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山回忆（杨靖宇的警卫员和一师少年营一连长）

张泉山回忆（杨靖宇的警卫员和一师少年营一连长）

1933年4月，我在柳河县参加抗联二师五团，给李明海团长当传令兵。五团是这年从磐石到柳河的，在这里待了一年多。少年连是这年成立的，地点是在柳河县大荒沟，连长王德才，指导员李敏焕。

1933年，五团到了桓仁窟窿榆树（当地的警察署长常给我们通风报信，后来让日寇调离杀害了。又换的署长很坏，被李敏焕带少年连化装缴械后处死了），在这以西六七十里远有个叫牧羊圈的地方与满洲兵打了一仗，对方的番号是“奉天骑兵教导团”，但并没有马，交火时间不长，他们就不开枪了，与我们联系，得知我们是抗联后，给了我们一些子弹。

抗联与邵本良打过多次仗，光凉水河子我们就打了四次。1933年冬打完邵本良后，我们在柳河县吊水壶过的年。第二年春，邵本良跟上我们，在海龙、磐石等地绕了一圈，回到柳河。尔后，我们又牵着他到东丰县，于6月份在清原县黑石头沟（东南方向是清原县城，西北是柳河县）狠狠地打了他一下子，消灭七百多人，缴了六门迫击炮和三门步兵炮（战后埋在当地）。在这次战斗中，二师师长曹国安大腿负伤。这以后，我们返回柳河，在大青沟开会休整，成立少年营，营长王德才，政委李敏焕。

1934年11月，我在濛江到军部当传令兵。入冬，军部等队伍到临江，用杨木林子的马（八百多匹）把部队装备成骑兵。以后在通化八道江与敌人打仗。因骑兵目标大，到地方喂马也很困难，就抛掉马，重新变成步兵。我们从临江到濛江，没站脚，又经金川、柳河、通化、桓仁走了一圈，邵本良一直在后边跟着。这时已是1935年春。我们从宽甸拉古哨过宽、凤交界的杏岭，到梨树甸子大东沟埋伏打邵本良，共消灭他三百多人，我们也牺牲了六七十人，在战斗中没见到有飞机。

1935年，军部行进到桓仁与通化交界的岗山岭上时，发现有三辆日军汽车从下边公路上过，遂派少年营和教导三连（后来变为教导三团）下去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打坏两辆汽车，其余一辆逃掉，打死十二个日本人，活捉一个日本官，经审问得知是通化、安东、奉天三省的经济顾问（杨靖宇牺牲时带的小手枪就是这人的），叫小林，还缴获一挺重机枪。以后，我们带上小林作为人质，向日军要了不少枪支弹药。但后来鬼子利用给我们送枪、弹的机会设圈套围袭我们，于是我们在到临江时把小林杀掉，并发出了《告同胞书》。(www.guayunfan.com)1935年11月，部队在濛江那尔轰梳子沟改编为抗联一军。在开改编会时，周保中、曹国安、程斌、李敏焕、崔庸键等干部都参加了。在我的记忆中，崔庸键是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审问小林时是他用日语审的。

我在一军军部待了将近二年（1934年11月至1936年1月），以后到少年营担任一连连长。军部曾对外称“营部”，靖宇将军称“营长”，这是为了保密。我参加过的在本溪地区的战斗有木盂子、仙人洞、老秃顶子、牙头岭等地的十余次。其中碱厂打了两次。1935年春，军部、一师、五团等部队在桓仁歪脖望与满洲兵、警察打了一仗。我们住在当地，被敌人得到消息，向我们进攻。拂晓时，我们退到山上，敌人紧追不放，没想到我们又从两翼翻山回来，围住敌人，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俘虏六十多人，缴获三挺机枪，四十多支大枪。这仗是杨靖宇亲自指挥的。1935年冬打碱厂。碱厂北山上有个炮台预先被我们派人围上。我们往围子里冲时，那个炮台响起了枪声，可能是被我们缴了械。我冲到土围子上，里边正是个炮台，有人问是干什么的，我答是红军，那人往后一撤，被我一枪打死。里边还有五六个人，也都被我们缴械。我们抓了些俘虏后撤下来。这次战斗我们是从南边攻的，靖宇将军在南山制高点上指挥。打碱厂的目的是拔钉子，也是为解决些吃的。这次战斗中，有个小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交代上缴，偷偷套在脚指头上。后来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疼走不动路，被发现。指导员请示上级，将他处死。1936年秋，我们打过桥头镇，那里有个三十多人的警察署。我们是从碱厂北老洞沟出发，奔南山、“滚蛋岭”，下边是小平原。从午后三点走到后半夜。打下桥头警察署后，到长杠休息。这次参战的有军部、一师、少年营等共六七百人。

教导三连是在三五或三六年改编为教导三团的，团长是个山东人，常到军部来。在我的记忆中，没听说有教导一团，可能他们没直接跟随军部活动。教导三团一直跟着军部走。

1936年开始西征，目的是扩大新区和扩大影响。因为辽南一带没有并屯，同时那里还有邓铁梅和唐聚五抗日部队的残部。我们打算去把他们统一起来。西征并没有与关里接头的任务。参加西征的有一师师部、少年营、三团等部队，共七八百人，少年营打头阵。西征从铺石河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草河口之前路过一个隧道（里边有火车轨道，还可以走大车，挺宽敞，涨水时还有水），进草河口后，军部有个侦察员叛变，把我们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六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我们无法往后撤退。急中生智，我们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出去，拿下山坡上的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以后，我们跨过安奉铁路，在一个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我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我们只好在大山里转悠。再往前走就翻过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过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到岫岩，之后到过羊胖沟、弟兄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中缴获而得以补充。在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我们接到交通员来传达的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羊胖沟、三家子、牛毛坞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割高粱了）。敌人并没完全退下去。

我带少年营一连沿岫岩和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尽头是庄河的龙潭沟）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黑天在半山腰摸着走，每宿走不了多远。白天因为怕暴露目标而潜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把我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都藏了起来，致使我们三五天也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王营长率二连在弟兄山与我们分手后，大概是突出去了。我们连从出发时的七十多人减少到二十七人。我们最南端曾抵达庄河的龙潭沟，然后又折回海城境内。在离唐望山不远处的南胶排至北胶排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到三支枪和三百多发子弹，分给大家。通过对抓获的俘虏的审问，得知晚间过公路的口令和守路敌部的番号，于半夜混过公路。不料刚过去就被敌人发觉了，他们很快追了上来，我们的右侧也发现了敌人。我们奔到一个山砬子上与敌人交火，从早晨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弹尽粮绝，大部分人牺牲，最后只剩下我和六号战士（姓张，桓仁牙头岭人）、小曹三人。我们三人把同志们的尸体推下三十多米高的山涧，把枪也摔了下去，然后都跳了砬子。

我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我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上，用草棵子遮住脸，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到早晨敌人撤走了，我们才走上岸。这时，来了一个留着两撇胡子、带枪的小个子，他像认识我们似的离老远就招呼我们过去，我们见已无法躲了，索性站住未动，他只好走了过来。待他走到我们跟前，我冷不防用手枪（膛里已无子弹）顶在他腰上，喝令他举手投降，并迅速下了他的手枪。他边举手边解释，说他是抗日救国军三旅的参谋长李东坡，听见这边打仗，过来看看能否对与日伪作战的人提供帮助。我们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但因对这里人生地不熟，姑且让他领我们走，再想别的办法。他领我们到不远处的叫小东沟的地方一个邹老头家，叫我们先吃饭，我们不敢轻易信任他，便把饭端到山上吃，吃的是高粱米粥。尔后，我们又让他领我们挪个地方睡觉，我和六号、小曹三人轮流放哨，一方面防备敌人，一方面也是监视这个李东坡，怕他是坏人搞鬼。这样睡了一宿，身体逐渐恢复过来。第二天晚上，李东坡又领我们到白云洞，在这里吃了顿白面饼。之后又上山到蚕窝棚（蚕农放蚕、剥蚕茧的草棚子）里，李东坡布置蚕农给我们送饭，并叮嘱蚕农们要保密，连家里人也不能告诉。蚕农们果然秘密地为我们送来几次饭，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闻知敌人全撤走了，我们就要走，这时李东坡告诉我们，抗联已经放弃了本溪根据地，程斌投降，部队都离开了。他劝我们留下，以后再打听部队的去向，把我们送走。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人少力孤，部队又远在他乡，一时也难以回到长白山区，于是我们在李东坡的抗日义勇军中待了一段。

李东坡原是东北军的军官，旅部大概是在丹东，旅长是唐聚五。李东坡自报是旅参谋长，据说是上校军衔。唐聚五义勇军失败后，他率残部在他的家乡海城三角山一带活动，1940年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我离开李东坡的队伍后，回到北满，在黑河当矿工。1945年光复后，我在黑河组织了工人队伍，担任连长。我们这支工人武装以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