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了将通货膨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西方国家都在深入研究和尝试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并针对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提出了不同的政策。
抑制总需求主要是针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措施。需求的拉动主要是由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引起的，所以可以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着手抑制通过膨胀。
财政政策是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可控性强，时滞短，通过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可以迅速降低总需求。
具体的措施有：第一，减少财政支出，从而可以降低公共投资，抑制投资需求；第二，增加税收，这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从而抑制投资需求，而且可以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抑制消费需求；第三，减少转移支付，抑制个人收入增加，达到降低消费需求的目的。
以上措施可以达到降低总需求的目的，但是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例如，增加税收会遭到各方的反对。
货币扩张是通货膨胀的真正源泉，要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减少货币供给，因为货币供给的减少可以降低人们的收入水平，从而抑制消费需求。同时，货币供给的下降会推动利率的上升，提高融资成本，抑制投资需求。所以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达到抑制总需求的目的。为了降低货币供给，中央银行可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债券，或者提高再贴现率，或者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这些都可以达到目的。
总需求的降低减缓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为它缩小了需求和供给的缺口，但是，与此同时也减少了劳动的需求，从而产生更多的失业，而当失业水平上升时，增加工资的压力下降，也就减少了成本推进的可能性。所以，降低总需求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但增加了失业。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总供给曲线的左移，而总供给曲线的左移主要来源于工资的上涨，所以通过执行一种收入政策稳定工资、稳定总供给，从而可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这种收入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形式：
（1）确定工资—物价“指导线”，以限制工资—物价的上升。这是由政府规定一个允许货币收入增长目标值，即根据估计的平均生产率的增长，政府估算出货币收入的最大增长限度，而每个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应等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不允许超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整个经济中每单位产量的劳动成本的稳定，因而预定的货币收入增长就会使物价总水平保持不变。“指导线”不是法律规定，不能强迫工人和企业遵守，但政府可以以不购买该企业的产品来威胁那些不听从劝告的企业，这在一定时期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但那些与政府采购没有多大关系的企业却往往超出指导线，使得这一政策执行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2）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由政府颁布法令，强行规定工资、物价的上涨幅度，在某些时候，甚至暂时将工资和物价加以冻结。这种严厉的管制措施一般在战争时期较为常见，但是当通货膨胀变得非常难以对付时，和平时期的政府也可以求助于它。
（3）以纳税人为基础的收入政策。政府以税收作为惩罚或奖励手段来限制工资增长，对于工资增长率保持在政府规定界限以下的企业，以减少税收的方式进行奖励；对于工资增长率超出政府规定界限的企业，则以增加税收的方式进行惩罚。
收入指数化是按物价变动情况自动调整收入的一种分配方案。指数化的范围包括工资、政府债券和其他货币收入。实施的办法是使各种收入按物价指数滑动或根据物价指数对各种收入进行调整。这种指数化措施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借此剥夺政府从通货膨胀中所获得的受益，杜绝其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二是可以借此抵销或缓解物价波动对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克服由通货膨胀造成的分配不公。借此还可以稳定通货膨胀环境下的微观主体行为，避免出现抢购商品、贮物保值等使通货膨胀加剧的行为。但是这种指数化政策在消除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价格指数化的编制和收入的调整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使得收入调整往往滞后于物价水平的波动。另外，这种消极的适应通货膨胀的政策强化了工资和物价交替上升的机制，从而往往使物价更加不稳定，而不是有利于通货膨胀率的下降。
因为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垄断高价常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通过制定反托拉斯法限制垄断高价，是不少发达国家价格政策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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