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齐王攸是怎样的一个人？
如果说咸宁二年是西晋政治转型的开始，那么太康四年则标志着这一转型的最终完成，武帝终于摆脱了功臣与宗室两股力量的掣制，乾纲独断，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西晋的政治结构。在齐王攸问题上支持武帝的杨氏兄弟、朱整、褚都在太康后期获得擢升，成为西晋权力结构中的核心力量。
齐王攸虽然已经去世，但是关于太子不慧的担忧并没有结束。在太康后期，武帝大约曾经有过更换太子的想法，候选对象是秦王司马柬。司马柬是武帝最钟爱的皇子，“沈敏有识量”，泰始六年，受封为汝南王，是武帝诸子中最早独立受封建国的皇子。太康后期，曾一度以左将军居齐王攸故府，甚贵宠，为天下所属目。[167]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武帝虽然最终能将齐王攸逼迫致死，却又不得不接受齐王攸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幽灵般地存在于西晋的政治中，发挥长久的影响。此时齐王攸的故府竟然成为西晋政治中重要的地理意象，这恐怕是武帝万万没有料想到的。司马柬入居齐王故府无疑标志着其接替了齐王攸过去的位置，成为了皇位的竞争者，这一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的举动自然为朝野所瞩目。其实齐王攸的故府并非仅在武帝时代具有政治象征的功能，在齐王攸去世十八年之后，当其子司马冏以讨伐赵王司马伦胜利者的身份进入洛阳，执掌朝政，在齐王一脉重新回到西晋政治舞台中心的历史时刻，司马冏依然选择居住在父亲的故府，“居攸故宫，置掾属四十人。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168]从司马冏这一特别的选择中，我们不难发现齐王攸这一政治符号在西晋政治中所蕴含的长期号召力。武帝对于齐王攸的迫害，反而间接制造了齐王攸悲剧英雄的政治神话。
最终似乎是武帝自己主动放弃了改立司马柬的想法，而在太康十年（289）命其出镇关中，其间的原因由于缺乏史料我们并不清楚。笔者推测武帝之所以能够战胜齐王攸获得世子的地位，“废长立少，于国不祥”是其中最有力的理由。因此当司马衷与司马柬之间形成了武帝与齐王攸当年相似的竞争关系时，武帝似乎并没有勇气做出废长立幼的决定。因为一旦司马柬取代司马衷太子之位一事可以成立，那么也就间接否定了武帝战胜齐王攸获取世子之位的合法性。[169]这或许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武帝在齐王攸在世时，从来没有提出过立司马柬这一完全可行的折衷方案的原因所在。其实这一方案完全可以既化解武帝与齐王攸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保证皇位在武帝一系中传递。毕竟在国史上因为废疾而被取消继承皇位资格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因武帝仅是依靠长幼之序而登上皇位，与司马衷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因此在齐王攸生前，武帝决不能动摇太子的地位，反而是在齐王攸去世之后，武帝能够更加理性地考虑身后的政治安排。
这一时期另外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分别发生在荀勖与杨骏身上。在贾充去世之后，荀勖是司马昭后期政治核心圈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与其他几位不同，荀勖与武帝是同辈，关系似乎要较他人密切一些，武帝改封诸侯、放逐齐王攸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密谋荀勖皆参与其中。太康四年之后，荀勖惟一依然处于权力核心的老臣。但在太康八年（287），[170]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荀勖由担任二十余年的中书监一职转任尚书令，名义上升迁的背后，实际参与政治机密的机会却减少了，荀勖因此产生了“夺我凤凰池”的不满，[171]这一迁转背后的原因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荀勖的疏远，司马昭后期确立的政治核心圈在西晋政治中的影响已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武帝自己的政治班底，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外戚杨氏家族。
而在杨氏家族内部也发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杨骏取代才望在其上的杨珧、杨济，成了太康后期武帝最信任的大臣，最终成为武帝死后的辅政大臣。这一变化颇为关键，较之于杨珧、杨济，杨骏权力欲望更强而才望更劣。如果说杨珧、杨济尚知谦退而不至于揽权过盛的话，那么杨骏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暴发户，他的专擅与颟顸直接引发了八王之乱，最终导致了西晋帝国的崩溃，但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找不到足够的史料来解释为何杨骏能在武帝晚年跃居于杨珧、杨济之上，受托孤之命，只能在时间轴上对杨骏发迹的经过略加梳理。[172]
杨骏真正成为西晋政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始于咸宁二年富有争议的临晋侯的册封，但是直到太康三年末，王浑上书中只是提议齐王攸、司马亮、杨珧三人来联合辅政，而且杨珧也参与了咸宁三年改封诸侯与太康三年放逐的齐王攸的政治谋划，可知直至此时，杨珧还是杨氏家族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杨骏的地位尚在其之下。山涛晚年曾目睹后党专权，劝谏武帝不要专任杨氏，此事大约发生在山涛去世前不久，因为在此之后不久，山涛即以“年垂八十”为由请求辞官。山涛死于太康四年，时年七十九岁，[173]因此杨氏家族的权势引起山涛侧目大约是太康初年的事情，但山涛也只是泛指杨氏，并没有专门提到杨骏。根据这些线索大约可以判定杨骏权势的上升，并最终位居杨珧之上最早也只能是太康四年，齐王攸去世，武帝完全掌控朝政之后的事情。
在武帝的晚年，太康十年是最关键的年份。在这一年中，武帝又生了一场重病，我们对于武帝的这次患病具体情况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在十一月庚辰，武帝病愈之后，“赐王公以下帛有差”以示庆贺。[174]但就在同一天，在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庑、景坊东屋、晖章殿南阁发生了火灾，这场意外的灾难或许给尚沉浸在大病初愈喜悦之中的武帝心中投下了阴影。右军督赵休借此灾异现象上书，公开质疑外戚杨氏的地位：[175]
十年四月癸丑，崇贤殿灾。十一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庑、景坊东屋、晖章殿南阁火。时有上书曰：“汉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杨氏三公，并在大位，故天变屡见，窃为陛下忧之。”由是杨珧求退。是时帝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听杨骏之谗，离卫瓘之宠，此逐功臣之罚也。[176]
赵休对于杨氏三公权势过盛的责难，反映了朝中大臣普遍的担忧。大概正是由于这场疾病以及稍后出现的灾异推动了武帝重新思考身后的安排，因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指责似乎很快就收到了效果，杨珧自乞逊位。杨珧逊位的请求最终得到了武帝的首肯，或许此时，杨骏才取而代之，上升为杨氏家族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仅仅四天之后，武帝就做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决定，再次调整诸侯王：
甲申，以汝南王亮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立皇子乂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皇孙遹为广陵王。立濮阳王子迪为汉王，始平王子仪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羕为西阳公。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畅弟歆为新野公，琅邪王觐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漼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改诸王国相为内史。[177]
如果说咸宁三年的改封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宗室的权力的话，那么这次的目的恰好相反，是为了加强宗室的力量。这主要是基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咸宁三年改封时，宗室诸王在数量上远多于帝系诸王，因此需要确立非皇子不得封王等原则，以抑制宗室力量的膨胀。但至太康十年，形势已发生了逆转，随着皇权的上升，帝系诸王已经成为诸侯王的主干，宗室旁支的力量不再对皇权构成威胁。而武帝大病一场之后，似乎有些意识到了杨氏坐大的危险，着手加强宗室在西晋政治中的地位，第二次调整诸侯王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希望通过众建诸侯的方式，在其身后收到拱卫皇室的效果。
在这次调整分封的过程中，在背后为武帝出谋划策的是王佑。王佑是武帝后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晋书·武帝纪》总论部分特别提到了王佑在其中的作用，透露出了宝贵的信息，“竟用王佑之谋，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候，以典禁兵”，[178]这条史料明确指出武帝调整诸侯王的目的直接针对杨氏家族，而王佑则是背后的主谋，并被授予北军中候的重任，掌握禁军，从中可知武帝在大病之后已经产生了对杨氏家族的疑忌，希望借助宗室的力量维持身后的政局稳定。尽管王佑是如此关键的一个政治人物，但《晋书》竟没有给他立传，而少数几条提到王佑的记载不但零散而且充满讹误，为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笔者只能略作考订，拼合王佑的生平事迹。《晋书》最初提及王佑是在《羊祜传》中：“时王佑、贾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179]若此王佑在晋初便已地位显赫，不逊于贾充、裴秀，但王鸣盛认为此处王佑乃是王沈之讹，[180]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王佑系王浑从子，在晋初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在《晋书》、《世说新语》中有几处提到了王佑的家世，可以知道他出自太原王氏的旁支，其父王默（一作黯）曾任魏尚书，其子王峤携二弟渡江，在东晋时颇为显贵，[181]王佑其人“形貌既伟，雅怀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182]大约也是当时名士圈中的活跃人物。但史籍中也特别提及王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183]这条史料明显与上文所引武帝用王佑之谋抑制杨氏的记载相牴牾，而且杨骏被诛之后，崔洪坐与王佑亲，而被罢黜，[184]似乎也可以印证王佑是杨骏一党。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王佑与杨骏之间的矛盾，“骏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建立皇储，皆济谋也”，[185]此事或许发生在武帝病危，杨骏矫诏时，也可能发生在杨骏初掌大权时，但无论如何，杨氏兄弟将担负北军中候重任的王佑排挤外放，无疑证明王佑以宗室辅政谋划确实触动了杨氏家族的利益，如是对于王佑在武帝末年的政治立场就存在着两种歧异的记载。
王佑在政治上的发迹可以追溯到命齐王攸出藩的争论时，王佑虽然是王济的从兄，但是两人素来不睦，王济由于坚决反对齐王攸出藩而遭到武帝的贬斥，王佑则借机获得了武帝的信任，始见委任，[186]可以说王佑在西晋政治活跃的时期正是杨氏家族权势熏天的时候，因此其与杨骏关系密切并不足为奇，但是当武帝对于杨氏家族产生怀疑时，选择亲信王佑为其出谋划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笔者倾向于认为，王佑本与杨氏家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后因为武帝谋划众建诸侯一事而遭到了杨骏的排斥，但在杨骏掌权后，王佑再次转投于杨骏门下，得以被重新招回朝廷，担任品秩较高，却不太重要的都水使者一职。[187]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此次改封诸侯的举措与效用，首先必须要注意到的是，武帝改封过程中对于原有封爵体系的突破。自泰始元年首次分封以来，西晋诸侯王都是以郡为国，并根据户邑多少，划分为三个等级，“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下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188]但这次武帝对于诸皇子的分封，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格局。以成都王司马颖为例，以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十万户为王国，易蜀郡太守号为成都内史。[189]司马颖据四郡之地，拥十万户，无论是在土地还是户口上对于原来封国制度都有很大的突破。杨光辉指出武帝这次改封是对西晋封爵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在原来的郡王之上，增设国王一级，其所拥有的土地、人口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体制。这种突破在这次改封的诸侯王中非常普遍：[190]
太康十年，（司马柬）徙封于秦，邑八万户。于时诸王封中土者皆五万户，以柬与太子同产，故特加之。[191]
《晋官品令》云：“太康十年，皇子三人为郡王，领四郡为城，皆五万户。”[192]
据此可知在此次改封中，诸王普遍受封五万户，只有司马柬因为是武帝特别宠爱的皇子，特别增封八万户。至于司马颖大概由于封国位处巴蜀边地，不在中土的范畴之内，给予特别的优遇。除了户口大增之外，诸侯王国的封土亦兼领数郡之地，如吴王司马晏食丹杨、吴兴、吴三郡，[193]皇孙司马遹以广陵、临淮两郡为封国，[194]清河王司马遐增封渤海郡。[195]经过太康十年改封之后，帝系诸侯王国的实力大增，成为西晋宗室中的核心力量。加之武帝更以诸皇子出镇四方，并假节之国，各统方面军事，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宗室势力重新上升的态势非常明显。[196]而武帝则希望借此形成内外相维的局面，保证其身后西晋政治的长治久安。
太康十年的改封诸王是武帝去世前五个月采取的一次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武帝晚年在身后安排上左右摇摆的心理，其最终没有能下定决心废掉不堪大任的太子司马衷，改立司马柬。武帝的如意算盘是只要皇位能够平安地传递到其所钟爱的皇孙司马遹手中，其立司马衷为太子的政治冒险就可以算是大功告成。[197]因此在此次改封中，武帝对司马遹特别优遇，给予了与诸皇子相同的待遇，又特意将其分封至传闻有天子气的广陵，[198]实际上提前确立了司马遹皇太孙的地位。[199]至于身后辅佐太子的人选，武帝原先属意的人选是外戚杨氏。由于在齐王攸出镇一事上，武帝与大多数朝臣之间的激烈冲突，使得君臣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像张华、卫瓘这样深孚人望的重臣不再能够获得武帝的完全信任。但是武帝重用的外戚杨氏家族在太康末年的专擅早已引起了朝臣的广泛愤恨，加之杨氏兄弟平庸的政治才具，在不能获得朝臣支持的情况下，能否完成权力的平稳过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太康十年武帝的重病与灾异的出现，似乎又动摇了武帝对于外戚杨氏的信任，转向扶植诸侯王的力量，大规模地增加皇子的封邑和食户，并将其委派到各个战略要地，显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即宗室势力在西晋政治中地位的重新上升。当然这不是西晋初年宗室力量的复起，而是权力结构的重建，因为这时候宗室势力的核心是武帝诸子，而不是晋初非帝系的诸王。武帝将诸皇子遣出各地，一方面能够收到内外相维的效果，另一方面让诸皇子、特别是一度有希望继位的司马柬离开京师，也有利于保证太子的顺利继位。而在朝廷中枢，武帝安排的是司马亮，任命其为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司马亮是当时惟一在世的宗室元老，具有一定的政治经验，与帝系服属已疏，加之才具平庸，缺乏政治野心，不会对皇权构成较大的威胁。通过宗室力量的内外呼应，形成与外戚杨氏之间的政治平衡，共同辅佐太子继位，这是太康十年末武帝对于身后事做出的最新也是最后的政治安排。
但武帝没有完全实现这一政治安排就已经再次病危，在其去世之前并没有能够正式确定顾命大臣的人选，使得侍疾于武帝身旁的杨骏有机会矫诏，命司马亮出镇许昌，督豫州诸军事，自己独揽朝政。可以说武帝刚刚去世，其精心设计的政治安排就出现了严重危机。杨骏的这一行径与政变无异，而当时洛阳的形势也异常紧张，在杨骏草拟的遗诏中，不但自封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更自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动用重兵，将自己严密地保护起来。即使止宿殿中时，亦持兵仗出入，并有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护卫左右，[200]洛阳城中一触即发的紧迫局势由此可见一斑。杨骏的紧张与恐惧并非没有缘由，尽管武帝生前没有最终确定顾命大臣的名单，但在甲申诏书中，授予司马亮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的崇高地位已经明确表达了武帝的意见，这一点朝野共知。杨骏虽然矫诏自封，外放司马亮，却不能杜悠悠众口，更何况杨氏家族的专擅早已深为朝臣所厌恶，人心不附。廷尉何勖等人已经开始游说司马亮起兵讨伐杨骏。但此时，武帝看重的司马亮的最大优点，没有政治野心，反倒成就了杨骏专权的局面，在朝野人心归附的情况下，司马亮却选择了主动退避，连夜奔赴许昌。[201]
虽然由于司马亮的退让，杨骏一时之间大权在握，但朝野上下对其的憎恶却是有增无减。杨骏虽然效法魏明帝的先例，大开封赏，欲以悦众，但并不能为自己赢得多少人心。其弟杨珧、杨济都已经注意到杨氏家族在朝中身处孤家寡人的地位，劝说杨骏召还司马亮，分权于宗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杨氏家族成为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但是杨骏虽然没有多少政治才能，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这一提议遭到了断然拒绝，杨珧、杨济亦被废黜于家。在此情形下，杨骏所信用只是少数亲旧，以其甥段广、张劭为近侍之职。“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乃出”。[202]一方面利用杨太后与段广控制惠帝与外界的交通与诏命的传递，取得挟天子以自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将禁卫军权控制在手中，试图通过控制惠帝与禁卫军权这两个关键要素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根据张金龙的研究，中护军张劭、左军将军刘预便是杨骏安插在禁军系统中的亲信。但是杨骏并未能完全控制禁军的力量，几位重要的禁军将领，如北军中候王佑、后军将军裴頠、后军将军荀悝、左卫将军司马越皆非杨骏亲党。[203]而杨骏在安插亲信进入禁军系统的过程中，又得罪了禁军系统原有的将领，反而激起了禁军中下层将领对其的不满，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阴构骏将图社稷”。[204]这批不得志的禁军中下层将领通过黄门董猛的关系，与雄心勃勃的贾皇后联合，成为发动政变，诛杀杨骏的关键力量。
由于贾皇后在政变前后的一系列密谋都是通过宫掖内部的政治网络进行的，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于武帝时代后宫的政治生态作一考索，了解贾皇后与杨太后之间矛盾产生的过程。泰始年间，作为西晋开国的主要功臣，贾充贵盛一时，而杨氏家族只是一个新兴的外戚家族，羽翼未丰，尚需贾充的庇荫，因此在晋初的政治纷争中，杨珧被认为是贾充的党羽。[205]而在武帝太子妃的选择过程中，杨太后积极进言，推动武帝选立贾充之女。通过太子妃的册立，不但离间了贾充与齐王攸之间的关系，使得贾充不得不通过嫁女的方式向武帝表达支持太子的政治立场，[206]同时也密切了杨、贾两家在西晋政治中的关系。咸宁二年之后，随着武帝对于贾充的日渐疏远，杨氏家族在政治上逐步取得了与贾充平起平坐的地位，伐吴之役以贾充为主帅、杨济为副帅的人事安排便是明显的例子。随着贾充本人于太康四年去世，贾氏家族在西晋政治中的势力中衰，而外戚杨氏家族的势力则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此时，杨、贾两族的关系与晋初恰好颠倒，贾氏从杨氏家族政治庇护者的位置上跌落，反居其下，倒过来托庇于杨氏。尤其是在宫闱内部，由于贾妃性格虐酷好妒，武帝几次欲废之，多赖杨后、杨珧、荀勖等人的救护方才获免。[207]其实，在贾充死后，武帝便多次表露出废黜太子妃之意，恐怕未必皆是缘于贾妃的无礼，贾妃嫁与太子已有十余年，所行恐非一日。但在贾充生前从未闻听武帝有所不满，待到贾充一死，武帝却态度大变，意欲废之，恐怕更多的是出于报复贾充曾经倾向齐王攸的政治立场以及削弱功臣势力的考虑。但杨珧、杨后皆以“陛下忘贾公闾耶”劝之，[208]意在提醒武帝不要忘记，没有贾充的支持，武帝当年不可能登上天子之位。
因此，从一般政治家族的联盟关系而言，杨氏家族多次援手贾后，可谓待其不薄，贾后理应知恩图报，维持两家亲密的政治关系。但武帝甫一去世，杨、贾两族之间关系便宣告破裂，其中除了贾皇后极强的政治野心这一个人因素外，恐怕尚有其他原因作用其中。杨氏家族武帝中后期的强势崛起映衬着贾充家族势力的中衰，尽管杨氏待贾氏不薄，但杨氏当面严厉地切责督过早已在贾皇后心中埋下仇恨，寄人篱下的滋味岂是权力欲望极盛的贾皇后所甘愿品尝的。同时，无论武帝还是杨骏，在之后的政治安排中都从未考虑过给予贾皇后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无疑也是激怒贾皇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杨氏兄弟在武帝后期的骄横跋扈，引起满朝文武的侧目与反感，而在宫闱之内，杨后恐怕亦有相似之举。
时杨骏以后父骄傲自得，（胡）奋谓骏曰：“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代，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观卿举措，适所以速祸。”骏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损益！”[209]
在与杨骏的对话中，胡奋所谓“我女与卿女作婢”之语固是夸张，但多少也可以窥见杨氏在宫中的势力。《晋书》关于杨后“又数诫厉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谓后构之于帝，忿怨弥深”的记载，[210]固然是站在杨氏立场上的叙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杨后在武帝宫闱中的统治地位。
而在武帝的后宫内，颇有后妃培植自己的势力的余地。武元杨皇后少长于舅氏天水赵氏，被册立为皇后不久，追怀舅氏之恩，显官赵俊，并纳赵俊兄赵虞女赵粲于后宫为夫人。由于赵粲是在杨后的援引之下进入后宫的，自然成为杨后在后宫之中的亲信。武帝欲废贾妃，充华赵粲从容言曰：“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愿陛下察之。”[211]可见其在后宫政治中多持与杨后相同的立场。
此外，通过1955年在洛阳发掘出土的《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我们对于西晋后宫的政治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12]根据墓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徐氏因战乱流离司州，后进入贾家为乳母，保育贾南风、贾午姐妹。贾南风被册立为太子妃之后，徐氏随之入宫，被封为太子的中才人，成为贾后在宫中的得力助手。惠帝继位之后，进封为良人。通过杨后与赵粲、贾妃与徐氏的事例，我们大约可以推定这种类似于古代媵妾婚的现象在武帝后宫中并非孤例。赵粲与徐氏这两位依附于皇后的低级嫔妃，无疑会成为杨后或是贾妃控制后宫的重要助手。在徐美人墓志中便反映了贾皇后发动政变时，徐氏所起的关键作用：
永平元年三月九日，故逆臣太傅杨骏委以内授，举兵图危社稷。杨大［太］后呼贾皇后在侧，视望 侯，阴为不轨。于时宫人实怀汤火，惧不免豺狼之口，倾覆之祸，在于斯须。美人设作虚辞，皇后得弃离元恶。骏服罪诛。[213]
在政变中，杨太后一度将贾皇后扣为人质，在此危急形势下，徐氏成功地诳骗了杨太后，使贾皇后有机会逃脱，立下了大功。因此在元康五年被拜为美人，赏绢千匹，赐御者廿人作为酬庸。
而在杨太后方面，我们很惊讶地注意到赵粲在这次政变中背弃了杨太后，站在了贾皇后一边，这或许是贾、杨两族在宫中争夺成败的关节点之一。我们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赵粲在此次宫廷政变中的作用，但在贾皇后掌权之后，我们发现作为杨太后亲信的赵粲不但没有受到株连，反而成为贾皇后在宫中最得力的助手和亲信，赵王伦起兵废贾皇后时，亦将赵粲及其叔父中护军赵浚作为贾后的党羽捕杀。[214]据此可以推知，赵粲、赵浚应当在贾皇后发动政变之前便已站在了贾后一边，并且对于贾皇后最后的胜利有所贡献，否则绝不可能逃脱报复心强烈的贾皇后的株连，继续保全富贵。
因此，在贾皇后发动政变之前，已在宫中积聚了相当的力量：徐氏随侍左右，黄门董猛沟通内外，杨太后的亲信赵粲也已暗中倒向贾后一方，贾皇后通过巧妙经营，在后宫之中已经占据了对杨太后的优势。并利用董猛与外界交通，打破了杨骏通过掌握诏命出入，隔绝宫内外的规划。因此当禁军将领孟观、李肇对杨骏产生不满时，贾皇后能够迅速获知消息，暗自结纳。并利用宗室之中对于杨骏的普遍愤恨，联络楚王司马玮进京，与孟观、李肇联兵诛杀杨骏兄弟。进而借刀杀人，利用楚王玮与司马亮与卫瓘之间的矛盾，借楚王玮之手，诛杀了在宗室元老司马亮与朝中威望甚高的卫瓘，反过来嫁祸于楚王玮，指责楚王玮矫诏，将其处死，通过这一连串的阴谋，为自己独揽朝政扫清了障碍。
武帝晚年精心设计的身后安排，在其死后不到一年之内便已分崩离析，两位辅政大臣的候选人杨骏、司马亮先后在政变中被杀，贾皇后作为一系列血腥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掌握了朝政。但贾后虽然为人酷虐，野心勃勃，但实际的政治手腕确实远在杨骏之上，这从其发动政变前后的布置谋划中便可见一斑。因此贾后执政的元康年间是西晋政治中回光返照的稳定时期，史称“虽当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215]这主要是应当归功于贾后能够信用张华，和衷共济，保持了西晋政治的稳定。
张华是西晋大臣少数出身孤寒的人物，其父张平虽然曾任魏渔阳太守，但大约也只是曹魏政治网络中的边缘人物，加之早亡，使得张华少年时代一度被迫以牧羊为生。而张华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同郡的政治网络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216]这两件事情扭转了张华的命运，尤其是娶刘放之女对张华尤为重要，虽然刘放在曹魏政治中有着恩悻的名声，但张华借此厕身于曹魏的婚姻、交往圈之中，这对于张华的政治前途意义非凡。张华曾做《感婚诗》一首，[217]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大概已经感受这场婚姻将要为其人生所带来的重大转折。[218]据诗中“驾言游东邑，东邑纷禳禳”一联推断，此时张华已经摆脱了牧羊的生活，来到了洛阳，诗中所言的“纷禳禳”的繁华东邑当是洛阳的指代。在洛阳，张华受到了名士领袖阮籍的赞许，目为王佐之才，声名始著，开始拥有了全国性的声名。
张华在政坛初试身手始于平定钟会之役，“大驾西征钟会，至长安，华兼中书侍郎。从行，掌军事中书疏表檄，文帝善之”，[219]由于这次成功参赞机密的经历，使得张华有机会接近权力中枢，久而即真，西晋立国之后，拜黄门侍郎，尽管名位尚浅，但成为了能够接近武帝，参与朝廷机密的亲近官员。由于张华才华过人，且与晋初的功臣集团并无渊源，很快受到了急需建立自己政治班底的武帝的重用，泰始七年前后出任中书令，成为武帝信任的大臣，即使在母丧期间，亦强令摄事，可见武帝对其寄任之深。张华在武帝一朝政治功业随着伐吴胜利而达到了巅峰，作为伐吴之役的主要谋划者与战争中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度支尚书，张华受封广武县侯，增邑万户。伐吴之后，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220]但是张华的仕途受到了两件事情的阻碍，第一他孤寒的出身不容于以曹魏贵戚为主流的西晋官僚阶层，特别是荀勖自以为大族，憎疾之。颍川荀氏家族由于坚定地支持司马氏代魏，在西晋政治占据了显要的位置，《荀氏家传》中不无自豪地宣称：“惟我之先，生于有晋，人物盈朝，衮衣暐晔，六世九公，不亦伟乎。磊落瑰奇，光照合同。已独步于古今，拊万姓而骇之矣。”[221]其权势可见一斑。荀勖对于张华的排斥，体现了西晋政治中既得利益的曹魏贵戚子弟对于异质的新兴政治力量的敌视。但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张华主张由齐王攸在武帝身后辅佐太子继位，这与武帝晚年的政治意图完全相反，因此不容于武帝。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华于太康四年被外放为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武帝晚年，张华再次有入相的呼声，但由于冯紞的阻止而未能实现，回到洛阳后，仅任太常这样的闲职。[222]由于张华倾向于齐王攸的政治态度，武帝对其并不完全放心，因此并没有考虑重用张华来辅佐太子。
而贾皇后的精明之处在于，其在掌握权力后，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处置朝中繁冗行政庶务的才能。贾皇后对于张华出身庶族，“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特点十分了解，[223]因此放心地将政务委任于张华，成就了元康政治的安定局面。元康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张华与贾后之间的合作，重新在外戚与功臣之间达成脆弱的政治平衡，代表功臣官僚力量的张华、裴頠等人负责具体政务处理，而代表外戚力量的贾后、贾谧虽然大权在握，但并不干预实际的行政事务，这是元康政治保持稳定的关键所在，[224]所谓“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225]便是其中最好的写照。
但是这一政治体制并不稳定，首先外戚与功臣之间的分权是建立在贾后信任张华这一脆弱的私人纽带之上，并未达成真正的政治平衡，贾后依旧掌握了最高权力，张华、裴頠都缺乏真正能够制约贾后的办法，只有通过《女史箴》这样的文章婉转地加以讽谏。而更为致命的是这一体制把宗室力量排除出了权力中心，为将来的动荡埋下了隐患。新的冲突首先在太子司马遹与贾谧之间酝酿。[226]司马遹这位天资过人的皇孙存在，是愚鲁的司马衷保有太子之位的重要因素，武帝对于司马遹喜爱与厚望朝野皆知。因此，惠帝继位当年，就根据武帝生前的愿望，确立了司马遹的太子地位，[227]所以惠帝一朝太子司马遹的影响与人望非比寻常。但是由于司马遹并非贾后所生，太子与贾后之间关系相当微妙，司马遹常为贾后所猜忌。为了避祸，司马遹通过结好贾后之母郭槐来化解其与贾后之间的矛盾。郭氏病危时，“太子常往宜城第，将医出入，恂恂尽礼”，太子的这番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成效，郭槐临终执贾后手，令尽意于太子，言甚切至。[228]由于郭氏对太子的喜爱，太子与贾后之间的矛盾在郭氏在世时尚不显著。而在另一方面，朝中大臣为了增强太子的地位，亦全力加强东宫的政治、军事力量。首先是为司马遹高选僚佐，崇重太子地位，这一举措在太康十年司马遹受封广陵王时便已施行，“愍怀太子初封广陵王，高选师友，以刘寔为师”。[229]至惠帝继位，立司马遹太子后，更是妙择人选，辅弼东宫。
惠帝即位，初建东宫，太子年幼，欲令亲万机，故盛选六傅。[230]
太子六傅的人选分别是中书监何劭为太子太师，卫尉裴楷为少师，吏部尚书王戎为太傅，前太常张华为少傅，卫将军杨济为太保，尚书和峤为少保，[231]这张名单几乎已经囊括了当时西晋朝廷中最重要的官员，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出任的太子保傅之职并非如惯例那样，仅仅是礼仪性的职位，“欲令亲万机，故盛选六傅”，大概已经存有尽快将一部分政治权力移交给太子的打算，因此东宫保傅担负着培养太子行政能力的重任，而太子通过与这些朝廷重臣的密切交往，可以尽快熟悉西晋政治运作的过程，增长自己的政治才干。除此之外，还安排“太保卫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杨济息毖、太子少师裴楷息宪、太子少傅张华息祎、尚书令华廙息恒与太子游处，以相辅导焉”，[232]由于西晋政治网络具有相当的封闭性与延续性，这些贵戚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官僚阶层的主干力量，让太子少年时便与其交游，有助于太子建立自己亲信的政治班底，为继承皇位做好准备。[233]但是由于之后一连串政治屠戮的发生，这些举措似乎并没有完全落实。太子反而在贾后的纵容、诱使之下，惟与左右嬉戏为乐，声望大减。[234]此时，为了抗衡贾后对于太子地位的威胁，在裴頠的建议下，东宫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太子的地位不受挑战。
（裴）頠以贾后不悦太子，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仍启增置后卫率吏，给三千兵，于是东宫宿卫万人。[235]
这无疑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这支隶属东宫的军事力量在其后的西晋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太子与贾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谧既亲贵，数入二宫，共愍怀太子游处，无屈降心”，而“太子性刚，不能假借之”，[236]两人之间的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同时又有贾谧与惠帝共同受尚书拜的传闻，朝臣中颇有人怀疑贾谧有不臣之心。司马遹则对东宫的禁卫将领着意笼络，左卫率刘卞甚为太子所信遇。当太子地位受到威胁时，刘卞秘密地联络张华，劝说其发动推翻贾后的政变。
（刘）卞以贾后谋问华，华曰：“不闻。”卞曰：“卞以寒悴，自须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尽言，而公更有疑于卞邪！”华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此，是无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戚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237]
刘卞本是张华的故吏，希望借助这层关系取得张华的信任与支持。在刘卞所言中我们可以不难留意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一语，由此可知东宫的武力已经成为左右西晋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但是张华并不愿意参与其中，以“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加以婉拒。从张华的言辞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张华实际上没有否认举兵反对贾后的合理性，只是认为自己没有接受顾命，因此不具有废黜贾后的政治合法性与号召力，加之“权戚满朝”，政局复杂，恐难善后。如果将张华当时身处的情势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前的境遇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张华所具有的各项条件要远优于司马懿，当时，重臣裴頠也倾向于废黜贾后，立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后。[238]惟一不同的便是司马懿乃是魏明帝的顾命大臣，具有改变曹爽专权局面的政治合法性，而且司马氏家族通过几十年的经营在朝廷中拥有庞大的政治权势网络。但张华却出身寒微，在西晋政治中缺少足够的政治基础。其实也正是张华“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地位，才能让贾后能够放心地用其能，而不惧其势。
最终在元康九年十二月，司马遹落入了贾后设计的圈套，遭到废黜，张华、裴頠虽然力争，却无法挽回太子的命运。次年三月，太子被贾后所杀，刚刚获得近十年喘息时间的西晋政权，重新面临山雨欲来之势，只是这场风雨要比当时人所预计的来得更大、更猛烈，直到摧毁整个国家。太子虽亡，但司马遹的政治号召力反而因为其悲剧性的命运更加高涨，原来隶属于东宫的那支精锐的禁军部队，成为点燃新的政治风暴的导火索。
太子既废非其罪，众情愤怨。右卫督司马雅，宗室之疏属也，与常从督许超并有宠于太子，二人深伤之，说赵王伦谋臣孙秀曰：“国无适嗣，社稷将危，大臣之祸必起。而公奉事中宫，与贾后亲密，太子之废，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祸必及矣。何不先谋之！”秀言于赵王伦，伦深纳焉。[239]
东宫禁军将领感愤于太子的无辜，群情激愤，他们发动军事政变的计划既然没有办法得到张华这样具有政治理性的朝臣的支持，不得不转向寻求与深具政治野心的赵王司马伦的合作。而赵王伦这样宗室势力在贾后、张华联合执政时代被排除出权力的中心。赵王伦在元康年间曾多次谋求录尚书事的职务，都被张华、裴頠所抑制，因此赵王伦对于张华、裴頠以及现行的政治体制怀有深切的不满，双方一拍即合。赵王伦在禁军力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240]不但诛杀了贾后一族，而且连带将张华、裴頠这些与其有宿怨的重臣一并处死，从而独揽朝政。
张华的死标志着西晋政治原有权力结构的彻底崩溃，随着赵王伦称帝的尝试，激起了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顒、成都王司马颖的三王起义，整个国家的政治动乱开始从中央波及至地方，原本局限于洛阳朝廷的政治争斗逐渐演变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全国性的内战。尽管西晋王朝在名义上还风雨飘摇地存在了十八年，但是一个能够正常运作、驾驭地方的稳定的中央权力却早已不复存在。同样从曹魏延续到西晋官僚政治网络也在这场大动乱中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自汉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大族势力在此期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代际更新。一些原本显赫的政治家族日趋式微，一些地方大族则乘机崛起，取而代之，成为南北朝时代新兴的政治力量。当然也有些家族幸运地保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或随晋室南迁，成为侨姓高门，或留守故土，利用其在地方上的势力，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维持门第不坠。亦有许多原本被政治体制所排抑的寒士，借着这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动荡，悄然地从底层浮现上来，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新星，[241]只是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舞台上，划过其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历史长空中的流星。
永康元年恰好是公元300年，历史上的一个整数年份，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代表着一个王朝的崩溃与一场动乱的开端，因此笔者选择这个年份作为本书的终点，为这个时代的故事画上句号。
【注释】
[1]《晋书》卷三《武帝纪》，第80—81页。
[2]《晋书》卷三《武帝纪》制曰，第82页。
[3]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
[4]这一以太康为界的鉴戒论式的叙事模式虽因唐修《晋书》而最终定型，但从晋代史臣的论述已可窥见其源流，《群书治要》二九《晋书上》引荀绰《略记》云：“世祖自平吴之后，天下无事，不能复孜孜于事物。始宠用后党，由此祖祢采择嫔媛，不拘拘华门。父兄以之罪衅，非正形之谓；扃禁以之攒聚，实耽秽之甚。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助纣为虐，而世祖平皓，纳吴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370页。按荀绰，西晋末年人，见《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第2723页，另据《隋书·经籍志》，荀绰撰有《晋后略记》五卷，《群书治要》所引即其佚文。荀绰此论反映了八王之乱后，士人有意识地对武帝一朝的政治得失及西晋短促而亡的教训加以反思总结。
[5]《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5页。按本段引文若按照字面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武帝因洛阳大疫，取消了元会，但据笔者检索，在史籍中几乎没有其他因疾疫废朝的记载，魏晋时仅有是否要因日蚀灾异取消元会的礼制争论，见《晋书》卷一九《礼志》，第594—595页，根据其后武帝重病的记载，可以判断所谓的“以疾疫废朝”只是史书的掩饰之词，废朝的真实原因是武帝本人感染了瘟疫。
[6]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409页。
[7]《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5页。
[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6页。
[9]从司马氏家族的经历而言，武帝伯祖父司马朗便是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大流行，《三国志》卷一四《司马朗传》，第468页。尽管此时武帝尚未出生，并没有直接记忆。但是这场大疫魏晋士人的心理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著名建安七子中的五人皆死于这场瘟疫。其中的景象正如曹植所描绘的那样：“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续汉书·五行志五》注，第3351页，而魏文帝著名的《与吴质书》中谈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观其姓名，已在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心中的沉痛可见一斑，《三国志》卷二一《吴质传》裴注引《魏略》，第608页，相关的研究可参读王力坚：《汉末建安的疫灾与文学》，《人文中国学报》第1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9—85页，而家族遭际及一个时代共同的记忆同样会对武帝的心理有所影响。
[10]《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5页。
[11]《宋书》卷一四《礼志》，第343—344、346页；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第376—383页。
[12]关于中古时代的人们对于瘟疫的认识可参读张嘉凤：《“疾疫”与“相染”——以〈诸病源候论〉为中心试论魏晋至隋唐之间医籍的疾病观》，收入李建民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90—428页。
[13]上计吏接受皇帝的敕诫是元会体制中重要环节，也是地方获得中央信息的主要渠道，《文馆词林》卷六九一保存的《西晋武帝诫计吏敕》、《西晋武帝诫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两篇文字便是反映了这一政治功用，中华书局，2001年，第402—403页。
[14]国史中与之相似的例子是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春因服金丹不豫，取消了元会，朝野上下“人情汹惧”，赖刘悟入见，“出道上语，京城稍安”，《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第471页。
[15]《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9页。
[16]刘驰指出司马衷并不是病理学意义上的白痴，只是智力发育低下，但是其缺乏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这点并无疑问，《晋惠帝白痴辨——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收入氏著《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9—232页。
[17]《三国志》卷二一《傅嘏传》裴注引《傅子》：“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从中可见河南尹的职任之重，事务之剧，第624页。
[18]《太平御览》卷二五二引《晋起居注》，第1188页。
[19]《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9页。
[20]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193—231页。
[21]《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27页。
[22]关于加兵公制度的检讨，可参读张军：《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第159—162页。
[23]《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7页。
[24]《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云：“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为六人，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如常加兵公制。”第727页。
[25]《晋书》卷四二《王浑传》，第1204页。
[26]《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7—1168页。
[27]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文官公与武官公之间的分途，也是是否加兵的重要因素。晋世以“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开府位从公者为文官公，冠进贤三梁，黑介帻”，以“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开府位从公者为武官公，皆着武冠，平上黑帻”，《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26页。因而上文贾充所谓“文武异容，求罢所领兵”，当是指文武异途，文官公不当领兵，因而当其转任司空时，特地强调“领兵如故”，以示优宠。而王浑以司徒加兵，亦是以文官公领兵，故“自以偶因时宠，权得持兵，非是旧典，皆令皂服”，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一《晋书四》，第365页。若此则齐王攸自咸宁二年八月自镇军大将军迁司空，当已不再加兵，武帝素不愿齐王攸领兵，齐王攸为骠骑将军时，武帝便曾试图罢其营兵，后因兵士反对而未果。但太康三年命齐王攸之国诏书提到：“假节，将本营千人，亲骑帐下司马大车皆如旧”，则似乎仍领有营兵，但不确定是出镇时所加还是原先领有，姑存疑俟考。《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2—1134页。
[2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7页。按魏晋之际皇甫谧尝数次被征，见《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第1409—1418页，然唯有本次被载入本纪，或见其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29]《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第1418页。
[30]《汉书》卷四〇《张良传》，第2033页。
[31]关于皇甫谧政治态度的讨论，可参读景蜀慧：《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文史》2001年第2辑，第53—74页。
[32]《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7页。
[33]权家玉博士与笔者同时注意到杨骏家族的崛起对于西晋政治的影响，与笔者的看法多有不谋而合之处，惟权文未及利用《杨骏残志》，因而论证稍显曲折。可参氏著《西晋杨骏一族的崛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第57—67页。田中一辉《西晋の东宫と外戚杨氏》一文则探讨了外戚杨氏家族崛起与武帝巩固太子意图之间的关系，《东洋史研究》68卷3期，2009年，第389—417页。
[34]《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第80页。按这一诏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泛泛之论，而是反映了曹丕的一贯思想，其在《典论》中便强调三代之亡，由乎妇人，并总结袁术、袁绍多内宠而至败亡的历史教训，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八，《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35]关于两晋政治中的外戚作用，可参读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一书中《两晋政局与帝位继承的权力结构分析》一章，第125—168页。
[36]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加以揭示的是牟润孙：《汉代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试释》，《注史斋丛稿》，第50—79页；近年来较为综合性的研究可以参读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收入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60—107页；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154页。澳大利亚汉学家Jennifer Holmgren在“The Making of an Elite：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ern China”一文中通过对于迁居青、徐的河北大族的研究，也注意到母系血缘关系在当时政治、社会中所具有重要作用，她认为此时在大族的人际网络中母系亲属与姻亲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同宗的关系，可以证明重视外家这一观念在南北朝时期尚且存在。Marrige Kinship and Power in Northern China，Published by VARIORU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5，pp．1 79．
[37]《晋书》卷四五《任恺传》，第1286页。
[3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7页。
[39]《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7页。
[40]《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赐传》，第1784页；蔡邕：《太尉杨赐碑》叙其事云：“天子大简其勋，用授爵赐，封侯于临晋，功成化洽，景命有倾”，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七八，《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895页。
[41]《晋书》卷九三《外戚羊玄之传》，第2413页。
[42]《北堂书钞》卷四八引王隐《晋书》，第137页。
[43]《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88页。
[44]《三国志》卷二《文帝纪》，第80页。
[45]杨骏本人无子，这或许是武帝信任他的原因之一，《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9页。
[46]《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7页。
[47]竹田龙儿：《门阀として弘农杨氏につぃての一考察》，《史学》31卷第1—4号，第628—629页。
[48]《杨骏残志》，收入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页。日本学者石井仁、渡边义浩：《西晋墓志二题》一文曾对《杨骏残志》做过简要的考释，主要考订了杨骏一支与汉代弘农杨氏家族的关系，见《驹沢史学》第66期，第82—86页。
[49]《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第1769页。
[50]《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7—1178页。
[51]《晋书》卷四〇《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52]《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彪传》，第1786—1790页；《三国志》卷一九《曹植传》裴注引《世语》，第560—561页。
[53]《晋书》卷四四《卢钦传》，第1255页。
[54]《晋书》卷四三《山涛传附山简传》，第1228页。
[55]《三国志》卷一九《曹植传》裴注引荀绰《冀州记》，第561页。
[56]《世说新语·识鉴第七》刘孝标注引《杨氏谱》记杨准子杨朗为三公曹，可知此支随晋室渡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96页。
[57]《晋书》卷九三《杨文宗传》，第2412页。
[58]《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第952页，卷三一《武悼杨皇后传》，第955页。
[59]《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8页，卷四〇《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60]《晋书》卷四五《武陔传》，第1285页。
[61]《三国志》卷一一《张范传》，第336—338页。
[62]《三国志》卷九《夏侯尚附夏侯玄传》裴注引《魏略》，第301页。
[63]《晋书》卷四五《武陔传》，第1284页。
[64]《太平御览》卷一九九引王隐《晋书》：“后母太原庞为安昌乡君。”第199页。
[65]《晋书》卷六〇《张辅传》，第1639页。
[66]此处赵浚与《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中的赵俊是同一人，参见《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校勘记，第1465页。
[67]《晋书》卷四〇《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68]弘农杨氏家族墓群位于陕西潼关吊桥，1959年发掘，共有东西排列的七座墓，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第1期。
[69]《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第952页。
[70]《晋书》卷四九《阮籍传》，第1360页。
[71]此处依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中的意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71页。
[72]参读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收入氏著《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97页；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第109—124页。
[73]分见《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第1236页，卷四四《郑默传》，第1256页，卷三五《裴秀传附裴楷传》，第1049页。
[74]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九《晋书一》，第419页。
[75]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清水凯夫：《论唐修〈晋书〉的性质》，《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第50—80页。
[76]《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9页。
[77]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112—116页；安田二郎：《西晋初年政治史试论》，《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1—38页；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王永平：《论晋武帝立嗣问题——以齐王攸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5—11页，韩树峰：《武帝立储与西晋政治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34—139页。
[78]安田二郎通过分析武帝与齐王攸两人年龄以及在魏末的历官情况，认为武帝的表态其实只是一种试探，《西晋初年政治史试论》，《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7—8页。
[79]《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1页。按当时确有诸侯王自选官属的实例，“时诸王自选官属，肜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晋书》卷三八《梁王传》，第1127页。
[80]《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0页。
[81]据记载齐王攸“至性过人，有触其讳者，辄泫然流涕。虽武帝亦敬惮之，每引之同处，必择言而后发”，从中可见齐王攸对于“至孝”这一形象的塑造，而从武帝“必择言而后发”的谨慎中，亦可窥见兄弟之间微妙的竞争关系。《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5页。
[82]《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1页。
[83]《北堂书钞》卷七〇引王隐《晋书》，第255页。
[84]《北堂书钞》卷七〇引王隐《晋书》，第255页。
[85]小池直子据《艺文类聚》卷四八引《梁简文帝让骠骑扬州刺史表》：“骠骑之号，历选为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刘苍。齐宪（献）为公主所申，吴汉因群臣之举”，认为骠骑之号自汉以来素为所重，晋初齐王攸带骠骑之号，象征着其具有与汉明帝之弟，素有贤明之誉的东平王刘苍相似的政治地位，《贾充出镇——西晋泰始年间の派阀抗争に关する一试论》，《集刊东洋学》85期，第28—29页。
[86]《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2页。
[87]《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注引《晋阳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9页。
[88]安田二郎：《西晋初年政治史试论》，《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15—19页。
[89]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89页。
[90]《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3页。
[91]关于咸宁三年的分封调整，可以参读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84—94页；辻正博：《西晋における诸王の封建と出镇》，收入笠谷和比古编：《公家と武家Ⅳ——官僚制と封建制の比较文明史的考察》，思文阁，2008年，第279—285页，辻正博的研究注意到武帝在改易分封中的主导作用。另顾江龙《晋武帝的封建与立储》一文从制度史的视角出发，认为武帝咸宁三年的分封调整乃至于太康三年令齐王攸之国之举，主要是为了实践自己“必建五等”的政治理想，与齐王攸的矛盾只是次要因素。顾文与笔者一样都反对以简单化的党争说模式来解释晋初的政治纷争，但是笔者以为制度改易背后大都受到实际政治目标的驱动，如后文所述，武帝为了外放齐王攸归藩，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如果仅仅将其归结为为了推行理想化的五等封爵制，未免失之简单，而且根据笔者上文的考证，司马氏并无陈寅恪所认为那种强烈的儒家大族色彩。收入《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1年，第152—195页。
[92]《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7—68页。
[93]《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5、59—62页。
[94]《晋书》卷三八《城阳王兆传》，第1137页。
[95]在这五人中除了司马遐是过继给司马兆之外，其余四人都是新建的封国，《晋书》卷三八《城阳王兆传》，第1137页。
[96]《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44—745页。
[97]《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9页。
[98]相关的讨论可参读陈侃理：《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23—47页。
[99]《三国志》卷二《文帝纪》，第78页。
[100]尽管早在泰始年间便有段灼上书请遣诸王之国的议论，见《晋书》卷四八《段灼传》，第1339页，但并没有特别的反响，而自咸宁三年起，武帝突然开始极力推动诸王之国，其背景当与咸宁二年拥立齐王攸的密谋相关。
[101]《晋书·职官志》列杨珧、荀勖为主谋，但据《晋书》卷三九《荀勖传》，荀勖实际上对遣诸王之国持保留意见，第1154页。另参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34—135页。但据《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注引《晋阳秋》云：“初，荀勖、冯为武亲幸，攸恶勖之佞，勖惧攸或嗣立，必诛己，且攸甚得众心，朝贤景附。会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问讯，朝士皆属目于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勖从容曰：‘陛下万年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则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归国，必举朝谓之不可。若然，则臣言徵矣。’”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9页。则《晋书》的记载分歧可能是缘于采撷了不同史源的诸家旧晋书，荀勖在此事中的真实作用尚有待考证。
[102]杨光辉认为这些抑制诸王的举措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了武帝与宗室王之间的矛盾，《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2—143页。但是武帝的举措本来就立足于逐渐削弱宗室势力，西晋政权如此快的崩溃本非武帝所能逆料，因此并不能完全说明抑制诸王的措施没有效果。
[103]《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总叙，第414—415页。
[104]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23—140页。
[105]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23页。
[106]《晋书》卷三八《琅邪王伷传》，第1121页，《齐王攸传》，第1131页。
[107]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53—65页。
[108]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148—151页。
[109]《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358页。
[110]《后汉书》卷一五《李通传》，第573页。李通后参与刘秀兄弟起兵，成为东汉功臣，但是他早年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这段经历注意的人不多，图谶之学及刘歆本人皆与王莽篡汉关系密切，李通沉浮其中，可知其早年在政治上倾向于王莽，得任宗师一职当与此有关。后见王莽人心日失，李通方才退居乡里。
[111]参见宇都宫清吉：《刘秀与南阳》，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618—645页。
[112]张兴成：《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试论》，《文史哲》2001年第2期，第97—98页。
[113]周一良：《宗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30页。
[114]《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第1591页。
[115]《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第1591—1592页。
[116]司马懿九子，具体排行不详，仅知司马亮为第四子。当时除司马师、司马昭已去世外，仅有司马京在魏末早逝，但司马京去世时仅二十四岁，在兄弟九人肯定排行较后，因此在尚在世的六人中，司马亮也并非是年齿最长的。
[117]福原启郎《晋辟雍碑に关する考察》一文中指出碑文中关于“皇太子圣德光茂，敦悦坟素，斟酌道德之原，探赜仁义之薮，游心远览，研精好古”的形象描述，有反驳关于太子暗愚评论的目的，《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第152页。另新见方韬《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一文援据笔者关于咸宁二年为晋武帝一朝转折之年的论考，进而指出武帝在咸宁三年、四年以太子司马衷代替自己前往辟雍行乡饮酒礼、乡射礼，并特地为此树碑勒铭，或与咸宁二年之后的政治形势有关，《贵州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第1—5页。
[118]“后亦母晋”、“抚翼齐蕃”两句见《艺文类聚》卷一五引潘岳《景献皇后哀策文》，第248页。
[119]《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9页。
[120]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112—116页；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26页；于兆伟：《西晋党争与伐吴战争关系论略》，《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第37—40页。
[121]安田二郎：《西晋初年政治史试论》，《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1—38页。
[122]《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8页。
[123]《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7页，卷三四《羊祜传》，第1017—1018页。
[124]《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7—68页。
[125]《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第780页。
[126]《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8页；《三国志》卷四八《孙皓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载《晋文王与皓书》，第1163页。
[127]《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21页。
[128]泰始年间，晋、吴曾围绕着交州展开激烈的争夺，晋军一度占据上风，吴倾国之力围攻交州，此时羊祜已出镇荆州，本为西晋伐吴之良机，但晋军不但并未在荆扬出兵牵制吴军，在交州方面亦仅以蜀降将消极防御，可见泰始年间武帝本无平吴之意。参读钟盛：《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第22—33页。
[129]《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第1002页；卷三四《羊祜传》，第1014—1017页。
[130]《晋书》卷四二《王濬传》，第1208页。
[13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一《后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9—650页。
[132]《三国志》卷一八《张恭传》裴注引《世语》，第551页。
[133]《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9页。哪怕是在伐吴取得节节胜利时，前线众军会议，尚有“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的议论，可见贾充的忧虑在西晋朝野并非个例，见《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30页。
[134]《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1页。
[135]贾充在伐吴胜利之后，作为主帅却议欲请罪，便是这种进退失据地位的最好写照，《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70页。
[136]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161号，第1—26页。
[137]《晋书》卷四六《刘颂传》，第1297页。
[138]《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70页，卷二一《礼志下》，第655—657页。
[139]《晋书》卷二一《礼志下》，第656—657页。
[140]《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第1272页。
[141]《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4页；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4页。“都督青州诸军事”，《武帝纪》作“督青州诸军事”，未知孰是。
[142]《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3页。
[143]《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第1125页。
[144]《晋书》卷四二《王浑传》，第1203—1204页。
[145]《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6页。《世说新语·方正第五》裴注引《晋诸公赞》引武帝语尚有“济等尚尔，况余人者乎”一句，可见武帝自己也深知如王济这样与其有密切私人关系的大臣尚反对齐王攸之藩，更不用说其他朝臣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91页。
[146]《晋书》卷九三《外戚羊琇传》，第2411页。
[147]《晋书》卷四〇《杨骏传附杨珧传》，第1180页。
[148]《三国志》卷五《文昭甄皇后传》裴注引《晋诸公赞》，第164页。
[149]《晋书》卷九三《外戚羊琇传》，第2410页。
[150]《晋书》卷四一《李熹传》，第1190页。
[151]《晋书》卷四八《向雄传》，第1336页。
[152]《晋书》卷五〇《庾纯传附庾旉传》，第1402—1403页。
[153]按北海王之封颇为奇怪，在咸宁三年改封诸王之后，已经明确规定了“非皇子不得封王”的原则，因此司马寔本无封王的资格，所以武帝是以嗣司马昭子广汉殇王广德之后的名义封其为王的，但原本嗣广汉王之位的齐王攸第五子司马赞早在太康元年便已去世，广汉国事实上已绝。武帝在时隔四年之后，在太康四年二月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方才想起以司马寔继之，且改封为北海王，事实上是新建了一个封国，无疑有特别破例优宠齐王攸之意。《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4、1136页；《广汉王广德传》，第1137页。
[154]《晋书》卷三八《齐王攸传》，第1134页。
[155]《太平御览》卷七七四所存的《太康起居注》佚文中保留了两则赐予齐王攸崇锡之物诏书的佚文，“齐王归藩，诏赐香衣辇一乘”，第3434页；“齐王出镇，诏赠清油云母犊车”，第3436页。
[156]阎步克：《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乐官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第226—267页。
[157]《晋书》卷五〇《秦秀传》，第1404—1406页。
[158]《晋书》卷七五《荀崧传》，第1977页。
[159]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史料都是围绕着诏命下达之后的谏争展开的，唯有武帝对于张华“谁可寄托后事”的设问，大约可以算是一种政治试探，但是张华忤旨的结果便是在太康三年初被外放，而张华的外放可以被视为武帝决心强迫齐王攸之国的一个前奏，《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0页。
[160]《晋书》卷五〇《曹志传》，第1391页。
[161]比如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耻不得豫党人之列，《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第2136页。
[162]《世说新语·品藻第九》刘孝标注引《晋阳秋》：“刘毅闻之，故终身称疾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9页。
[163]《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6页。
[164]《晋书》卷四〇《杨骏传附杨珧传》，第1180页；卷四二《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5页。
[165]《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8页。
[166]《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也可窥见朝野上下对于杨氏专权的不满，第844页。
[167]《晋书》卷六四《秦王柬传》，第1720页。
[168]《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第1606页。
[169]最近读到韩树峰《武帝立储与西晋政治斗争》一文亦有相似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37页。
[170]《晋书》并未记载荀勖迁官的具体年份，此处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第3332页。
[171]《晋书》卷三九《荀勖传》，第1157页。
[172]在“三杨”之中，由于杨骏最后成为辅政大臣，故一直为史家所重视，但事实上在咸宁二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杨珧、杨济的政治地位及声誉皆在杨骏之上。如伐吴之役，以杨济为副帅，《晋辟雍碑》记载陪同太子莅临辟雍的是贾充、齐王攸、杨珧，杨氏家族内部权力升降之原因，杨骏的地位最后是如何奠定的，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但限于史料，我们对此问题所知甚少。另一方面，由于杨骏辅政是西晋灭亡的肇因之一，《晋书·杨骏传》对其形象的描述颇为负面，这或许带有鉴诫论的目的，而这种叙事模式使得杨骏本人真实的面貌显得更为晦暗不明。
[173]《晋书》卷四三《山涛传》，第1226—1227页。
[174]《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9页。按庚辰原作丙辰，盖十一月无丙辰，校勘记失校，今据《晋书·五行志》改，《宋书·五行志》亦作庚辰。
[175]《晋书》卷四〇《杨骏传附杨珧传》，第1180页。
[176]《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第804页。
[177]《晋书》卷三《武帝纪》，第79页。
[17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80—81页。
[179]《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4页。
[18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八，第357页。
[181]《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5—1206页；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峤传》，第1974页；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第2418页，此处王默作王黯。其世系另见《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刘孝标注引《王氏谱》，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13—614页。
[182]《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13—614页。
[183]《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峤传》，第1974页。
[184]《晋书》卷四五《崔洪传》，第1288页。
[185]《晋书》卷四〇《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186]《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6页。
[187]《通典》卷三七引《晋官品》，都水使者为四品，北军中候与郡国太守皆是五品，但是从重要性而言掌握禁军的北军中候的地位要重要得多，第1004页。
[188]《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第414—415页。
[18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八《大同志》，第441页。但《华阳国志》系此事于太康八年，与《晋书·武帝纪》不同，当以《晋书》为是。
[190]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22页。
[191]《晋书》卷六四《秦王柬传》，第1720页。
[192]《北堂书钞》卷七〇引《晋官品令》，第253页。
[193]《晋书》卷六四《吴王晏传》，第1724页。
[194]《太平御览》卷一四八引王隐《晋书》，第722页。
[195]《晋书》卷六四《清河王遐传》，第1723页。
[196]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23—140页。
[197]广陵王遹母谢玖本为武帝才人，因武帝恐太子年幼，不知帷房事，而遣往东宫侍寝，汤勤福因而怀疑广陵王遹或为武帝子，是武帝为了维护司马衷的太子地位而谎称为太子所生，见《“八王之乱”爆发原因新探》，收入氏著《半甲集》上册，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4—36页。尽管这一推测并没有直接证据，但惠帝除司马遹外并未见有其他子女，且与贾南风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而司马遹出生于咸宁三年，恰好是武帝病危，发生拥立齐王攸密谋的次年，在时间上亦不无巧合之处。
[198]《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第1457页。
[199]《太平御览》卷一四八引王隐《晋书》：“帝亦以东宫无嫡，有托后之意”，第722页。
[200]《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7—1178页。
[201]《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第1592页。
[202]《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7—1181页。
[203]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269—274页。按王佑此时应该已被放出为河东太守，似不在禁军中。
[204]《晋书》卷四〇《杨骏传》，第1179页。
[205]《晋书》卷四五《任恺传》，第1286页。
[206]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第58—70页。
[207]《晋书》卷三一《武悼杨皇后传》，第955页；《贾皇后传》，第964页。
[208]《晋书》卷三一《贾皇后传》，第964页。
[209]《晋书》卷五七《胡奋传》，第1557页。
[210]《晋书》卷三一《武悼杨皇后传》，第955页。
[211]《晋书》卷三一《贾皇后传》，第964页。
[212]这方墓志最初公布于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69—186页；而较早对其进行录文、考释的是陈直：《晋徐美人墓石考释》，《中原文物》1980年第1期，第25—27页；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一文利用这块墓志对贾后与徐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收入李贞德、梁其姿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92—94页，读者可参看。
[213]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5页。
[214]贾后母郭氏去世前，特别告诫贾后：“赵粲及（贾）午必乱汝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忆吾言。”后不能遵之，遂专制天下，威服内外。更与粲、午专为奸谋，诬害太子，众恶彰著，可见贾后对赵粲信用之深，《晋书》卷三一《贾皇后传》，第965—966页。
[215]《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2页。
[216]《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68页。
[21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620页。
[218]关于张华在西晋政治中的作用，笔者所见最为详密的研究当推廖蔚卿：《张华与西晋政治之关系》，《台大文史哲学报》第22期，1973年，第13—88页。廖文对于张华崛起与乡里网络的关系已有所论述，读者可参看；杨英姿：《张华政治生涯探论》一文对于张华的政治生涯也有简略的梳理，《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0—53页。此外关于张华的经历可以参考姜亮夫：《张华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219]《艺文类聚》卷五八引《张华别传》，第1040—1041页；亦见《太平御览》卷五九七，第2689页，文字略有小异。
[220]《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0页。
[221]《太平御览》卷四七〇引《荀氏家传》，第2160页；亦见《初学记》卷一八引《荀氏家传》，第440页，文字略有小异。
[222]《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1页。
[223]根据祝总斌、陈琳国的意见，此处的庶族一词乃是与宗室相对，而非寒人之意。但张华出身孤寒，缺少在西晋政治中的基础，这一点并无疑义。陈琳国：《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7—20页；祝总斌：《素族、庶族解》，《材不材斋文集》上编，第212—224页。
[224]张华素有知人之名，为其所赏识拔擢者有陈寿、陶侃、左思、张轨、顾荣、陆机、陆云等，从中可以发现张华举人大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吏干，二是不拘门第、多进用吴、蜀之士，以扩张统治阶层的社会基础。
[225]《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2页。
[226]《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太子小名也。鲁，贾谧国也。言贾后将与谧为乱，以危太子。”便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第844页。
[227]《晋书》卷四《惠帝纪》，第89页。
[228]《晋书》卷三一《贾皇后传》，第965页。
[229]《晋书》卷三六《刘寔传》，第1196页。
[230]《晋书》卷三三《何曾传附何劭传》，第999页。
[231]《晋书》卷四《惠帝纪》，第89页。
[232]按《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将此事系于永康元年，恐误。永康元年时，杨济、卫瓘死于政变，其息杨毖、卫庭应皆已牵连遇难，此事当在惠帝继位后不久，第1458页。
[233]阎缵上疏中曾指出：“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疎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可见与太子游处者之身份，《晋书》卷四八《阎缵传》，第1350页。
[234]《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第1458页。
[235]《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裴頠传》，第1042页。
[236]《晋书》卷四〇《贾充传附贾谧传》，第1174页；卷五三《愍怀太子传》，第1458页。
[237]《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3页。
[238]《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裴頠传》，第1042页。
[239]《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第1461页。
[240]关于赵王伦政变与禁军的关系，可以参读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286—295页。
[241]关于寒士的兴起，可参读刘驰：《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六朝士族探析》，第2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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