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论恩斯特·容格尔的散文集《战争与战士》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论恩斯特·容格尔的散文集《战争与战士》^[1]

瓦尔特·本雅明　撰

肖蔓菲　译

莱昂·都德，阿尔封斯·都德之子，^[2]乃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兼法国保皇党的领袖人物。有一次在“法语行动”（Action Francaise）中，他做了一个关于“车展”（Salon de l’Automobile）的报告；这个报告以一个等式收尾，可能有些许出入，就是“车展即战争”（L’automobile c’est la guerre）。这种概念上令人惊异的关联，基于一种对技术制品、速率，以及能源等等之增长的思索。种种这些［技术性因素］^[3]在我们的私生活（Privatleben）中并没有彻底、圆满且适当地被利用，尽管如此，它们急切需要为自己辩护。战争以其破坏力证明，社会现实（sozial Wilklichkeit）还没有成熟到使技术与之融为一体、为其所用的地步，技术亦没有强盛到可以胜任社会的基本力量（Elementkräft）之职；在战争中它们放弃了和谐的共同嬉戏，借此它们便已经为自己辩解。因为无须理睬经济方面的战争因素，人们就能够断言：帝国主义战争最严酷的、最具灾难性的方面，乃源自强有力的技术手段与其提供的微末道德指导之间的鸿沟。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按照其经济上的本性，只会尽可能地使每一种技术之物与所谓的“精神”之物相隔绝，只会尽可能地把技术的思考（technische Gedanken）排除在社会秩序的共同决定之外。每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都将是技术的奴隶起义（Sklavenaufstand）。

今天，诸如此类的面向决定了战争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几乎不指望也不必去提醒这本文集的作者们^[4]意识到这些是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毕竟，他们自己曾经是世界大战^[5]的士兵，并且无论别人如何争论他们，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正在沿着从战争中取得的经验继续前进。因此，在本文集的第1页，看见这种论述的人将非常惊讶，“在何时、为着何种理想、以何种武器展开战斗，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使人讶异的是，作者恩斯特·容格尔凭借这句断言，在一切最可争辩、最抽象的内容之下，与和平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达成了共识。当然，站在恩斯特·容格尔和他的朋友们背后的，不仅是教条成规，而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堕落的神秘主义——纵使以一切人类思想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但是容格尔的战争神秘主义，与和平主义关于和平的陈词滥调竟然并不冲突。毋宁说，即使是患肺结核的和平主义，至少也能在一点上胜过它那癫痫发作、口吐白沫的兄弟，这就是：一种与现实确定无疑的联系，至少也是某些关于下一场战争的概念。

这些作者喜欢再三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ersten Weltkrieg）。他们的经验非常贫乏，远不足以把握战争的现实情况，却习惯于以一种最令人陌生的升华方式来谈论这些情况，并把它们当作所谓的“世界真实”（Welthaft-Wirklichen），这只能证明他们的麻木。在这种麻木中，他们把将来战争的概念确定下来，却对此缺乏足够的想像。这些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先驱们，甚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统一的制服对于他们来说，便是最高的、满心所想的、可见的目的；谁披上了制服这件事倒无足轻重。当我们认识到就当前欧洲军备的水平而言，他们对战争理念的信奉是多么地不合时宜时，这种态度就变得更加昭然若揭。这些作者完全没有察觉到，对于他们来说，包含着存在（Dasein）之最高级显现的物质战争（Materialschlacht），可以免去那世界大战中四处可见的英雄主义的鄙陋徽记。本书的撰稿人显然对毒气战兴趣不大，但毒气战却将给予未来战争以新的面貌，那就是新技术运动永久地取代军人素质；带走了一切行动的军事特征；所有的战争都变成了记录。这种战争最显著的战略特征在于，它将作为一种进攻性的战争，被独特地、最极端地开展。我们知道，对于空气中的毒气袭击人们没法充分地防御。即使是像毒气面罩之类的个人保护装置，也不能抵挡芥子气和列微子气（Levisit）。人们不时地听到某些所谓“让我们恢复信心”的东西出现，比如一项敏感的听力装置被发明，它能在很远的距离探测到螺旋桨的旋转声；接着几个月以后，一架无声的飞机又被发明了。毒气战将不断地刷新纪录（Vernichtung-Srekorden），并被卷入一场无法想像的高度冒险。尽管在战争开始之前人们会发布宣告，但战争是否会在国际法律的界限之内爆发，这一点是可疑的，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将不再顾虑这些限制。自从毒气战已显然泯灭了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别起，国际法律最重要的基础就消失了。上一次大战已经显示了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整体无组织性，而它开展的方式，预示了自身变成一场无止境的战争的危险。

1930年，恩斯特·容格尔写下的关于“战争与战士”的一些东西，忽视了这一切；这不仅是一件新奇事，而且是一种征兆，是导致狂热崇拜，以至于将战争神圣化的一团孩子气（Knabenhafte Verschwärmtheit）的征兆；施拉姆和云特^[6]尤其是其先驱。这种新型战争理论最堕落的源头，是昭然若揭的；不过是对于“为战争而战争”（l’art pour l’art to war）这一论题毫无节制的改写罢了。但这些教条即使在其起源之地，也已被那些普普通通的行家们嘲笑不已，而遑论它们在新阶段的使人羞愧的前景了。谁能想像马恩河战役（Marneschlacht）的一个老兵，或是在凡尔登战役中战斗过的某个人阅读如下论述：“我们在非常不纯的原则下进行这场战争……真正的人与人、群与群之间的战斗变得越来越少了……前线人员当然经常使得战争缺乏艺术感……尤其是在军官和士官人员的队伍中，一切庸人的思想，包括大众（the masses）、更少的鲜血、务实的资产阶级思想等，使军人不朽的贵族气息日遭毁坏。”有谁听过比这更错谬的论调么？有谁见过落在纸上而比这更愚昧的论调么？有谁能说出比这更失体的话么？作者完全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一种新闻记者的气质，即罔顾过去地利用当前现实的粗糙、彻底的草率——尽管它通篇谈论着终极和原始。的确，他们给出了战争的文化因素。他们知道神权政治的团体。现在容格尔之流又妄图使这些沉渣再度泛起、回归战争的高潮；这是多么地疯癫。同时，让这些战士在其智性层面上认识到一位犹太哲学家——埃里希·昂格尔^[7]，已在他们错失的路途上迈向何种境界，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倘若他们立足于犹太历史的具体史实，并具有一些［即使］成问题的正义感，再作出他们的观察，那么这些观察将使在此被引发的血腥阴谋化为云烟；然而，要他们明白这是何种程度上的事实，亦相当困难。这些作者无法使任何事情清晰明了，不能以事物的真正名称道破它们。战争“排除了总是萦绕在头脑中的经济因素，在战争的理性中存在的，是非人的、无限的、巨大之物，让人联想到火山喷发的过程，一种自然力的爆发……由一种极其深刻、使人折服的统一力量引导，生活的巨大幸福，如今被引向了已然神圣化的战场，在远远超出当前认识范围的任务中被耗尽”。只有一个陷入窘境的情人会如此饶舌。实际上，这些作家在诸思想面前同样败退。人们必须不断地把他们推回到这些困境前，而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一战”战场上死去的德军士兵

无论是他们在此屡次谈论的“终末”战争，还是最近的这场战争^[8]，要害在于，战争被说成是德意志民族的最高显现。应该认清，在他们“终末”战争的背后，隐藏着狂热的战争崇拜理念，就像在最近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技术战争的理念；当然还应该看到，这些作者几乎没有认知到这层关系。但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些特殊的地方。它不仅是一场“物质战争”，还是一场失败了的战争。在此意义上，它是德国之战。其他人可能会宣称，他们将使战争脱离其最内在的本质。但是，在脱离了其最内在本质的战争中失败，对这一事实他们哑口无言。在战争争论的当前和最新阶段，特殊的是出现了自1919年以来震动德国的新奇断言：战争的失败正是德国的本色。人们可以称之为“最新阶段”，因为这种忍受战争失败的尝试，显示了一种清晰的模式。他们开始着手于这项行动：通过一种掺入了普遍人性（Allmenschliche）的歇斯底里强化的认罪，将失败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胜利。政治形势与西方的没落之宣言相得益彰，而这种政治形势，正是由表现主义先锋派掀起的德国“革命”的忠实反映。随后出现了忘却这场失败战争的努力。资产阶级背过身去沉睡——有什么枕头比那新奇的断言更催人欲睡呢？这么多年经受的恐怖，变成了枕头中毛茸茸的填充物；沉浸在其中，人们忘却了烙印般的伤心之事。为了挣脱这泥淖，我们在此能采取的行动，就是把这场战争的失败看得比战争本身严重得多。赢得或失去这场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两个词的双重含义是多么异乎寻常！第一层含义，当然涉及战争的结果；但第二层含义，当我们说“赢了”或“败了”时，它们造成的回响和共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整场战争——随着它结果的改变，整场战争的情况和意义都改变了。可以说，赢者把战争握在手心，败者则被战争遗弃；赢者为他自己赢得了战争，使它变成了他的财产，败者则不再占有这场战争，他必须远走他乡。不仅必须远离战争，还必须远离任何最细微的盛衰浮沉的力量，远离棋局厮杀的微妙的每一着，远离任何最遥远的行动。赢得还是失去一场战争，影响如此深远，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规则［往下推理］，它甚至将影响到我们生存的结构，以至于我们整个的生活，在符号、意象、源泉等各方面，都变得更优裕或者更贫穷。我们已经失去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之一，而整个德意志民族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都与之紧密相连，我们必须这样衡量这次失败的意义。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指责，容格尔之流对此未曾予以考虑。但是，他们是怎样接近可怕的战争的呢？他们一直不曾停止战争。当不再有任何真实的敌人时，他们仍然歌颂对战争的狂热崇拜。他们顺从资产阶级心血来潮般的欲望，一种加剧这日薄西山的帝国之没落的欲望，正如一个学童渴望一滴墨渍盖住他出错的地方。他们传播没落，随身所至皆布道没落。不要说紧紧地盯着战争的失败，他们甚至连瞥一眼也没有。他们总是最先、最激烈地反对沉思和思索。他们错失了战败者所拥有的一些伟大的机会，比如俄国曾把战争转移到其他领域；直到时机须臾即逝。“战争快要被‘经营管理’，而不再是被‘引导操纵’了”，作者之一抱怨道。这大概有待于德国“战后时期”（Nachkrieg）来纠正。“战后时期”既反对之前的战争，又反对平民，因为人们似乎到处都能瞥见平民的印记。不过最重要的是，那些令人憎恶的战争中的“理性”因素要被清除。无疑，这支队伍身处芬里厄狼^[9]复仇之心所生的臭气中，但是与黄色十字纹的榴弹散发出的芥子气相比，这臭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座座兵营中的兵役和简陋的出租格屋中的赤贫家庭面前，原始日耳曼的命运魔法成为腐烂的霉菌。即使未曾遭遇唯物主义的分析，它也将在一种天真无邪的感受前不堪一击，这感受乃由自由的、会意的、真正的辩证精神产生。就像佛罗伦斯·克里斯蒂安·让^[10]，他的一生比这些陷入绝境的害群之马更昭示着德国的典范（Deutschheit）；他写下永恒的句子与他们对抗，其语曰：“［对于］命运信仰中的恶魔，人类的善是徒劳的——在抗拒的昏暗之夜，滔天大火烧尽了光明之力量的胜利……在战争之死亡的信念中，意志的荣光闪耀着，为了理想弃掷生命，视死如归——这盘旋在我们上空已千年的乌云密布的夜晚，没有星光，只有茫然和使人困惑的闪电指引着道路，在此黑夜之后，包围着我们的惟有愈加的黑暗：这种世界死亡（Welt-Tod）而非世界生息（Welt-Leben）的恐怖世界景象，其恐怖被德国唯心主义减轻，后者认为在所有的乌云之后，终究会有满天繁星。唯心主义这种基本的德国精神倾向，在其深处缺乏意志（willenlos），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说的就是一种躲藏、一种胆怯、一种无知无觉、一种不生又不死的欲望……这是德国人对待生命的一半姿态：是的，当生命不值一文时，或在复仇的一瞥中，或在遗族已得到照顾的境况下，或短暂的牺牲将被永恒的荣光照射，生命便可以抛弃。”

然而，在同一篇章的其他论述中，让的言语可能听上去与容格尔之流颇有亲缘：“准备赴死的两百个军官，可能就足够镇压柏林革命了；其余各地也一样。但找到这种人等同于海底捞针。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愿意去营救，但是现实中没有谁很想出风头，以独占鳌头，或独自行进。他们宁愿自己的肩章烂在大街上。”显而易见，写下这段话的人，乃是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得知了会聚于此书的这帮人的态度和传统。也许，直到他们发明出“物质战争”的言语之前，他还一直与他们共享着对唯物主义的敌意。

如果说在战争伊始，是国家的秩序支撑了唯心主义；那么随着战争持续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军队依赖于征用物资，那些与其说是世界大战的行伍、不如说是“战后时期”的执行者的人，随着他们的英雄主义变得愈来愈了无希望、致命和脆弱，光荣和理想要从愈来愈遥远的、模糊的地方才能被唤醒，他们的立场就变得越来越刚硬顽固。在他们的演讲中，每三个词就会冒出一个“立场”。谁会否认士兵的位置也是立场之一呢？然而语言是每个人、每种位置的试金石，而不像人们常想到的，只是被指责者的试金石。但在此密谋的这些人自身，却没有通过语言的检测。容格尔可能会附和17世纪高贵的业余爱好者，说德语是一门原始语言（Ursprache）；但当他补充到，语言激发了文明和富有教养的世界中的不信任时，便泄露了［他的背叛］。当然，这个时代的战争“感受”到了他们带来的“好处”。当人们把作为“强力的修订者”的战争摆在他们面前，禁止他们架空“已经检验的结局”、对他们过分期望，然而他们“在堂而皇之的掩饰背后”，却紧紧盯着“废墟”时，怎么能用他口中的乡下人（Landleute）间的不信任来衡量这种不信任呢？但是比这些过错更可耻的是，给予这些极其庸俗的想法以流畅的风格，其流畅甚至能使任何报刊的社论自惭形秽；而比这种流畅的风格更令人痛心的，是平庸的内容实质。我们读到，“死去的人在死亡中从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去往了极乐世界，从一个一时显现的德国去往了永恒的德国”。这个“一时显现的德国”当然是声名狼藉的，但如果我们只依赖那些满口援引它的人的证词，“永恒的德国”也将面临糟糕的情况。他们多么轻易地倒向“坚固的永生之感”，确信人们“过分夸大了终末之战的恐怖一面”，并建立起“热血在内心沸腾”的象征呢。充其量，他们不过为他们在此赞美的战争而战斗。然而，我们不能忍受任何一个除了战争一无所知的人谈论战争。我们会以我们最激进的方式质问：你来自哪里？关于和平你知道什么？你曾在一个小孩、一棵树、一种动物或你巡视田地的经验中，体验到和平吗？如果没有等到你的回答，我们会说，“不！”那么你并不由此就不再能够赞美战争，你可能比现在更充满激情；但你不再能以这种方式赞美它。福丁勃拉斯^[11]怎么能够忍受战争呢？从莎士比亚的技巧中人们可以推论出他可能是如何忍受的：正如莎士比亚乃是通过展现罗密欧起初对罗莎林德（Rosalinde）的爱，进而在充满激情的白热化场面中，揭示罗密欧对朱丽叶更深的爱；他可能在开始时为福丁勃拉斯准备了热情的对和平的颂词，它们仿佛流着牛奶和蜜般迷人甜美；但当最后他提高嗓门、愈加充满激情地称颂战争时，每个人都将战栗地惊愕——从整个地为和平的福气占据，到将他的身心皆献予战争，驱使着这个人转变的那股强大的、不可名状的力量是什么？这里没说。这正是职业海盗们的做法。他们的世野燃烧着，却非常狭窄。

在熊熊大火中他们看见了什么？这儿我们托付给F．G．容格尔吧。他们看见了一种转变：“精神的决定之线横穿过战争，伴随着战争经历转变的，是战士们经历的转变。人们若将1914年8月士兵们明亮的、无忧无虑的、满腔热情的脸，与1918年物质战争的战士们（Materialschlachtkämpfer）灾难性的筋疲力尽、憔悴、难以安抚的紧绷的脸对比，这种转变将显而易见。战争之弓越拉越紧，直至崩裂；在这战争之弓的背后，他们的脸让人永志不忘。随着强烈的精神骚动、痛苦道路上一站又一站、一次又一次战斗，它们不断被塑形又变形。他们的每一张脸都是难以辨认的，是指向着每一次劳累的、精疲力竭的歼灭战的符号。由此出现了那种士兵：他们受教于艰难的、清醒的、血腥的、连续不断的物质战争。天生的战士的坚韧刚硬、孤独的责任以及精神的流放，是这士兵的标记。在不断前行、日益深化的斗争中，他证明了自己的斗志。他追逐的路径狭窄而危险，但这是通向未来的惟一路径。”无论人们如何被这些书页里确切的构想、真挚的语气或坚固的理性所触动，这里遭遇的真实［情形］，乃是恩斯特·容格尔的“总动员”（total mobilgemachte），或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所谓的“前线的风景”。最近一个自由主义的记者，试图在一篇短文中赶上这种新的民族主义，题目是“长久时间孕育的英雄主义”（Heroismus aus langer Weile）；如人所见，还差点儿。那种士兵是真实的，是世界大战幸存的目击证人，的确是“前线的风景”；前线是他真正的家乡。在“战后时期”中他们应该受到捍卫。这样的“风景”迫使人们注目。

人们应当尽可能憎恶地说：由于“总动员的风景”，德国人对自然的感觉有了意想不到的高涨。和平的先驱们，那些敏感的定居者，已经从这片“总动员的风景”里撤离。任何人如能俯瞰战壕边缘，那么周围一切就都成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地带：每一个弹坑都是一个问题，每一根铁丝都纠缠着一个矛盾（Antinomie），每一个倒钩都牵连着一个定义，每一次爆炸都意味着一个设定（Setzung）；白天，天空是钢盔内的宇宙，到了夜晚，便成了头顶的道德律令。技术显现在燃烧着的标语和战壕的火焰中，而后者描摹出德国唯心主义下英雄队伍的面貌。他们走上了歧途：被他们视为英雄的队伍的，曾经是希波克拉底^[12]的队伍，而今乃是死亡之伍。他们深深地浸透了自己的堕落，自然的世界末日景象，将他们带到一片沉寂——尽管它曾使他们喧哗不已。新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信奉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这种形而上概念中的战争，正是这样一种企图，在技术中神秘地、无中介地释放唯心主义眼中自然的秘密；而不是就人类对事物的布置，间接地使用和点亮自然。“命运”和“英雄”就像歌革和玛各^[13]一样，占据着作者们的头脑，牺牲品不仅是人类的未来，还有思想的未来。在这些摩洛火神——它显现为不间断发射炮弹的42厘米的迫击炮——磨损的牙齿间，任何清醒的、清白无瑕的、天真的、人文主义的东西，都结束了。

有时这些作者会感到，将英雄主义与物质战争连在一起有点儿牵强。不过这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比他们满腹牢骚地喋喋不休更揭示一切了。这些抱怨暴露了他们对“战争的形式”和“无意义的机械的物质战争”的失望，有些高贵的跟随者“显然已经对此感到无聊起来”。如果他们中的一个或其他人尝试直率地正视问题，就会发现他们的英雄概念暗中改变了非常之多。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赞美的严厉、克制、执拗的美德，实际上多么近乎那些被证实的好战分子，而非士兵的品德。这儿发展着的乃是可靠的法西斯主义阶级战士，他们最初伪装为世界大战的志愿兵，之后又伪装成“战后时期”的雇佣兵。这些作者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下理解的，是由这样一个阶级构成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逃避了向任何人（乃至他自己）解释其行为的责任，摆出生产者的斯芬克斯的面貌（Sphinxzüge），端坐在顶峰；他们马上承诺，他们是其商品的惟一消费者。伴随着斯芬克斯的面容（Sphinxantlitz），这种法西斯分子的国家，乃是老的自然秘密之外的新的经济的自然秘密（ökonomisches Naturgeheimnis）。新的自然秘密，在这些作者的巧辩当中远未得到澄清之前，便表现出最具威胁的面孔。在自然的和国家的这两股力量形成的平行四边形中，战争成为它的对角线。

“国家对战争的控制”这个问题，出现在这一卷最好的、论据最充分的一篇文章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神秘的战争理论中，国家本来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驯养人角色（Bändigerrolle），在和平主义的字典里完全不能理解。国家的结构和部署使自己适应这股神奇的力量——看上去亦值得如此——即国家自身必须在战争这件大事中动员起来；这是国家的要求。否则它就无法成功地使战争朝它想要的目标发展。面对战争，国家权能的失效，煽动着作者们汇集于此，臭味相投，开始他们独立的思考。他们的形式可谓雌雄同体，在战争结束时，他们既可以是情深意厚的同志集体，又可以是国家权能的正规代理处，眨眼之间又凝固成独立的、无政府的佣兵部落。这群人提供给通货膨胀的金融资本家们以必需品，后者财产的可疑担保人起初似乎是国家。通过私人机构或德国国防军（Reichswehr），这些人就像大米或萝卜，随时都能为其所用。实际上，眼前的文字就像面向佣兵，或者更好些——面向佣兵队长的新型招募告示的截取篇章。作者之一在他的文章中坦率地解释：“三十年战争中勇敢无畏的士兵出卖了……自己的躯体和生命，相比于仅仅出卖一个人的观念或才能，这种行径一直都要高贵得多。”当然，当他补充到德国“战后时期”的雇佣兵并非出卖（verkauft）自己，而是献身（verschenkt）时，也应当按照他对这一支队伍领受更高的薪饷的评论来理解。薪饷给大部分的这些新战士打上了烙记，就像手工业的技术化之必然性决定了他们一样。统治阶级的战争工程师，［在他们自己眼中］与身着晚礼服的领导人员是同等的。上帝知道应该严肃对待他们对领导能力的设定，他们的威胁并不是荒谬的。在驾驶着一架装满毒气弹的飞机的飞行员身上，这领导能力体现为一切的绝对权力。这绝对权力在和平年代散布在成千的办公室主任身上，它意味着可以切断一个平民的灯光、空气和生命的力量。这个纯朴的轰炸机飞行员，在高空的荒僻之处，只与他自身及上帝相伴，为了他身负重病的上级即这个国家，拥有着代理权；不管他在哪儿签下他的大名，那都将寸草不生。那便是作者心目中“帝国”领导者的形象。

在德国挣脱在此遭遇的美杜莎般的组织之前，后者仍期待着未来。也许放松些会更好。这并不是说，要充满友善的鼓励和爱，像这些文章中不具备的那样，也不是说要充满辩驳，走上驳倒一切的辩论之路。庆幸的是，人们拥有语言和理性一直给予的光的力量，去校正那“原始经验”（Urerlebnis）。从“原始经验”的麻木愚昧中，世界死神（Weltentod）的神秘主义，［就像一只蜈蚣］凭着它千万只其貌不扬的“概念之脚”（Begriffsfüβchen）爬出。这场战争，如被语言和理性给予的光揭穿，则既不是这些新德国人崇奉的“永恒”之物，也不是这些“和平论者”如痴如醉谈论的“终末”战争。实际上，战争仅是如此——为了纠正各民族［国家］（die Völker）的无能，战争是令人担心的最后一次机会；即按照他们通过技术占据自然的关系，来安排各民族相互之间关系的机会。如果这种纠正的努力失败了，数百万的人类躯体将真正地不可避免地被剁成肉酱，被铁和天然气吞噬。但即使是那地府的恐怖之神（chthonisch Schreckensmächte）^[14]的习性（Habitatués）——在背囊中装着他们的克拉格斯^[15]——也不及大自然允诺给与其说好奇不如说清醒的孩子们的十分之一。这些孩子在技术中占有了幸福之钥，而非对没落的崇拜。因为他们的这种清醒，他们将拒绝认可下一次战争乃是一次具有魔力的重大事件，并由此证明他们的清醒；相反，他们将发现日常生活的景象，且因为这发现而在国内战争（Bürgerkrieg）中发生转变。这一切都在马克思主义的诡计的实行过程中。独立于这些昏暗阴森的鲁内符咒（Runnenzauber）^[16]，马克思主义的诡计已经孕育成熟。

【注释】

[1]本文译自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vol．3，ed．by Hella Tiedemann-Bartels（Frankfurt a．M．，1972），S．238 250。参考英译本“Theories of German Fracism：On the Collection of Essays War and Warrior，ed．by Ernst Jünger”，trans．by Jerolf Wikoff，New German Critique，no．17，Special Walter Benjamin Issue，Spring，1979，pp．120 128。本文最初发表于Die Gesellschaft，7（1930），vol．2，S．32 41。20世纪30年代，政治评论集《战争与战士》出版，其作者恩斯特·容格尔等人随之声名鹊起，广受关注和欢迎。本雅明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其文章激情澎湃的文笔背后危险的思想倾向，遂做此评论。——编者注

[2]莱昂·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法国记者、作家，龚尔古文学社（Goncourt Literary Society）成员，活跃的君主制主义者。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法国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小东西》《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

[3]［　］中内容为中译者补充。

[4]指《战争与战士》的作者恩斯特·容格尔等人。

[5]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6]施拉姆（Wihelm von Schramm，1898—1983），曾任德国军官、记者、军事作家，其“战争的创造性批评”（Schöpferische Kritik des Krieges）一文发表在《战争与战士》中。云特（Albrecht Erich Günther，1893—1942），与恩斯特·容格尔同时期的德国政治评论家，其“知识分子和战争”（Die Intelligenz und der Krieg）一文也发表在《战争与战士》中。

[7]埃里希·昂格尔（Erich Unger，1887—1952），奥斯卡·戈德堡（Oskar Goldberg）圈子的成员，这个圈子致力于卡巴拉的研究和从神奇的、神秘主义的角度批判经验主义。——英译注

[8]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9]芬里厄狼（Fenriswolf），北欧神话中被上帝用魔绳绑住的大狼。

[10]佛罗伦斯·克里斯蒂安·让（Florens Christian Rang），瓦尔特·本雅明的好友，直到他1924年夭亡。他吸收了本雅明的德国具有本真的、根本的精神的理念。——英译注（本雅明曾说，让的去世，导致其《德国悲苦剧的起源》失去了“惟一一位真正的读者”。——中译补充）

[11]福丁勃拉斯（Fortinbras），本是《哈姆雷特》中的一个角色。哈姆雷特在出国的路上，看到挪威王子福丁勃拉斯率领一支军队“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哈姆雷特》第四幕第四场）

[12]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古希腊著名医生。传说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瘟疫，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时，他却孤身前往调查及救治。

[13]《圣经》中歌革和玛各统治下的国家必与天国争战。

[14]如克托尼俄斯（Chthonic），希腊神话中的地神，汉语常译为“闪灵”。

[15]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6），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笔迹学家，关注远古意象（Urbild）在现代生活中的经验对应。早期本雅明是克拉格斯的狂热追随者，但他对克拉格斯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16]鲁内文（Rune），日耳曼民族最古老的文字。本雅明大约在此微妙地影射恩斯特·容格尔等对“原始经验”的追求。