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格局的演化

二、城镇格局的演化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一批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上海开埠后，周围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形态率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与此相联系，一些原先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因物质基础日趋分解而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和近代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依附并服务于对外贸易和近代城市经济的新兴的农村集镇。

鸦片战争前，上海周围农村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促使一批农村集镇兴起和繁盛。如康熙、乾隆年间，嘉定县娄塘镇“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麟集，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余；装载船只，动以百计”⁽⁵²⁾；宝山县罗店镇，“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⁵³⁾。上海开埠后，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倾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主要口岸；同时，列强又在上海强行开辟了中国大陆上第一批租界。这对上海周围农村集镇的经济带来很大影响。如前所述，大量廉价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涌入，致使很大一部分农村家庭手工棉纺业趋于衰败，1847年英国的一份对华商务报告明确写道：“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指英国——引者）的布代替了他们（指中国——引者）的布的结果，他们的织布业已迅速下降了。”⁽⁵⁴⁾当地许多农户因此被迫改习他业。《上海乡土志》载：“本邑妇女向称朴素，纺织而外亦助农作。自通商而后，土布滞销，乡妇不能得利，往往有因此改业者。”⁽⁵⁵⁾

与此相联系，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基础上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随之归于萧条。如嘉定县南门，原是一处较兴旺的布经市场。“光绪十二年（1886年）前，布经市极盛，城内吴三房最著，城外业此者十余家，远自刘河浮桥，近则一二十里内外，布经买卖麇集于此，辰聚酉散，熙攘竟日。……自洋纱盛行，不数年间，无复有布经营业，而市况顿衰”。前引该县娄塘镇，“从前布市最盛，近年减色”⁽⁵⁶⁾。宝山县月浦镇，乾隆、嘉庆年间，棉布交易十分活跃，“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百货充斥，贸易发达，此为商业最旺时期”。至同治、光绪年间，附近农村土布生产衰落，该镇景况大不如前，“（棉）花行、布庄不过一二，率皆客商开设，土人鲜有投资者”⁽⁵⁷⁾。高桥镇，“从前布市颇盛，由沙船运往牛庄、营口者，皆高桥产也，今利为洋布所攮”，市面凋零⁽⁵⁸⁾。罗店镇，昔日因棉布贸易兴旺而有“金罗店”之称，这时也随土布的衰落而趋冷落⁽⁵⁹⁾。

在一些农村集镇趋于衰落的同时，另有一批新的集镇随着上海开埠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近代企业的兴办而逐渐崛起。宝山县江湾镇，“昔不过三里之市场，今则自镇南马路日增，星罗棋布，商埠之发展，直与上海界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繁盛殆甲于全县”⁽⁶⁰⁾。该镇的兴起，是与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它“地当上海、宝山往来要冲，明嘉靖间毁于倭寇，市肆荡然，清初稍复生聚。迨五口通商，江湾一隅以逼近租界，南乡结一等图，马路日辟，外人争租地杂居，经营商业，几与沪埠相衔接。市街东西长五里，南北广一里，以秋季棉布为最旺，大小商铺三百余家，水道则有走马塘之运输，陆道则有淞沪铁路之便捷，其骎骎日上之势，殆将甲于全邑市乡”⁽⁶¹⁾。上海近郊的其他一些新兴集镇，情况与此相似。上海县曹家渡一带，同治初年，“地甚荒僻，绝少行人。光绪十八年，有人购地建筑油车，是为成市之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招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聚居于斯者不下数千人，由是马路两旁造屋开店，百工居肆而市成矣。面临吴淞江，帆樯云集，富商巨贾莫不挟其重资设厂经商，除缫丝、面粉两厂外，若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不数年间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户万家”⁽⁶²⁾。

显然，上海开埠后，决定邻近农村集镇兴衰的基本原因，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一些立足于传统粮、棉产品之间交换的农村集镇，随着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破坏而日趋衰落。而其他一些新的集镇，则由于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受到上海开埠后城市经济的促进而陆续兴起和发展。嘉定县真如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真如志》载：“本镇商业始于元代，盛于明、清，以地当（南）翔、沪之冲，为必经之孔道。两地往来者，每就镇膳食、啜茗或投宿焉。而附近六七里外虽有市廛，仅具雏形，故豆饼业销售之远达二三十里之外。交易尤以（棉）花、布为大宗，即邻近各镇之乡人，咸抱布争售，并易其日常所需者而返。金融因之活动，昔有典当二，毁于发军（指太平军——引者）。商业之盛概可想见。”⁽⁶³⁾上海县有一些农村集镇则主要因距离市区的远近，受近代交通事业开拓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而兴衰互见，“西乡江桥、诸翟二镇，为上海、嘉定、宝山、青浦四县交界之处。自铁路开行，市面不如从前，其东南为虹桥、北新泾二镇，马路通达，渐见兴盛”⁽⁶⁴⁾。至于静安寺、徐家汇等，更是因直接受到外国租界拓展的刺激，而从一片农田上迅速崛起⁽⁶⁵⁾。民国初年，有人纵览宝山县境内农村集镇兴衰存废的历史过程后慨叹：“综计三十年来，历时初非久远，而生计之丰约，一视地势之通塞为衡。自铁路通、商埠辟，或昔盛而今衰，或昔衰而今盛，非独市镇，即小而村集且然。”⁽⁶⁶⁾近代上海崛起后，周围农村集镇经济生活演变的这种态势，是积极的。它反映了一部分立足于传统自然经济范畴，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属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因物质基础日趋分解而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增长和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依附并服务于近代城市经济的新兴的农村集镇，从而有助于上海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带动了四周乡村农民的经济生活向近代社会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