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语言学

第二节　少数民族语言学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省份，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甘肃省有45个民族成分。除汉族外，在少数民族中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民族就有10个，按人口数依次为回族、藏族、东乡族、土族、满族、裕固族、保安族、蒙古族、撒拉族和哈萨克族。一般认为，东乡族、裕固族和保安族是甘肃特有的民族。其中除回族、满族和其他一些散居的民族通用汉语外，比较聚居的6个少数民族都有分属于不同语系的本民族语言。有些民族还有历史悠久的文字，如藏文、蒙古文、哈萨克文，并且都是表音文字。有的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如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研究、发展、繁荣诸民族语言，关系到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的文化教育、科技、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甘肃有组织地深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的。过去在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受到歧视、限制和摧残，民族文字进不了学校，文化教育事业相当落后，那时谈不上什么民族语言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语言政策指引下，中央曾多次组织包括甘肃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其中以1956年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一次规模最大，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掌握了丰富的民族语言材料，而且摸清了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情况。对有方言的语言根据它的差异并参考历史传统提出了划分方言的意见。如藏语可划分为卫藏、康、安多3个方言。当时的藏语调查队曾深入省内夏河、碌曲、卓尼和天祝等地，历时数月，调查人员累计数十人，调查点十多个。另外，对一个民族说几种语言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裕固族就使用着两种语言，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的裕固人使用西部裕固语，住在自治县东部的使用东部裕固语。甘肃不少的民族干部也参加了这项调查工作。通过这次语言调查，在培养民族语文专业人员和开创民族语言研究工作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遵照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民族语言工作的方针政策，各民族自治州、县结合地区实际制定了各种具体政策和措施，保证了各少数民族自由地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同时，甘肃的民族语言研究，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采用现代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开展对少数民族语言共时的描写研究及历史的论述，揭示其发展规律，已开始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研究成果。研究队伍从无到有，而且包括了各个民族成分。研究领域由小到大，涉及藏语、蒙古语、东乡语、裕固语及省外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还有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民族古文字古文献、民族文字计算机语言学的研究。以下就这些方面和有关研究队伍、刊物、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情况作一简要记述。

一、藏语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语音研究比较突出在声调问题上。研究人员对历年调查搜集到的藏语资料进行分析整理，认为国内藏语三大方言中，卫藏、康方言是有声调的，安多方言没有声调，即音高不具有音位作用。如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瞿霭堂曾发表过几篇重要论文，《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一文，分析了卓尼藏语的声调与韵母的关系，指出声调与声韵母的配合关系主要表现在声母的清浊、韵母元音的长短、辅音韵尾的有无三点上，而且还从古今声韵的比较中分析了卓尼藏语声韵母的变化对声调的制约关系。这样的分析描写具有相当的深度。《谈谈声母清浊对声调的影响》（《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则是探讨藏语声调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以及藏语各方言调型调类的文章。《藏语的复辅音》（《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一文，分析了藏语的音节结构，从藏文及藏语方言的比较中研究了复辅音问题。作者指出，藏语中的复辅音是经历了一个由繁变简的过程，安多方言特别是牧区藏话至今还保留大量的复辅音声母。《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情况提要》（《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则是综合分析了甘、青、川境内的藏语安多方言内部韵母演变过程中简化和开音节化的趋势以及重心转移等现象，就安多方言土语的分类及其在韵母演变中所反映出来的差异情况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同时，甘肃的藏语研究人员也发表了不少关于藏语语音方面的论文。如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中的清浊音》、《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甘南夏河、玛曲藏语中复辅音声母比较》、《藏语安多方言内部语音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分别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1982年第1期、1984年第4期、1989年第1期），还有《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等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多藏语语音进行描写和比较，找出历史演变的一些线索和各地语音的主要对应规律。此外还有山夫旦的《试论藏文在安多口语中的变音》，马进武的《安多藏语中的语音同化现象》（分别发表在《青海教育》藏文版，1982年第4期、1988年第1期）。在藏语语法方面，也出版了不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藏文专著。如才旦夏茸的《藏文文法详解》、《图弥文法》（分别在195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丹巴嘉措的《藏文文法中1adon的若干问题》（甘肃民族出版社，1964年），多识的《藏语语法论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马进武的《藏语语法明灯》（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上述这些论著都是藏族学者多年来对藏语书面语深入研究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新的分析方法。这些专著已作为高校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及主要参考书。在语法专题研究方面，有多识的《关于藏语〈格〉的问题》、《关于藏语虚词问题》、《藏语主动与他动词分类规律》、《藏语动词论》（分别发表在《青海教育》藏文版，1982年第5～6期，1983年第2～3期，1985年第5～6期，1989年第3～4期），马进武的《藏语动词的三大特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藏语动词的变化法则与施动词、受动词的变化规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4年第1期）、《藏语动词充当六种句子成分的具体用法》（《青海教育》藏文版，1985年第4期）、《藏语动词三类词型探讨成果》（《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年第2期），陈其玉的《藏文动词的功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5年）、《藏语词类分性及词性转化概要》（《青海教育》藏文版，1988年）。这些论文着重对藏语动词的功能、分类、变化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概括了现今书面语上动词使用的各种规律，结论很有启发性。在词汇研究方面，马进武写了《藏文后加字na和da的特殊构词功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8年第1期）及《藏语词汇的来源与发展》（《青海教育》藏文版1987年第4期），还有华侃的《谈建国以来藏语词汇的发展》（甘肃省语言学会论文集，1982年11月内部铅印）、《藏语中反义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2期）、《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藏语的词义关系简述》（与诺日加措合作，《青海教育》藏文版，1991年第4期），拉高的《谈藏语词汇之省略式》（《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8年第1期）。同时还发表过几篇研究成语谚语的论文，如车得驷的《藏语中谚语的语法结构》（《西藏研究》汉文版，1983年第2期）、《藏谚在藏语中的运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赵远文的《浅谈藏语成语》（《西藏研究》汉文版1989年第1期）等文。在安多藏语综合研究方面，有丹巴嘉措的《安多方言初探》（藏文，《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作者指出，安多方言内部大同小异，同多于异，语言的一致性很强，但也存在着差异。该文介绍了安多藏语在语音、词汇方面的特点。在方言土语研究方面，有华侃、于振江合写的《迭部藏语的一些语音、语法现象》（《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作者认为，甘南迭部的藏语虽处于一个大的方言区内，但根据语音、语法上的部分特征，迭部藏语应归入康方言。语音的主要特点是有声调，复辅音声母极少。在修辞研究方面，围绕修辞学的体系、地位、修辞手段、修辞环境、内容和形式、修辞格及其范围等问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专著有赛仓·罗桑华丹的《诗学修辞明鉴》（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发表的论文有多杰卡的《略论三十五种修辞格中第一直叙修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4年第1期），张凤翮的《藏文修辞格中的比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兰却加的《〈诗镜论〉对藏族文化发展的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9年第2期），贺文宣的《藏文典籍中常见的长句结构形式及修辞特色》（《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及《藏文典籍中句子成分的省略及其修辞效果》（《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后一文中结合句子和语言环境从省略类型、省略的语法基础和省略后的修辞效果三方面作了全面分析；省略的语境可分为对话省、承前省、探后省、语意省、字音省、语气省、敬语省等，从而各自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关于辞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发表专题文章的有王沂暖《为藏文字典的编排顺序试提一个新方案》（《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3期），华侃《藏语辞书述略》（《西藏研究》汉文版，1990年第3期）等。为了满足多方面的要求，甘肃的藏语文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各种类型的辞书，有个人编写的，有集体编写的，也有参加全国和外省的项目。其中既有藏汉对照词典，也有某些学科的专业词典、名词术语词典、口语词典和成语词典等。50年代出版了才旦夏茸编写的《藏汉词汇》上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包括了古典藏文的古今通释。西北民院翻译科曾汇编了《汉藏词汇》（1963年内部印刷）。西北民院藏文教研室编写的《藏汉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1979年），是一部以书面语常用词为主的中型双语词书，共收词及常用短语25400余条，汉语注释，标明词类。由却太尔选编的《藏文古词浅释》，约收词3000余条（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官却才旦汇编了《格萨尔王传词汇注释》，这是从《格萨尔》史诗多种版本中选取难词古词、词藻、人名、地名、方言俚语汇集而成的一本工具书。另外，甘肃有关人员参加了《藏汉大辞典》（四川张怡荪主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的编写工作。这是一部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的综合性藏汉双解辞书，共收词目53000余条。由贺文宣、窦存琦编写的《藏汉对照合称词词典》（青海民族出版社，1987年），共收词目2100余条。这是一部阅读和翻译藏文典籍实用性很强的工具书。1986年青海民族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由王沂暖、健白平措主编，唐景福、华侃等参加的《藏汉佛学词典》，收词3700余条；在此基础上经过编者多年的继续收录和译注，《藏汉佛学词典》增订本1992年仍由该社出版，收词近10000条。为了适应藏区中小学教学藏文的需要，却太尔、马学仁编写了《中小学词语手册（藏文）》，收常用书面语词约10000条（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由华侃、韩德明编写的《安多藏语口语词典》（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共收口语词及常用短语11000余条，第一词条用国际音标标音，汉文注释，部分词条附例句。这是一部为帮助各民族互相学习语文和进行藏语方言、亲属语言比较研究有价值的参考书。此外，有马进武汇编的《藏语成语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年），共收成语、熟语约1800多条，有汉语对译及藏语注释。

关于藏汉、藏梵互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西北民族学院的教师参加了6所民族院校合编的《汉藏翻译》教材，1980年首次内部铅印，填补了我国过去在这方面的空白。还有王沂暖主编的《翻译论文集》（西北民院研究所内部铅印，1983年2月），其中包括国内从佛经翻译时代起到当代为止的部分重要的论述翻译的文章。主要作者有严复、梁启超、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共收论文50篇。此外，以翻译实践和技巧为主题的，有华侃《关于汉语成语的藏译》（《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车得驷的《关于汉藏翻译中否定概念的表达》（《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汉藏语被动语态表达形式对比试析》（《西藏研究》汉文版，1984年第2期），才旦夏茸的《关于藏族历代翻译家梵译藏若干问题之研究》（藏文，张凤翮译，《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贺文宣发表过《藏文篇首赞颂词的翻译问题》、《藏文赞颂词译技管窥》（分别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1991年第2期）、《忘“形”就会失“意”》（《民族译坛》1991年第1期），侯向明的《试谈1adon在汉译藏中的对比应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王杰的《浅谈汉藏翻译中的理论与实践》（《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8年第3期）等。

关于藏汉语言互相影响方面，北京地区的仁增旺姆写了《汉语河州话与藏语的句子结构比较》（《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作者认为“藏语对河州话产生的历史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大。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汉语河州话产生的基础是藏汉两种语言”。此后，喜饶嘉错发表了《语言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一文，对仁增旺姆提出的某些观点表示不同的看法。并就壮侗语言和汉藏语言的关系这一汉藏语言谱系分类研究中观点分歧而又意义重大的难题，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一种假设。指出“河州话既然是汉语，只能是汉语北方方言西北官话分化而来的，渊源关系清楚，不可能‘产生’于两种语言或以两种语言为基础”。

二、蒙古语

语音研究方面，那德木德《蒙古语察哈尔上语的复辅音和长辅音》（《民族语文》1984年第4期）一文，探索了该土语的复辅音、长辅音形成的条件和结合规律。

关于方言研究，先后有一系列研究特定方言土语语音的论文发表。如那德木德的《正蓝旗土语音位系统》（《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78年第3期），格日勒图的《蒙古语阿拉善土语元音系统》（《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巴图格日勒的《论阿拉善土语复辅音》（《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蒙文版，1985年第1期）、《阿拉善土语中的元音和谐律》（《巴音森布尔》蒙文版，1985年总第8期）、《阿拉善土语中的辅音变化规律》（《蒙古语言文学》蒙文，1989年第3期）。

词汇研究方面，有乔旦德尔写的《关于额济纳吐尔扈特方言词汇在文学语言里的应用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关于骆驼的名称及其专用词的应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1983年第3期）、《关于额济纳旗吐尔扈特方言词汇中的复合词》（《蒙古语文》1988年第6期），伦图的《卫拉特方言特殊词语的分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蒙文版，1985年第1期），巴图格日勒的《论阿拉善土语中的敬称》（《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1986年第2期）。上面这些论文的发表，对蒙古语方言研究有所加强，并介绍了人们过去还不了解的情况。

属于描写现代蒙古语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如特图克的《蒙古语代词的几个问题》、《蒙古语名动词》（分别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63年第1期、1965年第1期）、《蒙古语状态词》（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蒙古语的时间范畴》（《蒙古语文》1980年第4期），那德木德的《蒙古语的人称代词》（《蒙古语言文学》1981年第3期）。此外，王玉明发表的《也谈蒙古语三组词的词性问题》，是与特图克提出的有关观点进行商榷的文章。格日勒图写过《阿拉善土语名词的格、数领属范畴》、《阿拉善土语虚词的语法特征》（分别见《巴音森布和》蒙文版，1985年总第9期，1987年总第14期）。句法研究方面，有特图克的《蒙古语并列复句分析》（《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关于蒙古语的句子结构》（《蒙古语言文学》1986年第6期）、《关于句子分析方法》（《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等文，作者分析了较多例证，认为现代蒙古语并列复句有三种联结方式，对蒙古语简单句和复句的特点以及词和词组特别是形动词词组和副动词词组在句子中的组合规则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蒙古语修辞研究方面，有艾力布扎木苏的《蒙语修辞试谈》（蒙文版，甘肃人民出版社，1977年）。西北民院于1953年内部出版了《蒙汉两用词汇》。关于蒙汉互译的研究，新出版了杨才铭的《蒙汉翻译教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

翻译通论及以实践和技巧为主题方面，杨才铭写过《试论民族语文翻译的历史地位》（《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汉蒙翻译的实践过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蒙文版，1985年第1期）、《蒙汉翻译中动词时、态、体的对应规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1期）等文章。作者在后一文中指出，虽然汉语动词缺乏内部形态变化，然而在蒙汉互译方面仍有规律可循，重要的是应掌握它们外部形态上的异同和内部联系的特点。后来杨才铭又在《民族语文》1991年第1期上发表《蒙汉语句子构造的异同及对译转换形式浅探》一文，运用对比的方法，从蒙汉语句子结构形式的转换方面探讨了蒙汉互译中的一些规律，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研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意见。

三、东乡语

东乡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甘肃省东乡族人口共有311457人，主要聚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及该州其他县。对东乡语的研究大部分是北京和内蒙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较早就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刘照雄发表了《东乡语概况》（《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并出版了《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还有被收入《东乡语论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由那森柏写的《东乡语的词重音》（蒙文，金刚译）及布和的《东乡语词汇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东乡语的元音和谐现状探析》（《民族语文》1983年第4期），作者在分析了东乡语的大量材料后，指出元音和谐仅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在构形附加成分当中基本不存在元音和谐。此外，还有布和、包力高、呼和巴日斯合编的《东乡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甘肃的民族语言工作者也不断有研究成果发表。如那德木德的《关于东乡语元音》（《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一文，逐个分析了东乡语元音的性质，着重同蒙古语元音进行比较，描写了两者的异同，归纳出了对应和不对应的规则。作者还指出：东乡语中复合元音尚未形成，长元音未成为一个系统。省内外有关人员合写的论著有马国良、刘照雄的《东乡语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创刊号），该文首先指出了东乡语没有方言的差别。根据语音和某些词语的差异，可划分为3个土语：锁南坝土语、汪家集土语和四甲集土语。并以锁南坝东乡话为材料全面介绍了东乡语的语音、词汇、词类和各类词的用法、句法等，在与亲属语言的语音作比较后又进而分析了自身的语音特点。另外有阿·伊布拉黑麦的《东乡语音位》（《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1～2合刊）一文，认为东乡语有22个辅音音位，7个单元音音位，10个复元音，经常出现在固有词中的复元音只有7个，没有三合元音，儿化的央元音不能看做独立的音位。进而他又在《东乡语构词法》（《东乡语论集》）一文中指出：派生法和合成法是东乡语构词法的两种基本方式，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根词构成新词的能力比较强，构词成分都是后加的；在合成法中，除一般常见的并列、修饰、支配、陈述、补充五种方式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谐音法。

同时，将东乡语和同语族的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的，有那森柏的《东乡语蒙古语人称代词比较研究》（蒙文，靳希林译，《东乡语论集》）及布和的《东乡语和蒙古语》（内蒙古人民出版，1986年），包力高的《东乡语与蒙古书面语的语音对应》（《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81年第2期）等。

阿·伊布拉黑麦还写过《甘肃境内唐汪话记略》（《民族语文》1985年第6期）的论文，介绍了现今居住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东北部的唐家村、汪家村等6个村子自称回族或东乡族使用的一种语言。认为这一种既不同于汉语也不同于东乡语的唐汪话，在它的词汇中绝大部分词是汉语的，但它又有数、格、态、体等语法范畴。该地区东临洮河，东面、北面是汉族地区，南面、西面绝大多数是东乡族，人口约有2万。

四、保安语

保安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甘肃省保安族人口共有11069人，主要聚居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使用保安语的主要是该县干河滩、大墩等村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居民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下庄、尕洒日、郭麻日、年都乎四个村子信仰藏传佛教的土族居民。两地的方言差别不大，彼此能通话。对保安语的研究主要是北京和内蒙的一些研究人员。如刘照雄、布和合著的《保安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这是保安语研究方面国内公开发表的专著。该书根据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墩村的保安语材料编写，简要介绍了保安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情况。布和、陈乃雄写过《同仁保安语概要》（《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陈乃雄还写了《蒙古语族保安语陈述式动词的确定与非确定语气》（《中国语文》1981年第3期）、《年都乎土语的“数”》（《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保安语的语音和词汇》（《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1990年第1期）以及专著《保安语词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他在《年都乎土语的“数”》一文中提出，保安语年都乎话中的名词具有中性数、单数、小复数、大复数这样四种数的形态，这对于进一步开展蒙古语族“数”范畴的探索和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陈乃雄新发表的《保安语的演变轨迹》（《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中指出，保安语既保留着不少古老的语言特点，又产生着许多崭新的语言现象。通过对保安语演变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一种粘着型语言如何吸收词根型语言成分的实例。甘肃也有探讨保安语的文章发表。如华侃的《保安语里的藏语借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一文，是从藏借词的语音、词义方面分析了多种借入的方式和它们的特点。

将保安语和同语族的其他语族进行比较研究的，有刘照雄和林莲云合写的《保安语和撒拉语里的确定与非确定语气》（《民族语文》1980年第3期）等文。

五、裕固语

甘肃裕固族人口共有11809人，主要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居住在自治县东部康乐区和皇城区北滩、东滩等地的裕固人使用着一种属于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居住在自治县西部的裕固人使用属于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后者人口较多。住在酒泉县黄泥堡裕固族自治乡的裕固人（1982年统计约有2500人）只会说汉语。裕固族在历史上很可能使用过回鹘文，但现已不用了。其中西部裕固语是未受阿拉伯语、波斯语影响而较多地受到蒙古语、汉语影响的古代回鹘后裔的语言。民族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出版了由照那斯图编著的《东部裕固语简志》，1985年出版了由陈宗振、雷选春合著的《西部裕固语简志》。两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两种语言的音位系统、语音的组合、变化；词的结构、词源、构词法；词的类别、形态变化、句法特点，探讨了前人未曾研究过的一些问题。陈宗振还发表过《裕固族及其语言》（《新疆大学学报》1977年第3～4期合刊）、《西部裕固语概况》和《论西部裕固语的带擦元音》（分别刊于《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1986年第2期）、《西部裕固语中早期汉语借词》（《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后一文从语音、词义、历史文化渊源三方面指出西部裕固语中许多不同时期的借汉词，还对有些词作了论证。此外，并对大量借汉词进入西部裕固语以后，对其语音、词汇的深刻影响也作了分析。关于“擦元音”一文则是根据7000多个单词找出了500多个有带擦元音的词，分析了它们出现的规律。认为带擦元音是附有短促的、灵活多变的擦音成分的特殊元音，与不带擦音成分的基本元音是互相对立的，进而与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的对应词作了比较，对带擦元音来源的多样性进行了论证。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与国外某些突厥学家不同的观点。还有林莲云写过《撒拉语裕固语分类问题质疑》（《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一文，作者指出裕固语和维吾尔语都来自中古的回纥语，原来不是，现在更不是维吾尔语的一个方言，所以不同意国外巴斯卡科夫等人的某些分类法。省内部分研究人员也发表了一些研究裕固语的论文。如董文义的《裕固族操两种语言问题的初探》（《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格日勒图的《试论东部裕固语构词附加成分》（《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4期），该文讨论了东部裕固语有多少构词成分及形态、功能上的特点，作者将构词附加成分归纳成派生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三类。

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达斡尔语研究

甘肃哈萨克族人口共有3148人，主要聚居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对哈萨克语研究主要在北京和新疆，甘肃研究力量薄弱。董文义曾参加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概况》中关于“哈萨克族的语言文字”一节的编写工作。

甘肃的维吾尔语研究人员在维语语法方面发表了多篇关于“格位范畴”的论文。如刘文性的《维吾尔语格位范畴浅谈》（《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作者就维语的格位特征和－diki、－kiga等不是格位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表示不同意有8个格位的观点。此外，还有董文义的《维吾尔语格位范畴浅论》（《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何全江的《略论维语格体系的形式及其特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后一文分析了现代维吾尔语格位体系的形成及衡量的标准，指出有些属于名词后的附加成分，不应看做格位范畴。关于维语词法研究方面，有李发源的《维吾尔语动词的形态结构链》（《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对维语方言的研究，有董文义的《哈密方言的历史地位》（《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等论文，作者指出，哈密方言词的特殊语音现象，它所保留的古代突厥语词汇成分以及与哈萨克语同源词的语音特点，为研究突厥语族诸语言间语音的对应关系提供了依据，并指出哈密方言的语法形态特点表明了维吾尔语和其他突厥语的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得更加细致和精密。

在从事维汉语比较及维汉互译研究方面也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如苗焕德的《汉语兼语式及其在维吾尔语中的表达形式》、《汉语、维语动词谓语句之异同》（分别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1988年第4期），还有李一凡的《试论维、汉语词义的民族特点》（《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等文。在维汉互译研究方面，有马鸿坤的《关于维吾尔谚语的翻译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马明廉的《谈谈汉语的否定形式及其所表示的意义》（《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文中详列例句，就汉语的否定形式及其所表示的意义分三大类作了细致分析，对维汉互译及双语教学很有启发性。此外，还发表过张敬仪的《谈汉语成语的维译问题》，苗焕德的《汉语补语及其维译形式》（分别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1986年第1期）。研究维吾尔语翻译史方面，有李国香的《维语翻译史初探》上、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1988年第2期），探讨了维语翻译的产生、分类及发展轨迹。

研究省外其他少数民族现代语言的成果主要有恩和巴图发表的一些论著。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1987年分别出版了《达汉小词典》、《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专题论文有《关于达斡尔语历史的几个问题》、《达斡尔语音位系统》、《达斡尔语动词构词附加成分》、《关于达斡尔语的“格”》（分别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81年第2期，1982年第4期、1984年第4期、1985年第3期）。恩和巴图提出了与以往的国内外大多数蒙古学者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达斡尔语不是13世纪以后与蒙古语失去联系而由蒙古语的一个方言发展而来的，达斡尔语的语音、语法及词汇等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达斡尔语远在成吉思汗时期以前业已是独立发展的语言。此外，也有一些将达斡尔语跟同语系同语族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发表。如沃彩金的《关于达斡尔语、蒙古语、鄂温克语动词的时态》（《蒙古语言文学》1984年第4期）、《新疆达斡尔语动词时的可能世界》、《达斡尔和鄂温克语的人称代词》（分别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1989年第1期）。董文义还写了《图瓦人与图瓦语》（《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柯尔克孜族称含义考》（《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等文。

七、少数民族语文及双语教学研究

现代各个多民族国家一般都很强调双语政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相互学习语文是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就甘肃的情况而言，由于民族成分多，存在着双语或多语的现象。一方面，根据国家的民族政策，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这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政策。在民族聚居区各级各类学校用民族语文授课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学习全国各民族族际共通语普通话的需要，否则也不利于民族的进步发展。这里所说的双语，重点是指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双语教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民族教育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甘肃一些长期在民族语文工作岗位上的教学及研究人员，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学好汉语文，通过语言对比，区别不同对象，逐个克服难点，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出了一套教学规律，发表了不少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对指导教学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对维吾尔及哈萨克族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有田世棣的《关于维哈族学生误读汉语普通话词语的研究调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维哈族学生常混淆的汉语词语500例分析》（《民族语言教学探讨资料》，西北民院研究所编，1981年内部铅印）。对藏族学生的有于振江的《向西藏学生进行汉语语音教学中的两个问题》、《汉语基础课教学“双语”的应用》、《双语教材的编写原则》（分别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1期、1983年第4期、1985年第2期）。还有俞涵斌的《土族学生学习汉语的语音变读规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东乡族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此外，华侃写了《甘肃藏族地区中学的语言教学问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1992年）一文，这是综合分析了夏河、天祝等地的藏族中学的情况，提出在加强藏语文教学的同时，必须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认真搞好汉语文教学。这是社会发展给我们提出的要求，以有利于藏族学生中学毕业后分流提高培养，及为就业、参加生产劳动打下必要的基础。

八、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整理和研究

少数民族古文字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珍贵资料曾流散国内外。80年代，民族语言研究人员在古藏文、突厥文、回鹘式蒙古文、西夏文、八思巴字等文种方面都积极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有的编了文献汇编，并进行了注释、今译、汉译；有的进行了碑文或文献考证释读，有的对某一文献进行了专题研究，写成专著；有的著文对文字的特征、价值、来源和性质进行分析研究。

对于敦煌古藏文手卷、木简和古碑铭的研究，北京的一些研究人员已取得了一批注目的成果。如王尧、陈践译注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藏文）、《敦煌本藏文文献》（藏文）、《吐蕃文献选读》（藏文）、《敦煌吐蕃文献选》，罗秉芬、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尚书〉四篇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周季文的《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等数十部（篇）。省内的研究人员自80年代开始也有不少可喜的成果发表。如高瑞的《桑耶寺碑文译释》（《章恰尔》藏文，1984年）、《莫高窟罗摩衍那藏译本简介》上、下（《月光》藏文，1984年、1985年）、《敦煌古藏文吐蕃法制初探》上、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藏文版，1984年、1985年）、《甥舅会盟碑新探》（《章恰尔》藏文，1985年）、《玉树吐蕃石刻初探》（《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年），华侃的《敦煌古藏文写卷〈乘法九九表〉的初步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马明达的《P．T．1291号敦煌藏文文书译解订误》（《敦煌学辑刊》总第6辑），杨士宏的《敦煌古藏文残卷〈鸦鸣占卜法〉译释并探源》（《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仅充分反映出藏族古代的灿烂文化和各民族间亲密的交往，而且也给敦煌学、民族古文字学增添新的内容和光彩。西北民族学院自80年代初起就将《吐蕃文献》、《古藏文》列为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

甘肃研究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碑铭也有长足的进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敖力布写的《关于〈成吉思汗碑铭〉的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1期）一文，作者归纳了国内外现有的8种看法，并阐述了自己的解读方法及立碑缘由。郝苏民的《对西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圆牌的释译兼论其意义》及他与刘文性合写的《扬州出土元代圆牌之八思巴文和波斯文再释读》（分别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1985年第1期），从语言和古文字本身对圆牌进行了释读。他们的研究工作为廓清混乱，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探索了一条新路。同时，郝苏民还把鲍培的《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一书译成汉文。此外，思和巴图的《〈元朝秘史〉里的ede和tede》（《民族语文》1984年第2期）一文，是通过内蒙古电子计算机中心编制的蒙古语文献《元朝秘史》中的ede和tede进行归纳分析，得出了这不是人称代词而是指示代词的结论。还有他的《关于蒙古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译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巴图格日勒的《试谈〈蒙古秘史〉中的词根－gun、－kun》（《巴音森布尔》蒙文）等。这些论著既有对八思巴字、古碑铭文献的注释解读，又有考证，比较及翻译，科学性、准确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关于西夏文的研究，北京和宁夏地区的研究人员成果卓著。早在30年代就发表重要著述的王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有一系列新著问世。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文物》1972年第11期）、《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第3期）、《西夏语音导言》（《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汉文题记考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史学会编，1982年）等。此外，史金波等的《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年第6期）、《西夏文及其文献》（与白滨合作，《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与白滨合作，《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重修凉州感应塔碑校释补正》（《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等大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同时，宁夏的李范文出版的专著有《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同音研究》（出版社同前，1986年）以及不少专题论文。甘肃的研究人员张思温也发表过《活字版西夏文〈华严经〉卷十一至卷十五简介》（《文物》1979年第10期），陈炳应写了《西夏文》（《甘肃日报》1963年2月6日）等。

其他古文字的研究有黄盛璋的《敦煌于阗文P．2741．ch．00296．P·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李经纬的《回鹘文借贷文书选注》（《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牛汝极的《6件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商务书信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等，分别从敦煌的各种古文字的研究中揭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情况。

此外，苏克勤写了《匈奴语言系属问题探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4期）一文，作者从古代文献中，以匈奴语与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记载作旁证，阐述匈奴语应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九、少数民族计算机语言学研究

甘肃有关单位及研究人员共同协作开展了藏文的计算机处理。先后研制成两种藏文处理系统。前一个是1984年西北民院高瑞和甘肃计算机中心在王安机上开发了计算机藏文文字处理系统。后一个是1986年西北民院于洪志、山夫旦同甘肃计算机中心在长城微机上开发了TIBTAN藏文输入系统。从国内来讲，这两种藏文处理系统起步都较早。接着在1987年元月西北民院的研制人员同北京有线电厂共同在微机上开发了字母直接输入式藏文操作系统。这是以CC—DOS2．1为基础开发研制的独立系统，坚持DOS的主要功能，增加了藏文处理模块，整个程序尽量模块化。经历藏文字库的建立、输入、输出系统的研制，整个系统的完善四大阶段才实现。开发TIBTAN，主要是为了研制藏文计算机软件，进行自动化管理及各种控制，编辑藏文资料、整理古籍、开展教学之用。经反复挑选，字库共选2256个藏文及藏文转写系统，分放在64～87区，藏汉文字共处同一字库，采用模块结构，汇编语言实现，用“形音结合拼接式”藏文输入信息。按藏文书写顺序击键，文字一次成型。屏幕能显示大字符，打印字模为16×16，24×24，24×48，硬件适用于PC兼容机，3070型、9400型和2024型打印机，能以最简单的方式把藏文输入计算机屏幕编辑、输出、存储。各种汉字软件也可方便地移植成藏文软件。同时，山夫旦在《攀登》（藏文）1987年第3期及1988年第2～3期分别发表了《藏文与计算机》和《计算机藏文编辑介绍》两文，对这一信息处理的性质、功能和处理系统作了介绍。

十、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队伍、刊物和学术交流活动

甘肃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省内有关高等院校，个别分散在自治州县。各高校的研究人员绝大多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民族语文工作者。他们都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联系省内实际，结合民族教育，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省内外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逐步得到发展。由比较单纯的语种和语音、语法、词汇研究，扩展到多语种及语言科学各个分支学科，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某些方面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取得了重要成果。西北民族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系都有从事藏、蒙古、维吾尔、东乡、裕固、达斡尔等语言文字的研究人员，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约有40人，包括汉、藏、蒙古、回、东乡、达斡尔等民族。他们都为民族语言教学、研究的开拓和培养人才做出了辛勤努力。省内有14人（包括曾在甘肃工作过的），其中少数民族有8人，被收入《当代中国民族语言学家》（照那斯图、李恒朴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书。40年来用各种民族文字在省内外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约200篇（部），其中多项获得了国家民委、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教委、甘肃省等类别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题论文主要发表在各高等院校的学报及有关专业刊物上。如西北民族学院自1984年、1985年分别创办藏文版和蒙文版的学报后，有关研究语言方面的论文就发表了近30篇，公布了不少研究新成果，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

甘肃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者经常参加省内外的有关学术活动。甘肃省语言学会于1978年冬成立后，先后召开过三次学术讨论会，会上均有民族语言研究的论文进行交流。其他如省藏学会、省民族民俗学会均把民族语言文化研究作为一项活动内容。还有不少人员参加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如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中国蒙古语文学会、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等。不同语种的研究人员多次参加了这些学术团体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交流了信息，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展，促进了学术水平的提高。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的学术交流也开始活跃起来。甘肃有关研究所、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各高等院校接待了来访的国外专家和学者。与此同时，部分高校与国外互派了进修人员或学者作短期互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