忠、顾成、刘燧等纷纷被俘，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南军的士气。

但真定之战的几次胜利，并没有改变北劣南强的格局。不像《明太宗实录》、《奉天靖难记》等书中所说的那么夸张。它们都是燕王称帝后的官修史书，难免对新主人有溢美之嫌。

从以下几点就可以看出，北军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首先，耿炳文虽然作战失利，但仍然保持了十万左右的部队，真定城并没有丢失，主力尚在，还可继续作战。其次，史书说燕王三天后撤围，原因是他认为“攻城下策，徒旷时日，钝我士气”。北军前两天既然能星夜兼程，勇挫南军，争的就是一鼓作气，初战告捷。现在怎肯在自己占优的大好形势下，畏手畏脚主动撤军呢？实在是因为这三天的连续攻城，不能扩大战果，因此才会有挫伤锐气的说法。

耿炳文不是初出茅庐的冒险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选择战术时，更加倾向于持重保守。大军刚到真定，他的儿子前军都督佥事耿睿提出，自己愿意率一支部队直捣北平，这一冒险的作战计划立刻被否决了。南军摆出的是攻防兼顾互有支撑的战略阵形，前锋突出，主力稍微滞后，中间有单独的支援部队。如果不是前方指挥员麻痹大意，疏于防范，北军很难在雄县轻易得手。

现在对耿炳文来说，根本无法灵活地指挥这支军队，于是干脆将自己关在城里，和对方打防御战。时间一长，北军的弱点就会显露，到时候南军相机进攻，积小胜为大胜。好在朱棣也是棋逢对手，能在有利因素还没丧失的时候，迅速撤军。双方暂时脱离战场，处于一种攻防的胶着状态。但从战略层面而言，北军还是处于内线作战，危险的局面只是暂时得到缓解。

就在朱棣班师回北平的第二天，建文帝获知前线败绩，立刻作出决定，免去耿炳文的职务。京师的迂阔秀才黄子澄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虑。他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来接替久经沙场的耿炳文。

齐泰曾经在兵部工作过，深知李景隆的能耐和为人，力劝不可使用，但似乎两个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更有共同语言，就这样，李景隆走马上任。这次换将，就好像战国时期长平之战，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接下来就是南军遭受一连串惨重失败，建文帝在战场上的攻势化为乌有。完全可以断定，李景隆之无能，堪比当年之赵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