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吏与法律_国史四十四讲

法吏与法律_国史四十四讲

秦焚诗书，为儒生以古非今也，法令为当官理民之务，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所以儒生而尊法令，亦即所以尊时王之政而废先王之政。荀子非相曰，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卿者，李斯所从受法，李斯相秦大变先王之政，以吏为师，岂不宜哉。汉兴因而不改，以文法吏治民，高祖纪云，吏以文法教训辨告是也。其时大臣或起于文法，或出于武功，遂成法吏政治。贾谊非之曰，文法之吏，务筐箱不知大体，此以儒生而攻击法吏耳。汉世儒生与文吏分途，《文翁传》云，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后汉书·左雄传》云，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胡广传》云，诸生试经学，文吏试章奏。王充《论衡·量知》《论衡·程材》《论衡·谢短》诸篇，即在评论儒生与法吏之优劣，以其相非故耳。儒者之非文吏固然，而重法吏者亦轻儒士，《汉书·朱博传》云，博尤不爱诸生，所至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曹耶？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无奈生所言者，圣人之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薛宣传》云，栎阳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轻宣，宣独移书显责，以相参检。文法儒生之不同，自其大者言之，儒生之为政，乃有其政治思想，不欲苟且因循，而文吏则守法以为治，不欲高道上古。自其小者言之，儒生为政主于宽容，而弊在舒缓，文吏主于严整，而失之刻深。《汲黯传》云，黯时与汤议论，汤辩常在刻深，黯奋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谓公卿，果然，必汤也。《后汉书·宋均传》云，均性宽和，不喜文法，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然儒术法令者，所业之不同耳，或宽或刻，亦往往根于性情。《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云，荆性刻急隐害，有才能而喜文法，此性与学相结合者也。《张酺传》云，酺虽儒者，而性刚断，下车擢用义勇，搏击豪强。《陈忠传》云，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此性与学相反者也，故知为政之宽猛虽有文法经术之不同，亦系其性情之所偏焉。近儒章太炎师著《原法》，及刘申叔先生著《儒学法学分歧论》，皆以古文学者不喜今文，颇讥西汉师儒而右法吏，殆非持平之道耶？夫儒者以通经服古为职，法吏以奉行时宪为功，一为学术，一为政治，自贾谊、董生之伦就儒术以评时政，儒术渐尊，而其取得政治地位，则亦有渐矣。《汉书·终军传》云，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行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余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何也？又诘偃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二国耶？将势宜有余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欲及春耕种瞻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偃以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枉尺直寻，孟子称其不可，令所犯重罪，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为之耶？将幸诛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穷诘服罪当死，军奏偃矫制专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征偃即罪，奏可，上喜其诘，有诏示御史大夫。《隽不疑传》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闻而嘉奖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义。《夏侯胜传》云，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迺召问胜，胜对言《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代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此数事皆直接与实政有关，所谓通经致用者非耶？《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盖文景以前，法吏为政，而儒者竭力攻之。武宣之世，儒术渐兴，元成以来，尊儒生而黜法吏，其大较如此，惟尊崇太过，弊亦随之，戴圣虽吏治不足，恒见优容，薛宣虽为政可观，不为世重：此岂崇儒之本意哉。然儒生之弊又不如法吏之甚，路温舒之言曰，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温舒尝为狱小吏，其言深察人心之征，此宋均之所深恶夫法吏者欤？

汉庭既崇儒，而汉所沿用者为秦法，秦用法家，其制法之意颇与儒家思想相违反，自不得不以儒术变更旧法。《汉书·高后纪》诏曰，前日孝惠帝言欲除三族辜，訞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法家严刑峻罚以止奸，为使人畏罪而不敢犯，虽惨酷不顾也。夷三族之法，为秦人之旧法，而与儒家罪人不孥罪不相及之义相违，故除之。又法家尊君卑臣，臣下守法而不敢有所是非。商君治秦，秦民初言令不便与后言令便者，皆科其罪，其意在此，于是民有异议，皆目为诽谤訞言，其极也。人君暴恣于上，而下莫敢言，天下已乱，尚谓之安，秦已自食其报矣。儒家于臣民则曰，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于人君则以从谏为美，汉人除訞言令，亦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家律令也。《汉书·贾谊传》云，夫尝已在贵宠之位，今而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是时丞相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遂系长安狱，治卒无事，故谊以此讽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法家持法以为治，于守法之外无有教化，故其制法有禁奸而无劝善，儒家以刑辅礼，即用刑之中亦含教化之意，故曰有耻且格。刑不上大夫，所以养耻，不加以刑，而使其自杀，是于刑罚之外，又加以礼义之防，待大夫者固厚，而所以责之者亦厚，此亦以儒家思想变更其旧法也。《宣帝纪》诏曰，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如是而连坐者，亦秦之旧法也，此缘法家有国而无家，有尊尊而无亲亲，故视此为当然，汉朝以孝治天下，教之所施，为法之所禁，安得不变改而从教乎？复仇之法亦如是也。《后汉书·张敏传》云，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汉代复仇之风，详见拙著《魏武帝之政治与汉代士风之关系》。其余若保护贫穷与矜宥老弱之法令，亦皆源于儒家思想，《后汉书·光武纪》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法家奖励生产以发展人类优越之天才，故其立法无保护贫困之科，杀奴一事，在西汉官吏有科其罪者，而国家明文规定，则自光武始。《汉书·惠帝纪》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刑法志》云，孝惠后三年诏曰，高年老者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暴之心，今或罹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人，他皆勿坐。成帝鸿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满七岁，械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其立法之意，皆源于儒术而与法家相违者也。不仅立法不同，用法之意亦迥别，法家不为惠于法之内，其用刑以平为至上，儒家以刑辅礼之穷，即不得已而用刑，亦求所以生之。《汉书·王嘉传》云，圣王断狱，必是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此种议论在汉极为普遍，亦儒术见伸之一效也。然原情定罪，其弊必至以意为轻重，此亦儒者用刑所以见讥于后世者欤！

法吏儒生虽有盛衰，法吏儒生终为二事，而法吏与儒术由分而合，在西汉以儒生而兼通法令者有也，然或得之于家学，或得之于吏职，或由入仕之后而得见法令，东汉以后，法律之学传于民间，若儒者之传经，此一大变矣。《后汉书·郭躬传》云，父孔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钟皓传》云，世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人，而律本之传于民间，更在其前。《陈宠传》云，曾祖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莽复征咸，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既有律本，又公开教授，于是法律之学与经籍相等，郭躬、郭镇、陈宠、陈忠诸人，不仅缘引经文，考其行事，实粹然儒者，律令不为文吏专有而成为普通之学术，赖有此耳。夫李斯以儒者为秦制法，抑儒而崇法，汉兴儒术渐兴，又黜法而崇儒，儒生法吏遂为二类，即有兼习者，亦不以法律普教于人，自郭躬、陈宠以来，律令遂成为普通学术，郑玄、应邵而后，律令遂为儒学之一事，故法吏儒生虽为二，而律令与儒术则合流，盖律令久已渗合儒术故耳。此非学术史上一大变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