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简介资料_班固生平介绍_故事

班固简介资料_班固生平介绍_故事

班固，字孟坚，光武帝建成八年(32年)出生。九岁时，就在乃父的指导下，可“属文诵诗赋”。十三岁时，王充拜访其家，一席言谈，这位著名学者便拍着他的后背说：“此儿必记汉事。”事实果如所料，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二十七岁的班固另辟蹊径，开始在家乡扶风郡撰写《汉书》。正当他杜门谢客，“欲就其业”的时候，却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这在当时意味着图谋不轨，是一项严重的罪行。永平五年(62年)，班固被朝廷逮捕，关押在洛阳狱中，书稿亦被全部没收。这时，他的弟弟班超凭着过人的胆识和辩才，远赴京城为兄长申冤，诉说《汉书》仅是一部续作，不是私史。汉明帝调阅了原稿，看到了班固正在撰写的这部史书乃是一部旨在颂扬大汉圣德的著作，极为高兴，不仅没有治罪，还把班固召到朝廷，任命为兰台令史。

兰台是皇家管理图书秘籍的地方，共设立六位令史，负责掌管图书典籍，校定文书。班固在这里可以参阅丰富的珍贵图书资料，可以同许多学界名流切磋交流，这为班固撰写《汉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汉明帝、汉章帝两代帝王关怀下，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在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我国古代史学名著《汉书》，除了“八表”及《天文志》还未终篇之外，全书基本告竣。

汉章帝是一位好儒术、喜文学的皇帝，对班固也极为赞赏，常常让他相伴读书，甚至“连日继夜”。每当出巡，班固必随从左右，每有临幸，班固即“献出赋颂”。章帝对他也分外偏爱，“赏赐恩宠甚渥”，在政治上也绝对予以信任，最为突出的一次，是在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开由诸王、群儒参加的会议，辩论五经同异。凡涉及重大问题，都由皇帝裁决，最后由班固根据章帝的意旨，总编成书，最后，被命名为《白虎通义》。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部重要法典。另一次，是在建初八年(83年)，班固亲自参与“匈奴和亲议”。当时，一直与中原为敌的北匈奴向朝廷“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许多大臣坚决反对，认为北匈奴是“变诈之国，无内向之心”。班固力排众议，他说，怀柔远方，始终是西汉以来的政策，偶尔发生战争，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北匈奴主动要求和亲，“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他主张采取和亲的策略，汉章帝完全采纳了班固的意见，并作为当时对待匈奴外交的国策。

在封建社会，上层的政争十分激烈，后来，班固不幸卷入其中。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专权，阴谋叛乱，被皇帝剥夺兵权，并迫令自杀。班固与这位飞扬跋扈的大将军既有通家之好，又同殿为臣，关系十分密切。他曾先后两次被窦宪推荐，委以重任：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出征匈奴，任命班固为中护军的要职。汉军追击匈奴，直到燕然山下。经过激烈战争，大获全胜，俘获匈奴马、牛、羊、骆驼等牲畜100多万头，招降匈奴20多万人。窦宪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这篇《封燕然山铭》就是出自班固的手笔。文中过分歌颂“汉元舅”窦宪指挥的这次战争，说什么上可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可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威”。这篇文章无疑成为班固的罪状之一。

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被打败的北匈奴希望同汉朝和好，并表示臣服。请求双方派重臣在居延塞接洽。窦宪再次极力推荐班固。班固又以中护军代行中郎将事宜，前去同匈奴人交涉。后因匈奴方面的原因，最终没有谈成，班固一行无功而返。这也成了班固同窦勾结的又一明证。

班固依附窦宪，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他本人有什么劣行，但是，他的诸子不肖，家丁凶顽，同窦家人一样为非作歹，在京城是出了名的。后来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污辱正在执行公务的洛阳令种兢。所以，一当窦宪倒台，祸及班固的时候，这位洛阳令就迫不及待地将班固逮捕，并关押起来。这时的班固，已经61岁，无法忍受狱吏的折磨，一代史学家就这样惨死在狱中。

在班固生命的最后十年，由于追随窦宪，“固迷世纷”，最后身陷囹圄，实在是不应该的。《汉书》的写作也受到影响，《天文志》和“八表”部分都未完成。汉和帝对于班固之死极为惋惜，他曾下诏严厉斥责洛阳令种兢的鲁莽行为，同时诏令班固的妹妹班昭续写《汉书》。

班昭，字惠班，一名姬。丈夫曹世叔也是扶风人，不幸早年去世。班昭受家庭熏陶，熟读典籍，学识渊博，被人尊称之为“曹大家”(即“大姑”，尊称)。她接到和帝的诏令后，立即到班固长期工作过的东观，继续长兄的未竟之业。由于班固是在仓促之间被捕的，所以，其遗稿杂乱而无章，才华横溢的女史学家经过整理、校核，居然使卷帙浩繁的《汉书》遗稿恢复了原貌。非但如此，她还以自己丰富的历史学和天文学知识，补写了“八表”和《天文志》，这样，足可以和《史记》比美的、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双壁之一——《汉书》才得以最终完帙。

在后人看来，《汉书》出自两人之手，必然有扞格难通之处，但却相反，全书和谐而统一，足见班昭的学识既不逊色于乃兄，其文字的驾驭能力也同样是十分高超的。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汉书》的文字比较古奥艰涩，问世不久，许多人已经看不懂了。为此，班昭又奉命担任宫廷教师，教授皇后及其他嫔妃，学习这部重要典籍。此时，班昭的名声已经传遍京城，连著名的学者马融等人也拜在她的门下，“从昭受读”。公元105年，和帝去世后，邓太后临朝，班昭还一度参与朝政。汉安帝元初年间(114—119年)，班昭去世，邓太后以师礼相待，素服发丧，并为之举行了国葬。

班昭生前还撰写了《东征赋》、《女诫》(共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等著作。特别是后者，提出并阐述了妇女“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标准，以至于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之久。

《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记述了自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到新莽地皇四年(23年)的历史，长达230年。其成书的时候，儒家的独尊地位已经确立，所以，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汉书》的批判精神较之被诋毁为“谤书”的《史记》大为逊色。大概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在以后的朝代里，经常可以看到帝王们同王公大臣一起阅读、讨论《汉书》的记载。《三国志·吴书》就有吴主孙权用自己研习“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史籍，“自以为大有所益”的体会，建议大将吕蒙“勉勖”之。吕蒙不负孙权的厚望，“篤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以至于受到鲁肃的高度评价，赞扬说：“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见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孙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孙登学习《汉书》，以“习知近代之事”，还请文人张休向老儒张昭学习这部著作，然后再“还以授登”。

《汉书》叙事详瞻严密，凝练简洁，多排偶，尚典雅，为历代文人所看重。宋人陈鹄在《耆旧续闻》中记载，宋朝文学家苏轼曾经把抄读《汉书》作为自己的“日课”。他谪居黄州时，仍然乐此不疲。当时，他已经将《汉书》抄写了三遍，全书也烂熟于心，只要你随手举出书中的任何章节的头一个字，他能接下去背诵“数百言”，而“无一字差缺”。前来看望的司农寺卿朱载上试了几次，都是如此。这位京官惊叹道：“先生真谪仙才也!”后来，又以此教诲自己的儿子说：“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不可勤读书邪?”

宋人龚明之在《中吴纪闻》中还记述了宋初文学家苏舜钦用《汉书》下酒的故事。苏舜钦每晚必读《汉书》，并饮斗酒。一天，读《汉书·张良传》，当看到博浪沙一节，张良雇来刺杀秦始皇的大力士所掷出的120斤重的铁椎，只误中那位暴君的副车时，不禁大声喊道：“太可惜了，居然没有击中!”于是饮酒一大杯。其岳父杜衍笑道：有这种下酒物，饮一斗酒实在不多。后来，“《汉书》下酒”竟成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在凌稚隆辑校的《汉书评林》中，记载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称颂《汉书》的话。黄庭坚认为，《汉书》是读书人不可或缺的食粮，读《汉书》是一种精神享受。如果久不研读，就会滋生俗气，“照镜，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这也说明《汉书》的非同寻常的魅力了。

《汉书》的体例同《史记》相类。更新增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部分，成为后世的史学著作的楷模。这对研究当时的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律令的具体内容，对研究当时透过五行灾异等神秘主义所体现出的自然史、天文史、生态史，对研究当时的人口变化、经济状况、民风民俗，对研究当时的学术思想流派及其发展历史，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班固、班昭兄妹用生命撰写《汉书》的时候，班超也以报效国家为己任，“投笔从戎”，经营西域，为国家立了大功。年轻时，他厌倦了书吏生活，一天，他掷笔于地，大发感慨地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遂投身军旅之中。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41岁的班超随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被任命为假司马。班超在打击伊吾(新疆东南)的战斗中，首战告捷，受到竇固的青睐，即受派遣出使西域。当时，鄯善王受北匈奴要挟，是否归顺东汉王朝，正举棋不安，于是，班超仅率36人的部众，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大无畏精神，诛杀北匈奴使者。恩威并重，终于说服鄯善王，“纳子为质”，使鄯善成为东汉经营西域的桥头堡。这一壮举，使班超声震西域，汉明帝也给予高度评价。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去世，汉章帝继位，北匈奴趁机挑动西域各国反叛，并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及其2000汉军，东汉无力增兵，诏令班超回国。于阗王侯以下号啕痛哭，抱着班超的马腿，坚决挽留，并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深为感动，决心抗命不归。遂联合疏勒军民，斩杀叛逆，稳定了局势。这时，汉章帝已经从班超的报告中了解到一些真情，认为“其功可成”，便先派徐幹等率1000人、后派和恭等率800人增援。

班超就是靠这些有限的武装力量，把军事斗争和外交策略运用到了极致，苦心经营西域31年，控制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臣服了姑墨、焉耆等地，西域的广大区域共50余国尽在东汉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内。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他还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直达条支海(波斯湾)东岸，这是我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西行最远的地方。这次探路之旅，为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使者奉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之命东来，开辟了道路。班超以他的不凡业绩被先后封为西域都护(91年)和定远侯(94年)。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69岁的班超感到“老病衰困”，请求返国，他给皇帝写了一封辞意恳切的信，信中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句子；妹妹班昭也上书说：“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汉和帝大为感动，立即予以批准。汉和帝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返回京城，九月，这位为开拓西域献出了毕生精力的卓越外交家与世长辞，享年71岁。

班固、班超、班昭兄妹三人，在各自为之奋斗的事业上同时达到了事业的顶峰，都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增添了光辉，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作为家乡的骄傲，陕西扶风县一直精心保护着班家的遗迹：据编纂于清乾隆年间的《扶风府志》记载，在扶风县南一里，尚有班氏故居，“遗址存焉”；在扶风飞凤山南有祭祀班彪、班固、班超、班昭的祠堂，称四班祠。另据《扶风县志》记载，在县城内学戟门右，有乡贤祠，班氏父子、父女名列其中。

班固在洛阳去世后，归葬扶风班家村，世代都有人前来凭吊。明人冯明世怀着崇敬之情，写了《孟坚墓》诗一首以示悼念，诗中写道：

分铎扶风日，经过汉史茔。

高丘前代土，小碣近臣名。

不朽文章骨，长垂山水青。

至今千载下，若个续芳声。

班昭墓在兴平县大姑(家)村东北一里处，圆形封土，高七米。世人仍然尊称为大家(姑)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