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生活，诗性文化

诗性生活，诗性文化_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

二、诗性生活，诗性文化

（一）诗性生活

诗意的落脚点在于“生活”。吴地是“百城烟水”、浩瀚的水乡泽国，大大小小的河道，把城乡织成经纬。水滋养了吴地，水盘活了吴地。唐代诗人杜荀鹤“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枕”字，下的十分精彩，它极其生动地道出了吴人的生活，原本就“枕”在一条条河流上。历史上苏州城里的河道就有58公里，不但给人们提供了生活之源，也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之美。二者浑然一体，高度融合。

吴地的河，又是一条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的中轴线。自古以来这里就有“五里一村，十里一镇”的说法，而一些重要的村镇为了取得水上交通的便捷，大都建在河道旁，因为与水为邻的缘故，这些村镇又大多取为“浜”、“浦”、“荡”、“泾”，名字里总少不了一个水字边。正是这些纵横交织的长长流水，灌溉了两岸的青翠，哺育了四季的葱茏，把江南大地裁作了一张张湖山碎锦。

中国古代哲人庄子曾说：“天地有大美而无言”。这些上百年、上千年来为人造福的默默的小桥、流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直接衍自于河、派生于水的桥船二物，至今在江南水乡仍是须臾难离。既因船的行踪可以走得很远，又因桥的架设可以通往天涯。

昨日和今天，现实与古远，水畔桃柳谁栽？檐下衣衫谁挂？以粉墙黛瓦，作天然图画，只一条斜阳巷陌，便胜过多少雪月风花。用诗心追求诗美，用诗歌融解生活；在诗的法则里自由，在诗的精神里创造。

“嗯唷斫竹，嗬哟嗨！嗯唷削竹，嗬哟嗨！嗯唷弹石、飞土，嗬哟嗨！嗯唷逐肉，嗬哟嗨！”⁽⁵⁾这是约产生于春秋时期，由张家港凤凰镇程墩村已故老人张元元传唱下来的，至今流传于河阳山（现称凤凰山）一带的河阳山歌——《斫竹歌》，据考证，这一“天籁之音”是古吴人狩猎时传承下来的号子歌。中国文联主席、90岁高龄的周巍峙先生曾两次带领民俗学家、民间文化专家、著名音乐家、作曲家亲临河阳山地区对河阳山歌进行实地考察，并题词盛赞河阳山歌是“人民的心声，民族的情结，国家的瑰宝，世界的奇葩”。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和诗歌史，是华夏古老音乐文化的活化石，也是吴人活的历史、诗性生活的真实写照（见图9－3、9－4），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图9－3　张家港河阳山

图9－4　年已古稀的农人张元元缺齿少牙在唱《斫竹歌》

吴地人以种植水稻为主，每当农忙时节，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为了消除疲劳，常常将一个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情节的事物编成山歌在田野里一边劳动一边唱，通过辛勤的劳动，把埋藏在泥土里的“珍珠”挖掘出来，使它们重现异彩。

唐代诗人李绅（772～846年），字公垂，无锡人，深谙民苦，“泛爱众”，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大诗人，尤其是他的《悯农》诗二首，传诵千古，流芳百世。

悯　农

李　绅

（一）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二）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全诗体现出音乐美、韵律美，对仗工整，语言流畅，朗朗上口。

南宋诗人范成大（1126～1193年），平江府（今苏州）人，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幼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遍阅经史，善为文章。17岁时，曾应诏赴礼部献赋颂。范成大是一个关心国事、勤于政务、同情人民疾苦的士大夫，他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要想富国强兵，必先安民，“省徭役、薄赋敛、蠲其疾苦”（《论邦本疏》）。他的忧国恤民的一贯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图景的作品成就最高，成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他整理出脍炙人口的《田园四时杂兴》六十首七言绝句，分别描绘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田园情景，凡农家生活环境、季节气候、风土民俗、耕织、收获及苦难与欢乐等，都得到了真切生动的展现，被誉为“字字有来历”的“诗”。如：

“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春日田园杂兴》）

“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晚春田园杂兴》）

“杞菊垂珠滴露红，两蛩相应语莎丛。虫丝胃尽黄葵叶，寂历高花侧晚风。”（《夏日田园杂兴》）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秋日田园杂兴》）

“起傍东窗手把书，华颠种种不禁梳。朝餐欲到须巾裹，已有重来晚市鱼。”（《冬日田园杂兴》）

村庄即事

范成大

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

全诗通过山川田野、子规啼雨和植桑插秧等情况的描述，反映了乡村四月一片繁忙的劳动景象。

明代诗人金琮（1449～1501年），字元玉，自号赤松山农，金陵（今南京）人，少聪颖、好吟咏，仔细观察农夫插秧，留下了一首很有哲理的手迹诗：“手把秧针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⁶⁾这首诗告诉我们：从近处可以看到远处，低头可以看到水里的天，退步原来有时亦是进步。

无锡东亭老人钱阿福把“看过花灯闹春耕”直至十二月半的江南农事和民俗概括在《稻家谣》中，唱道：“正月半，理好田角吃团圆；二月半，搓好绳团加田岸；三月半，割草备泥搪灰潭；四月半，浸种落谷修猪圈；五月半，澳田时秧夺机船；六月半，耘稻拔草捉黄鳝；七月半，着着猛将田头转；八月半，搁田搁到湿又干；九月半，探尽稗草拆车盘；十月半，收稻飓谷风车扇；十一月半，牵砻米囤里面满；十二月半，新米团子斋罗汉。”歌词好像一幅幅生动的江南稻作地区的民俗风情画。

美丽在于变化，从这些写实作品中可以窥见吴人诗性生活之一斑。吴地人在内心有一份高贵和激情，更有一份对人世真挚的情和爱，追求的是真、善、美。无锡鸿山越国墓遗址出土三只缶及大量青瓷乐器，可谓庞大的地下音乐库，就是一例。“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

几乎涉及到人民生活天天日日和方方面面的时令文化更为有趣，但它能唤起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发挥着黏合剂的作用。以苏州为例：

一是四时八节。如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比较独特的、最具代表性的如农历正月初五的“抱路头”，也就是迎东、西、南、北、中五路财神，《清嘉录》中蔡云的竹枝词中描绘道：“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农历四月十四的“轧神仙”、“六月六”黄梅期前后晒霉习俗、七月七“女儿节”、“冬至日”和“冬至夜”，即所谓“争冬至”，等等。

二是风味美食。其最大特点就是讲究“时令”和“本味”。仅苏州一年四季各个时令就有各种名堂的糕团：一月元宵，二月二撑腰糕，三月青团子，四月十四神仙糕，五月炒肉馅团子，六月二十四谢灶团，七月豇豆糕，八月糍团，九月初九重阳糕，十月萝卜团，十一月冬至团，十二月桂花猪油糖年糕。究其实质，则是吴地人富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自然生态观念在美食文化方面的具体体现。无论是鸡鸭鱼肉、瓜果蔬菜，还是茶食小吃，最好的必定是应时的，也必定是自然生态的产物。比如“青团子”之所以只在清明前后上市，关键就在于青草的汁水过了这段时间就没有那股特定的清香味了，用“端午草”（树叶汁）做“端午饭”亦是如此。春季的野菜，夏季的糟味，秋季的蟹鲜，冬季的羊肉，过了时，反了季，就没人问津。

三是自然崇拜。对自然及自然生物的拟人化和神灵化，最为突出的就是有关自然及自然生物的各种生日庆贺或诞辰祭祀。如百花生日、荷花生日、棉花生日、稻生日；龙生日、蛇生日、蚕生日；还有火生日、雷生日等等，而且每一个生日都有每一个生日的传说、活动、食品或礼品。

四是郊游览胜。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形成了江南人自古以来的郊游览胜的情趣和传统。春探梅，夏赏荷，秋游湖，冬聚会，是吴人的最爱，也是吴人与自然生态亲密接触的感情模式和文化形态。最具意思的是苏州人郊游览胜过程中所形成的由来已久的时令休闲和时令基地意识。如：玄墓山春游香雪海、观音山二月香市、南园北园看菜花、谷雨三朝看牡丹、登阳山看日月同升、天平观枫、虎丘赏月、寒山寺听钟声等等，陶冶身心，触发灵感。

吴地处处可谓烟水淡淡、泼墨写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诗意的生活是艺术的生活、审美的生活，也是情趣丰富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形态的“有形”文化遗产，又有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生动而鲜活地深藏于民间，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源泉，而且是民族文化绵延传承的血脉。

（二）诗性文化

1．诗性文化的体现

烟雨凄迷的江南，梅熟时节桃花细雨的江南。人们沿河而居，顺水而行，她是春天明媚阳光下的拂堤柳、荷花深处飘荡的采莲曲。“诗意”美的苏州园林，“凝固音乐”的吴地建筑，“诗性沉思”的吴门绘画，……无不诗意浸淫、魂牵梦系。

诗性的生活，产生诗性的文化。现存的吴歌中，如《子夜歌》：

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堂。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自从别欢来，奁器了不开。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

崎岖相怨慕，始获风云通。玉林语石阙，悲思两心同。

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　　　　　　　　　　　　　　　　　　　　　　

委婉而含蓄，给人一种“水”的感觉，感情的抒发悠远绵长，余波荡漾（见图9－5）。

图9－5　《子夜吴歌》剧照——诗情画意

吴歌可以上推到公元前21世纪，《述异记》一书所述太湖有防风氏，载曰：“防风氏之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不仅有其乐，亦有其舞，自然也曾产生歌了。相传殷商末年泰伯、仲雍到江南也“以歌养民”，可见吴歌这条灿烂的文化长河至少已经流淌了4000多年。《楚辞·招魂》载有“吴歈蔡讴，奏大吕些”⁽⁷⁾，“吴歈”即吴歌。“歈”，乃“俞”和“欠”之合文，“俞”是独木舟，“欠”是张口呼气，是独木舟的船夫在张口发声，也就是船夫曲。“吴歈”原来就是吴地船夫唱的歌，这是吴歌的渊源所在，南北朝乐府的“吴声歌曲”、宋朝《乐府诗集》称之为的“吴歌杂曲”等，概由此出。

《五姑娘》、《沈七哥》、《赵圣关》、《鲍六姐》、《卖盐商》等长篇叙事吴歌都是诗性文化的杰作，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绝。尤其是《五姑娘》，全文长达8章25节2600多行⁽⁸⁾，是一部反封建的史诗。它是年近八旬的江苏省吴江县芦墟镇的著名女歌手陆阿妹的原唱词。这是她和丈夫做长工时深夜摇船口头创作的长篇山歌，情节曲折动人。内容描述暴富杨金火的胞妹五姑娘和长工徐阿天的爱情受到恶嫂的嫉恨和阻挠。山歌以抒情的手法描绘了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故事感人，反映了反封建礼教、要求婚姻自由的主题，是我国19世纪江南农村风情画式的民间叙事诗，流传于江、浙、沪交界的汾湖流域，约有150多年历史。建国后，《五姑娘》经过采录整理，曾被《民间文学》、《诗刊》、《钟山》、《新华日报》等报刊相继刊登，还被改编成苏剧、锡剧、电视剧、音乐剧上演、播放，2002年写进了中国文学史。

《五姑娘》问世以后，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和专家先后前往芦墟访问陆阿妹和搜集整理者，发表了大量学术研究文章。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王朝闻专程赴芦墟实地考察（见图9－6），撰文盛赞《五姑娘》，认为《五姑娘》堪与彝族《阿诗玛》媲美，并作了“卓越的发现，伟大的诗篇”的题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民俗文学家赵景深教授欣然题七绝一首：“吴侬珠语传渔乡，村叟留歌韵味长，莫道汉家无钜著，悠悠一曲《五姑娘》。”1988年始，荷兰莱顿大学博士施聂姐和丈夫——荷兰音乐家高文厚七访芦墟并完成《山歌·中国苏南民歌研究》，其独特而巨大的学术价值引起巨大震动。

图9－6　1982年中国民间艺术研究所所长、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王朝闻，三下苏州，访问唱《五姑娘》的“山歌女王”陆阿妹

“山歌勿唱忘记多，搜搜索索五千零四十八只响山歌，吭嗨吭嗨挑到吴江东门垂虹桥浪里去唱啊，解开叉袋口氽满东太湖。……”⁽⁹⁾使人感受到乡土味的浓郁、绿水荷风般的亲切。

过去与现代历来互相拥有，江南的诗性文化举不胜举。如：

白居易《忆江南》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把江南景色写得极其明丽鲜艳。

杜牧《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李贺《江南弄》：

江中绿雾起凉波，天上叠巘红嵯峨。

水风浦云生老竹，渚暝蒲帆如一幅。

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

吴歈越吟未终曲，江上团团贴寒玉。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张继《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南朝乐府《西洲曲》，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这同诗中栩栩如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声情摇曳，余味无穷。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

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

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

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汉乐府《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郑板桥《咏竹》六首：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峭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新旧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竹，千丈龙孙绕风池。

一片绿荫如洗，护竹何劳荆棘？仍将竹作篱笆，求人不如求己。

新栽瘦竹小园中，石上凄凄三两丝；竹又不高峰又矮，大家谦让是家风。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浅渚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吴江同里镇楹联）

……

吴声也好，西曲也罢；山歌也好，楹联也罢。这些诗与词，歌与曲，写得清新、自然，文与道、雅与俗和谐统一。从眼到心，从心到思，由思而文、而诗，表达自己对景致、生活、艺术、传统、文化以本土的思考，其形象、境界、声韵之美，读后使人感到惊心动魄，闪耀出特殊的光彩。

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发祥于苏州昆山。它集中国戏曲艺术之精华，熔诗、词、乐、歌、舞、戏于一炉，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曾被周恩来总理比作风姿素雅、清香四溢的“兰花”。2001年5月18日，昆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璀璨夺目的头饰、飘逸轻盈的服装、精巧细致的妆容、饱含情感的一颦一笑、熟悉的吴侬软语。今天的青春版《牡丹亭》和经典剧《长生殿》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青春妩媚、敢爱敢恨，一个悠悠荡荡的水袖，一声千回百转的轻叹，让听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也为之喝彩，为之着迷，为之倾倒。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比利时，许多观众在看完昆剧团的演出后纷纷赞叹：人美、词美、唱腔美、音乐美、舞台美、服装美。古老而又年轻的苏州昆剧既是一张闪亮的中国文化名片，也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代表和象征。在国内国外巡演数百场之后，六百岁的昆曲看到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希望，苏州未成年人昆曲教育传播中心将传承这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重任转向了祖国未来的花朵——中小学生的身上。

此外，如民间文学：吴歌、梁祝传说、白蛇传传说、董永传说；民间音乐：江南丝竹、海州五大宫调、苏州玄妙观道教音乐、当涂民歌；传统戏曲：昆曲、苏剧、扬剧；曲艺：苏州评弹（苏州评话、苏州弹词）、扬州评话、扬州清曲；长兴百叶龙等民间舞蹈；民俗：苏州端午习俗、秦淮灯会、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等皆列入了国务院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她们是吴地人的生命记忆和活态基因，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保护。

家住常熟市古里镇白茆上塘村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著名山歌手、故事家陆瑞英（女，1933年出生，小学文化）。于2006年以74岁高龄成为首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歌传承人，2007年古里镇政府与中国民俗文学学会联合编制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公开出版，收录了她在故事、歌谣上的代表作品（见图9－7）。

图9－7　《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首发仪式于2007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

2．诗性文化产生的诠释

吴文化为什么是诗性的？原因有五：

一是吴人生活在流淌起伏的烟水之中。“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绿水青山、“烟水”是吴地人的自然禀赋。“烟水”，朦朦胧胧，千变万化，神秘莫测，婀娜多姿。吴地人的心灵，也就是这烟水孕育出来的清纯、淡雅。烟水的源泉是水，生活在江河湖畔，易使人浮想联翩、跃跃欲动，重智慧，多想象。张大纯在《石湖秋泛》中曰：“山势西北来，列岫如图嶂。青枫兼白苇，曲渚相荡漾。忆昔鸱夷子，扁舟信所向。茫茫笠泽间，烟水见奇状。世事几浮沉，黄华自开放。击楫溯遗踪，达人寄高尚。”⁽¹⁰⁾可见，“烟水”更多地保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天然联系和原始情感。比如“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这里的“裸”字，体现了吴人在水中不穿衣服，以裸体为美，即生命力本体之美，象征着吴人自由自在、一往无前的精神；体现了吴语言不晦涩，少形容，一听就懂，把白话炼成金子，具有老舍先生所说的语言的裸体美。把自然作为道的喻体，用自然中的景象和故事来说明道理，这是吴人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对自然的玄化，“言有尽而意无穷”，大俗大雅，是一种很高的文化境界、艺术境界，这无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高峰时的产物，亦是吴文化诗性的核心和原版。俗到头就是雅，雅到头就是俗。有人称南京人为高桥门的大萝卜，意思是反映不大灵活，听起来像个贬义词。其实，萝卜的特点是味甜、脆嫩、汁多，“熟食甘似芋，生荐脆如梨”，有消食开胃、生津止渴、清热化痰、免疫调节等功能，生吃、熟吃、白烧、红烧……怎么吃都行，什么人都能吃。可见吴地人，尤其是南京人心地善良、敦厚、淳朴，雅俗共赏，精神自由。“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细雨中”、“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正如管子云：“水仍万物之本原也，诗生之宗室也。”

二是吴语语音具有因声调而带来的音乐性的特点。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古代吴越人说的是一种“胶着语”，一字有多音节。在词汇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她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情趣，给人以朦胧美，并留下想象的空间。这一切自然无助于逻辑性的表述和科学性的思维，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思维。从这个“存在的家园”出发，吴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她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具有诗意和韵味；她是灵魂的唤醒、心灵的充实、精神的重塑、思想的升华，这便是吴人说话为什么像唱歌的缘故。与吴越民族独特的语言相对照，吴越民族的文字多为“鸟虫书”或称“鸟篆”。“鸟篆”在书写的形式、风格上作装饰，它在一原字之外加一鸟或二鸟作为装饰，有的似鸟形，有的参以兽形，有的为二鸟对峙，有的长尾垂立，奇诡多变，极富诗意，给人以咀嚼不完、回味无尽的境地。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不说吴文化更加符合美学的规律。

三是宁静的家园。老子在《道德经》中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认为只有选择了居善地，方能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唐宋以前的江南偏处一域，远离中国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地区，因而也远离政治、军事集团冲突的核心，避免了战争的破坏与摧毁，地缘上的因素反使吴人少受震荡而享有一个长久安宁、稳定的环境。从晚唐到宋代，江南地区虽间或也遭受战火侵扰，但总的说来是宁静、和平的，正如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云：“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意思是，因此我依据当地的山川，称道此间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之所以能安享丰年之乐，是因为有幸生活在没有战乱的太平的时代。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江南成为全国的赋税重地。富足、安乐，使江南苏、杭一带渐享“人间天堂”的美誉。诚如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所说：“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说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皆大欢喜》）计成（吴江同里人，公元1582年—？，我国明代末年著名造园专家）所著的《园冶》强调：“得景随行”、“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讲的是因景制宜，建筑与环境和谐，追求建筑的诗意美。为了百姓的安宁，100年前（公元1906年）苏州城内的朱家园就有一座“纠察使庙”，以纪念在群众活动中维持秩序的人（可能相当于现在的警察）。相反，“铁马，秋风，塞北”，战火侵扰不断，加之土地贫瘠，产出有限，无法满足社会对食物的迫切需求，在一种食物分配体制强制性驱使下，北方民族逐渐发展了政治—伦理文化，这种文化偏重于以社会伦理为核心，强调的是如何调整社会的人际关系，而个体精神自由和审美潜能在生存压力下不得不退居其次。

四是崇文厚德。吴人读书是普遍的，“少好学”、“带经锄于野”，“船头一壶酒，船尾一卷书，钓得紫鳜鱼，旋洗白莲藕”就是例证。明清时一共有202名状元，仅苏州地区状元就有35名，占全国状元的比例达17%。苏州状元中不乏文震孟、翁同龢这样的良相诤臣，也有理学家彭定求等，祖孙状元、父子宰相、兄弟登甲、叔侄及第、五子登科等现象也屡见不鲜。当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中，籍贯苏州的竟达81人。吴地书院数量之多为全国之最，中国著名的清代四大藏书楼（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湖州归安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中吴地就占有三座。随着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文化名人的涌现，刻书、藏书之风也日益兴盛。据《历代藏书家辞典》所载，仅苏州就有藏书家576人，“人文之盛，冠于全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嘉兴地区就有王国维、巴金（祖籍嘉兴）、茅盾、丰子恺、徐志摩、朱生豪、张乐平……连接起来就是一部顶尖的文化名人卷。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朱生豪忍受贫病交加的困苦，从1943年开始，以两年时间译出莎氏全部悲剧、杂剧、喜剧共三十一部。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在肺病不治的生命最后时刻，两次在昏迷中突然双眼直视高声背诵莎剧原文，音调铿锵，绝命而去。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内收朱生豪译的三十一部剧本，朱译本以译笔流畅，文辞华赡，被公认一流。张乐平在三年里每天到嘉兴北门外中基路收集“小瘪三”的故事，创作了不朽连环画《三毛流浪记》。1918年顾颉刚爱妻病逝，因悲哀过度而得神经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休养。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学日刊》，看见上面的歌谣，便决定尝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于是他就从自己孩子口中开始收集，渐至邻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妈子……，到后来，连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叶圣陶、郭绍虞等等，都加入了帮助他收集吴歌的队伍。顾颉刚收集的这些吴歌不久后在《晨报》上连载，使他成为歌谣研究的著名专家。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国民的阅读水平。有江南才子，江南才更美。江南美的灵魂，正是江南的诗性文化。

五是浪漫的情操。吴人喜爱“琴、棋、书、画”以及音乐、舞蹈，7000多年前马家浜罗家角的一只古拙的骨哨可能是模仿禽兽鸣叫，但却是“木管乐器”、“铜管乐器”的根，它吹出了先民们辛劳的田园牧歌。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被誉为“绝世清音”的吴地古琴，其代表作《松弦馆琴谱》，用清远淡雅的古琴曲、悠远甜美的人声演唱，营造出深邃宏大的艺术意境，焕发出诗情诗性的光华。吴景略（1907～1987年，常熟市西塘镇人），首开了中国音乐学院古琴专业，其演奏风格既婉约又豪放，被称为“虞山吴派”（见图9－8）。

发源于江苏太仓的江南丝竹，其雏型是“弦索”，为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太仓卫军士张野塘创制，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张野塘与昆曲鼻祖——魏良辅合作后，开始习南曲，更定弦索音，使之与南音相近，又改三弦之式，名曰弦子，组建了一个以弦乐、管乐、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规模完整的丝竹乐队，创制出“颇相谐和、殊为可听”的吴中新乐“弦索”。“弦索”除为昆曲伴奏外，演变成为独立的一支丝竹演奏乐队。至民国，太仓有江南丝竹班子100多个，主要乐曲有民间广泛流传的《行街》、《三六》、《云庆》、《欢乐歌》等八大名曲。

一切艺术都是心灵的艺术，可以说吴门、扬州的绘画是有形的诗，骨哨、古琴的音乐是无形的诗，昆曲中的舞蹈是灵动的诗，粉墙黛瓦的建筑是凝固的诗。“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唐·张籍《江南曲》）植根于传统、立足于现实，这就是江南产生诗性文化的最佳诠释。

图9－8　“虞山吴派”——吴景略演奏古琴曲

由于上述原因，辛亥革命时期苏州出现了近代第一个“以诗言志、以画表义，欲凭文字播风雷”的革命团体——南社。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第一次雅集，陈去病、柳亚子等17人出席，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会议宣告南社成立（见图9－9、9－10）。

图9－9　南社在苏州举行第一次雅集，参加会议的共17人

图9－10　南社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举行第一次雅集

南社历时数十年，成员1100余位，其中不但包括了毛泽东的诗友——被郭沫若评价为：“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柳亚子，还有苏曼殊、林庚白、马君武、周桂笙、包天笑、孔昭绶、吕碧城等新旧学界在近代文化史上鼎鼎大名的诸多才俊。

清末秀才、南社巨擘、“国党三仁”（谢觉哉语，其余二人为宋庆龄、何香凝）之一的柳亚子（1887～1958年），江苏吴江黎里镇人，初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又字亚子。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柳亚子是一位“有骨气的旧文人”，这是1937年6月，毛泽东致何香凝信中因何所赠画集中有柳的题画诗而道及之评判：“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从“人中麟凤”的赞语来看，毛泽东对柳的人格是颇为赏识的，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大敌当前的时候。1945年毛主席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柳于8月30日写诗赠毛主席：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儿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称赞毛主席“弥天大勇”。1945年10月，毛主席致信给他，其中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令人感发兴起。”对他的诗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2月，他应毛主席的电邀，由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的诗约有5000多首，著有《怀旧集》、《柳亚子诗词选》、《南社纪略》等，他的诗跨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代，可以称之为中国史诗。

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第一次读到的报纸报名《民立》（注：南社人创办），是民族主义派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了《民立》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¹¹⁾1914年至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五年时期，南社成员孔昭绶（入社号：334）任一师校长。他的办学理念、治校方略及爱国思想对年青的毛泽东的成长有很直接的影响。孔昭绶反袁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誉为“中国民主革命教育的先驱”。在《南社丛刻》中，他吟诗抒怀的诗篇也是相当多的。毛泽东曾说过：“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¹²⁾

吴文化的非凡震撼力来源于一万多年的漫长历史，她是一种具有创造机能和原创气质的文化，是一种能够提供富有战略意义的原创智慧的文化。正如诗歌中所吟咏：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从历史的角度作长河回望，可以看到吴文化的底蕴；

以文化的眼光作长河回望，可以看到吴文化的灵魂。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主题。沿着这条新路，人们开始表达新的愿望，寻求新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硬实力是有形的载体，软实力是无形的延伸。文化是社会的定力，最终答案可能是文化。

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亚当·斯密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那么，江南的诗性文化与智慧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催化剂。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更加复杂的机制和特点，谁也无法预测将来哪种文化形态可以更好地为人类提供生活的智慧和生存的方式。对我们吴地人而言，这种曾经主导了吴地文明数千年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相应的生活方式，仍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性和优良的创新潜力，仍能为当下和未来吴地乃至中华民族的生存馈赠极具价值的思想和存在之道，它理应像珍贵的自然一样受到“绿色”的保护。为什么袁隆平、李振声在培育和发展了一系列的新稻种、新麦种之后还要保存野生的稻、麦活种呢？这是因为新种虽然在产量、抗倒伏方面很先进，但不可能将它祖先的所有优势都吸引进去。正如北京大学的杨晓华所说，恐龙在动物世界中曾经繁荣一时，但是天时一变就灰飞烟灭，先前弱小的哺乳类动物倒是大行其道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也是如此。

身处文化之中，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为了昨天，我们需要记忆；为了明天，我们需要创新！二十世纪搞文化的人可以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人可以不懂文化，但二十一世纪必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才能引领潮流。鉴于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吴文化只是半咸半淡地了解，我们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设一批吴文化生态保护区，借助诗性文化的精神资源，开拓出感性与理性、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思路。

和平崛起，和谐立国。“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¹³⁾1916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到海宁观潮，亲题“猛进如潮”四个大字，而今日的江南吴地正如火如荼，犹如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

【注释】

(1)汪长根、蒋忠友，《苏州文化与文化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2)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

(3)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23页。

(4)［日］柳宗悦著，徐艺乙译，《工艺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27页。

(5)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文联联合，《中国·河阳山歌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页。

(6)赵一生、王翼奇，《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4页。

(7)刘庆华译注，《楚辞》，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215页。

(8)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等，《中国·芦墟山歌集·五姑娘》，陆阿妹等演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158页。

(9)中共吴江市委宣传部等，《中国·芦墟山歌集·五姑娘》，陆阿妹等演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158页。

(10)［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18页。

(11)《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8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第36页。

(1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